亚文化“风格”背后的风景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胡疆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青年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中国重新焕发意义，这可以从霍加特“文化是普通平凡的”以及霍尔“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的”两句经典话语琢磨出一些味道。粉丝文化、微博段子、恶搞娱乐以及网络文学的全方位覆盖，均以青少年这一庞大受众作为载体，而分析影响力颇大的青少年社会文化现象，急需合适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基座以支撑。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伯》一书提到，“风格”之于霍尔是“吸引人的关键要素，要理解风格，不能忽略的是亚文化‘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78页）。而对于亚文化“风格”的定义，菲斯克的论述更为具象：“风格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是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具体看来，《伯》将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归纳为一种倾向于产生“组织化”的趋势——“亚文化团体的成员围绕特定的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在特定的地方活动，使用内部成员通用的音乐、服装和说话方式。”（79页）霍尔在长论文《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中明确指出，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认为，尽管无赖青年、光头党、褪色牛仔裤等外在形式和佩戴装饰显眼张扬，但这些并不是“风格”，霍尔进一步论述道，“制造出一种风格要依靠风格化的行动，他们产生了一种组织化的集体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一致而独特的‘生存之道’之中”。以一句美学研究的口头禅为例，胡疆锋指出，伯明翰理论认为风格常常是“有意味的形式”，其重点在于“形式”基础之上的“意义”，正如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菲尔·科恩一直尝试的那样，他着重分析的并非亚文化青年们扎眼的外在表象，而是探索导致“风格化”产生的象征性建构方式。

“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化”，主要体现在“窃取”与“拼贴”两个具体表现形式，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通过具体案例形象描述了“窃取”与“拼贴”的形象过程。当今年轻人发明的新鲜网络用语广泛流行——“喜大普奔”（即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艰不拆”（人生已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必拆穿）、“累觉不爱”（太累了，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不明觉厉”（虽然不明白，但觉得很厉害）、“啊痛悟蜡”（啊，多么痛的领悟！其后加上网络特有的“蜡烛”表情）、“男默女泪”（看了令男人沉默，女人流泪）、“细思恐极”（仔细想想，恐怖之极）——诸如以上“拼贴”形式形成的网络用语，已迅速占领了年轻人交流的网络、移动社交工具，并且其传播呈现快速更替的特征。例如，曾经的“OUT”等流行的网络词语也已经“OUT”了，网络用语正在不断更新换代并且来势汹汹。究其原因，这些流传较广的词语，带有将严肃事件娱乐化的普遍特质，其往往以四个字来代替过去数十个字才能完成的形容词，使得传播这些词语的年轻受众感受到对过去传统教育中语言习惯的颠覆感，在严肃话题中寻觅娱乐效果的满足感，甚至有将平淡情感狂欢化的兴奋感（例如“喜大普奔”四个字明显产生群体性的狂欢仪式意象），以及年轻人自身产生的、能够对抗父辈传统的权力感（例如“人艰不拆”四个字，激发出年轻人未曾经历过的、但却极度渴望能与父辈拥有的“阅历”相抗衡的沧桑感）。这种以“拼贴”形式完成的亚文化风格，令这些年轻人获得了以娱乐语汇释放内在压力的自我补偿，他们因这些新鲜词语产生“共鸣”，聚集到一起，当家长们对产生自己过高的期望时，青少年以亚文化网络语言的创造，疏解了这一父辈期望带来的压力，因此，这些带有强烈拼贴性的亚文化语言才会快速得到青少年的认同，并得以迅速传播。

可以说，当代中国的“青少年亚文化”现象正迎来极为重要的研究阶段。胡疆锋先生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归纳出翔实的青年亚文化经典理论，其对青少年成长教育问题、商业问题尤其是以艺术文本为主体的商业产品营销方法、边缘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收编与扬弃的问题、粉丝炒作现象如何被深入认识问题等，都引发了普遍性的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