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知语境与互文性

摘要： 互文性的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已经在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知语境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文本操作过程中，译者为避免直译原文招致意义损失而采取的一些翻译补偿手段的实质上就是设法人为地、暂时地改变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产生同样的语境效果，从而达到传通互文性的目的。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在翻译中的传通是一个变量，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本文指出，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是客观事实，而文化交流促进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从而有利于互文性的完整、有效的传通。在当今的网络和读图时代，视觉文化的冲击使互文性的传通呈现新的状态。

关键词： 互文性 认知语境 传通

1.引言

互文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互文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尤其是两位代表人物：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巴赫金（Bakhtin）。虽然此二人都不曾直接提出“互文性”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论述都体现着“互文性”的思想。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iva）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即“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引文拼嵌而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Hatim，1990：125）在此之后，“互文性”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诸多领域中，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翻译研究等研究领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文观念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国外对于互文性在翻译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言学的范畴内，其中的突出代表有以下几派，一是Hatim和Mason，二是Sperber 和Wilson，三是Fairclough。Hatim和Mason从符号学角度，将互文性与意图性联系起来。意图性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认为在翻译中首先要保留的是符号意义（semiotic status）。他们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协调者（mediator），在协调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分析原文中各种符号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和作者的连贯手段，挖掘出原文的修辞意图，最后在译语中充分表达出来。Sperber 和Wilson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互文性对于语言交际的控制作用。

近十年来，国内翻译界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在互文概念关照下的微观实践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论文和专著数量形成一定规模。许多论文集中在对于互文性理论意义的探讨上，如《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互文性理论之于翻译学研究：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等。还有相当一批着眼于互文性概念对于翻译实践（微观层面）的启示，如《电影片名的互文式翻译》、《互文性理论与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等。笔者经过综合分析发现，目前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互文性的解构功能，对于互文性的建构功能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地认识互文性的基本特征即动态性，尤其是对于认知语境（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与互文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充分、深入的研究，对于认知语境在语篇（互文性）生成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认知语境是Sperber与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正是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的著作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提出了认知语境概念。互文性是寻找关联的最佳例证。

以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国内还较少，笔者搜集到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是杨梅的《认知语境与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文章认为广告语篇由于自身的特点，互文性特征尤为明显；广告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参与并起决定作用的过程。论文着重探讨了认知语境在理解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中的动态参与过程，并提出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广告交际效果。第二篇是吴军超的《认知语用视角下的互文翻译策略》。文章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提出为了确保原文和译文的互文连贯，译者应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虽然两篇文章都涉及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关系，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阐述不够清晰。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Sperber，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认知语境作为一个变量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认知语境在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在翻译中的传通同样是一个变量，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

2.认知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在具体的情景下凡是对话语意思产生影响的各种语言成分的前后逻辑联系及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都称为语境。最早提出语境观的是波兰籍人类学家（B. 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朋友“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斯（R. Firth）吸收了他的很多观点并提出上下文（co-text）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之后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A.K. Halliday）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语境理论并提出著名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此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erman，1968）和海姆斯（Hymes，1972）也做过研究。

在认知语境概念提出来之前，各种研究都将语境看做是客观存在，先于交际而存在，可称之为传统语境研究。传统语境把语境视作静态的事物，将交际双方视为被动的参与者，视主体与客体为绝对的二元对立，把语境看成是事先确定的常项。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是Sperber和Wilson把认知引入语境的研究，引发了语境的“认知转向”。1986年《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 Cognition）出版，在书中Sperber和Wilson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提出认知语境概念（cognitive environment，就是今天所说的认知语境），并系统阐释了认知语境在话语生成与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86，2001：39）。

认知语境是在传统语境的概念上发展来的，弥补了传统语境的欠缺和不足，在研究语境问题时，把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结合起来。认知语境把传统语境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化和认知化，不但包含传统语境研究的内容，而且包含语言使用者大脑中所有关于世界的假设及认知处理能力，形成一个心理建构体，为语用推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传统语境相比，认知语境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语境对于语篇理解的作用机制。

许多学者都有关于翻译认知语境的论述，如哈蒂姆和梅森（Hatim &Mason）、罗杰·贝尔（Bell）等。就整体而言，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形形的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中，解构主义译论主要关注翻译语境中静态的、客观的语言和信息层面；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译论主要关注翻译语境中的社会、功能等层面；文艺学派译论关注翻译语境中的个性、动态的审美和艺术层面；文化学派译论重视译语语境的文化层面及意义变异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有不少的翻译研究者把研究视野聚焦在语境与认知语境上，例如朱文振的《翻译与语言环境》、郑诗鼎的《语境与文学翻译》、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程永生的《描写交际翻译学》、栗长江的《文化翻译语境化探索》。另外，吕萍、彭利元等学者的博士论文专门论述了翻译的语境及其关系。专门探讨认知语境的论文也有不少，如《略论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胡霞，2004）、《译者认知语境与文学形象翻译》（任庆梅，2007）、《语境的三维层面与翻译》（赵丽娜，2010）、《论认知语境动态建构中的隐喻和转喻思维模式》（周红辉，周昌乐2009）等，从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的基础、视角、过程，对文学翻译的启示等方面做了有益的研究。

对于认知语境的概念和特征，众多学者已经达成以下共识：认知语境又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指的是心理上可以显映（manifest） 的事实或假设（亦即信息）的集合，通常由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与词汇信息构成。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它具有动态的特征，就是说认知语境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不断选择、重新建构的结果。读者在认知语境假设的基础上，运用逻辑知识、百科知识和语言知识进行推导，获取语境效果，推导出话语的含意，理解作者的交际意图。实际上，交际过程就是读者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一个人总的认知环境是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一个人的认知环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属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

认知语境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正是这些假设，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了话语的解释。物理环境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只有通过交际主体的认知努力才能被激活从而产生意义，即变成认知语境的组成部分。多种因素造成认知语境的差异性。“我们并不能建构同样的心理表征，因为一方面我们狭义的物理环境不同，另一方面，我们的认知能力不同……因此，即使都享有同样的狭义的物理环境，但我们所称之的认知环境仍然不同。”（2001：38）作为认知语境要素之一的物理环境无疑是不断变化的，这里更关键的是认知能力的不同。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储存信息（memorized information）（Sperber & Wilson，1981：3）。储存信息包括互文性产生所必需的前文本和百科知识等。因此，认知语境无疑是因人而异的。

3.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生成机制：前文本、互文指涉、推导

翻译的过程至少包括理解与表达两个主要阶段，原文的理解阶段有译者参与，译文的理解由读者完成，互文性至少涉及两个文本，即原语和译语文本，各阶段均有认知语境参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过程中，认知语境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前文本、互文指涉、推导。具体说来就是，认知语境的不同就意味着对前文本的占有不同，从而产生互文指涉的差异，进而决定能否做出正确的推导，达到交际目的。

在翻译活动中，源语和译入语的读者处于不同的认知语境中。源语的作者和读者因为享有共同的物理环境和文化，他们的认知语境趋向于相同；译入语的译/读者不仅处于不同的物理环境中，更因为处在另外的文化中，他们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和读者不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可能会不同。换个角度说，就是文本的互文性及译本的互文性在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包括首先作为读者的译者）那里呈现不同的状态。如果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信息的传递过程，那么文本的信息在从源语到译语的传递过程中无疑将受到认知语境的限制。

互文性的种类包罗万象，同一文本的互文性可能包括许多方面，而要达到成功交际则必须以传达意图性为首要前提。意图性决定互文性。对译者而言，“应该纳入考虑的，不是原文使用某种衔接手段，而是使用这种手段背后的目的”。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指出互文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机械的过程，任何文本都不是其他文本的碎片的简单组合，甚至对其他文本的偶然的指涉都不能称作互文性。引用、参照等，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进入特定文本的。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s）实际上是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的交际过程。这种互文指涉的动机可以用文本功能或者整体的交际目的来解释，或者说是作者的意图，即语篇的意图性。一个成功的交际最起码的条件是能够将传讯者的意图成功地送到受讯者处。Chomesky的造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语法上是正确的，然而它不具备意图性，故不能构成话语的交际。在翻译中，情形亦如此。意图如果不能在译文中得到体现，那么，这一译文很难说是成功的。意图要蕴涵信息度才能凸显，信息度的强或弱则是决定意图传送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区分一个语段或文本是话语还是非话语，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意图性。互文性是文本的基本性质之一，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正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必然涉及互文性的理解、把握。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对原文作者的意图的把握能够识别意图的读者有可能做出正确的互文推导（intertextual inference），文本的互文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传达。只有使读者识别这个意图，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才能实现。换言之，在翻译中，为使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译者必须设法将原文的互文性传达给译语读者。从交际过程来看，在作者一端互文指涉是明示，而在读者一端是推理。但是，正如Hatim和Mason所指出的，源语和译语的读者因为处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中，他们推导的能力和结果必然不同（“Operating in different cognitive environment，ST and TT readers are not equally equipped for the task of inferencing.”）。（Hatim & Mason，1982：93）由于缺乏必需的前文本，译语读者不能做出正确的互文推导（intertextual inference），作者的意图得不到实现，文本的意义无法构建，这正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诸多困难产生的根源。因此，译者必须为译语的读者补充互文推导所必需的前文本，原文的互文性在译文中得以实现或传通，原文的意义才能得以构建。以下举例说明：

例1：The so-called smoking-gun tapes that had caused Nixon’s resignation were released in August， 11，1974.They are ones that contain the incriminating conversation on stonewalling Congress and paying hush money to the hired hands who executed the ill-fated Watergate break-in. （Time，Jun，17，1991，27）

译文：造成尼克松辞职的所谓“确切证据”录音带在1974年8月公开。这些带子内有构成犯罪的对话，谈的是如何阻挠国会调查，以及付钱买通当初雇来侵入水门旅馆的人员，让他们三缄其口。（旋元佑，1998：250）

例2：Just like Pygmalion loved the perfect woman he had fashioned，so I loved Polly...I ground my teeth.I was not Pygmalion；I was Frankenstein， and my monster had me by the throat.

译文：犹如（善雕刻的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他自己雕刻的美女一样，我对波利一往情深……我切齿痛恨的是：我没有像皮格马利翁（那样感化了他的雕像），却成了弗兰肯斯坦因，被自己（造就）的魔鬼卡住了脖子。（陈淑华，1990：192；392）（括号为笔者添加）

例1中的“smoking gun”是英美侦探小说中的一个常用词语，意为当场捉住。这个前文本对于英语文化的读者比较熟悉，他们会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用意，即指那些录音带是铁证，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汉语文化中的读者来说，这个意象很陌生。如果不加处理，硬译过来，读者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译者直接将作者的意图译出，舍弃了枪的意象，用“确切证据”代替枪的意象，读者反而能够理解原文要传达的意义，但是这个过程中原文的互文性完全丧失，原文所承载的信息在到达译文读者那里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缺损，这不能说不是翻译艺术的缺憾。例2中皮革马利翁和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构成互文的前文本，读者需要拥有理解文本所必需的前文本才能推导出作者的意图，从而得出文本的意义。如果没有下划线和括号内译者添加、增益的内容，读者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译者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两个故事与此句相关的信息增补进来，在“我”和皮革马利翁、弗兰肯斯坦之间建立起联系，读者识别到作者的意图，互文性得以传通。

为使读者能够理解作者意图，译者必须设法将原文的互文性传达给译语读者；要做到这一点，译者有必要设法改变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理论上讲，译者若要改变读者的认知语境就不仅要改变他们的物理环境，还要改变他们的认知能力，但是事实上，对物理环境的改变不是译者的职责和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改变认知能力中的储存信息，确切地说，就是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即暂时性地改变他们的认知环境。实践中常常采用加注、增益或释义等翻译的补偿和变通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译者为读者补充理解原文信息所必需的前文本，如例2所示，译者为避免直译原文招致意义损失而采取一些翻译补偿手段，其实质就是对读者认知语境的暂时性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从认知语境的构成看，“各个层级的认知语境相互渗透，相互连接，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相互关联的网。……认知语境像一个“网”，……不是一张平面的网，而是一张立体的网”。（胥瑾，2010）更重要的是，由于个体的差异，即使是属于同一语言文化的读者，他们的认知语境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对于同一个文本即使是同一语言的读者未必都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互文性的传达因人而异，而这一现象的标志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意图的识别。同一文化中的读者由于文学素养与生活经历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互文性产生，译者本身的对原文文本的前文本知识是否丰富会直接影响译作的传达，这方面的问题本文暂不涉及，笔者拟另外讨论。这里只是设定一个理想的状态，即原文作者、源语读者与译者在互文认知上处于同等地位，只把译语读者作为变量来考虑。

由此可见，互文性的生成依赖于认知语境的作用，具有个体性、即时性和动态性，也是一个变量。

笔者提出共享认知语境的概念（shared cognitive environment），即共同的物理环境和为推理过程所必需的相似的认知能力，既包括非语言知识，又包括语言知识（吕海玲，1999：30）。共享认知语境对于语篇的生成和理解非常重要，语篇的生成和理解都是以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语境估量为基础的。当然，正如Sperber所言，拥有共同的认知语境并不是说做出相同的语用假设，而只是意味着做出相同假设的可能性（1986：41）。共享认知语境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互文性传达的动态特性，对于特定文本中的互文性而言，源语和译语文化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互文联想，不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共识。

4.翻译中的策略与方法：互文性传通的途径

在实践中，互文性的翻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处理。首先，可以将互文粗略地分成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辛斌，2000）。对于具体的互文，有的可以采用互文法翻译，即可以直接翻译的情况，由于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重合，或拥有共享认知语境，译语读者的理解不存在障碍，可以直接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受认知语境限制，译者需采取补偿、变通手段如加注（包括直译加注释、音译加注释）、增益（contextual amplification）、释义（paraphrase）等技巧达到传意的目的。加注、增益的方法提供前文本，暂时改变读者的认知语境，使读者具备互文推导所需的能力。加注的方式是最基本的方法，可以直接比较完整地提供源语中的前文本信息。释义是翻译中的“减法/省略法”，即舍弃原文的部分信息，直接把作者的意图表示出来，省略互文的建构过程。这种翻译只是权宜之计，往往受到篇幅、时间、读者对象等因素的控制。

各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必然就会达到传通互文性的目的，关键在于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具有明确的意识。以下举一个增益法的例子来说明。对比两种译文译者意识的差异造成处理方法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许国璋在其文章“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中翻译了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西方哲学史）中的几段文字。

Even in Italy，it is true，the Middle Ages did not die without a struggle；Savoraola and Leonardo were born in the same year.

虽然，即在意大利，衰亡之中古思想仍有挣扎。萨方那罗拉，修身鄙视之僧人也；达·芬奇，无艺不精之大艺人也，而二人生于同年，本是同时代之人。

对于后者大部分读者知道，中国读者对达·芬奇很熟悉，但是对于前者即使是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外语知识的读者也未必知道，所以必须注明，使读者能够推导出以下意义：即使在文艺复兴思想盛行的时代，大师如达·芬奇辈出的时候，顽固的僧侣文化依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比其他版本的译文，如“萨方那罗拉和列奥纳都两人是于同年出生的”，许国璋的译文处理恰当地补出了隐含的信息不仅在语篇上达到了连贯的效果，而且使读者对于作者的意图一目了然。

在使用上面这些手段时，译者应遵循人类认知规律中的最佳相关原则，即争取最佳的语境效果和尽可能地减少信息加工的时间、精力。关联原则对译文想传达什么及如何表达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和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是译者权衡利弊做出决策的依据。如前例中smoking gun的处理，gun的形象很难保留，如果加一个注释专门解释，则读者需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去阅读和理解，不符合最佳相关的原则。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隐含信息都能产生语境效果，因此不必把全部的隐含意义解释出来。译文的解释应在与读者有着足够关联性的部分，也就是能够产生足够语境效果的方面与原文相似。另外，从关联角度看，有时一些不自然的译文，尽管读者多费了些处理努力，却产生了相应的更好的语境效果，而这恰恰是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如一味使之简单化，反而不忠实原文。如果译者把作者的意图直接表述出来，读者反而失去了阅读中联想推理的大脑活动的乐趣。

除此之外，还有直译、替换（转译）等方法。直译是译者舍弃译语中现成的表达形式，把源语的形象直接移入译语中。这需要译者对译语读者的社会知识、心理认知等有足够的把握，认为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替换是转译成译语读者较为熟悉的表达方式，达到与原文相似的互文效果。严格地说，替换不是互文性的翻译，因为它完全改变了原文本的互文性，只是部分地完成了原文作者意图的传通。直译是对译语译者和读者的双重挑战，如果读者无法接受直译，互文性就不能实现，交际将以失败告终。

对于体裁、结构方面的互文性，从目前的研究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只有译者通过注释/注解直接把作者的意图告知译语读者。如英国著名当代诗人Geoffrey Hill的第一首诗《创世纪》就是一首充满互文意味的诗。诗的题目与圣经第一部分相同，诗的结构也是对圣经创世纪的亦步亦趋、丝丝入扣的模仿。对于熟悉圣经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结构上的相似性，但是不熟悉的读者译者必须解释说明，指出意义之所在。

还有一类情况需特别注意，即回译。回译是典型的互文翻译，译者必须找到准确的前文本，将译文还原，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

对于广告的翻译，目标受众认知语境的变化是极难克服的障碍，在文学翻译中使用的加注的方法完全不适合广告这一类的翻译。“译者必须在受众的认知语境估量上下大工夫，努力了解受众的认知语境，选用恰当的话语形式，让受众按照广告人预期的方向把话语提供的广告信息与其认知语境中最具相关性与可及性的已有信息结合，从而产预期的语境效果——获得或加深对产品的好印象并进而采取购买行动。”（杨梅，2007：154）

然而，在决定采用什么方法之前，对互文性的翻译首先要确定翻译的策略，或者说翻译方法的根基是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大致说来，按照韦努蒂的划分，翻译的策略以向源语文化靠拢还是向译语文化靠拢分为归化与异化。归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倾向于消灭译语中异质文化的东西；异化策略倾向于接纳、吸收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互文性，采取保留、引入态度的做法属于异化，采取替换、意译的做法总的来说是归化。对于异质文化的不同态度，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继而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某些看似笨拙的处理方法，从长远来看，会达到积极的效果。以加注为例，第一批读者在花费精力阅读之后，知识和熏陶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之后的阅读和继他们之后阅读的人们都将发生改变。而替换的模式虽然暂时地完成了交际，却阻碍了读者对于异质文化的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若以文化交流为目的，则加注之类的互文处理方法显然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5.文化的交流与共融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

修改过渡：互文性理论发展，对前文本的理解深化，前文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等非文学文本。

互文性的传通还有历时性的一方面。对于某个文本而言，时代的变迁往往可以见证互文性不同程度的传通。如“crocodile’s tears”最初被有意译为“猫哭老鼠假慈悲”，后来被直接翻译为“鳄鱼的眼泪”。又如Hamlet以前被译为《王子复仇记》，现在译为《哈姆雷特》。这些新译已经广为流传，被大家普遍接受了。以文学翻译常用的加注的做法为例，傅东华1958年版本的《失乐园》用了许多专门的脚注来解释其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其中第209页有一个对Cupid的注释。如下所示：注：希腊神话，爱神丘匹德（Cupid）手执二箭，其一金头，中人即生爱情，又其一铅头，中人使爱情消失。（傅东华，1958：188；209）今天，“爱神之箭”、“爱神丘比德”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甚至遭到人们的厌弃。互文性的传通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再看下面一段话，它引自当代的一种通俗杂志《青年博览》（1998年第五期第45页）：

自和妻结发那日起，破译那个盒子的秘密，做一次福尔摩斯，是我心中的期盼。可每当我有所举动时，妻会半嗔半怒地将盒子夺走，大叫着：“不得了，不得了，这可是潘多拉的盒子。”

这里有两个读者熟知的典故：福尔摩斯和潘多拉，他们已经成为汉语常用词汇和知识的一部分。

文化的交流与共融必然引起认知语境的变化，物理环境的变化显而易见，而人们百科知识、语言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也是有迹可寻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接受作为一种认知的能力，同时在不断地加强。

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各个领域全球化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继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之后洋快餐依然层出不穷；好莱坞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2012》等不断增加中国元素；某些政治人物时常引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语录；H&M服装等越来越多的外国品牌涌入寻常百姓的消费视野；甚至汽车旅馆Motel super 8（速8）之类的标志也已在北京的街头出现，这些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

当今世界全球语言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不同文化间的接触过程中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包容、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19世纪初的中国人对于“洋人”所知甚少，有的甚至愚昧到以为英国人僵硬、大踏步的走路姿势是没有膝盖骨的表现。对于西方的饮食习惯不理解认为他们“连吃饭都要用武器（刀、叉）”。西方人对于月亮在汉语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在巨大的商业化的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年轻人过西方的情人节，元旦、圣诞节成为妇孺皆知的节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化的交流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思想的传播、对于文学体裁的介绍、接纳和吸收，如新诗、话剧等方面。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交流在语言层面留下清晰的痕迹，这些必然影响到译者和读者，最终体现在翻译中。

“文化的交流使人们渐渐产生出……对异质认知模式的尊重，这种尊重将使……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模式对译者的制约慢慢降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加贴近源语民族认知模式的优秀译作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目的语的读者面前。”在这个层面上，互文性的传通过程实际包含了译语读者对于源语文化在认知模式上的认同。

外语的普及和外语能力的提高，异质文化知识的渗透和积累，对于外来事物的包容与接纳，这些在极大地改变着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对于译者来说，某种程度上，一些具有文化个性的互文性的传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也许将来有人重译《石头记（红楼梦）》，其中的红色也大可不必像霍克斯那样译成绿色了，因为中国红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认识，成为中国的一种国际性的标志。

互文性传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对于复译和重译现象也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具体说来，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而且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认知语境也是有差异的。在翻译过程中，尽管译者、译入语读者在理解文本时都遵循了省力原则，追求最佳关联，但由于具体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认知语境呈不对称状，译者就不能保证作者意图的准确传达。这种认知语境的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差异就决定了同一个文学文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译本，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也应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译本。具体说来，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而且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认知语境也是有差异的。“这种认知语境的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差异就决定了同一个文学文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译本，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也应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译本。”（段晋丽，2007：218）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证明复译和重译，尤其是文学经典翻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6.视觉文化时代的互文性

当今世界，视觉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的主流，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图像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对于认知语境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当“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时，当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取代阅读成为认知的主要形式时，互文性的传通必然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内涵。

互文性在图像时代呈现出崭新的状态，被赋予新的内涵。插图、影视、绘画、网络等皆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与狭义的文学文本构成广义的互文关系，图与文构成新的互文方式。“视觉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文化，充满了新的文本互文和文化互文。”（陆洋，2003：47）

视觉文化不仅带来文本模式的变化，给叙事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视角和翻译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带来变化。它带来“图-语”式杂合文本，包括书面插图文本、视像文本和计算机超文本等多种形式。原作的连贯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因图像的大量渗入而断裂，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杂合的新文本，构成了新的“图-语”互文形式。新的互文形式极大地改变了文本的叙事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读者的视觉关注从对文字的联想和体味转向对图像的揣摩和适应，并从图文混杂的交替阅读中获得阅读乐趣和审美。……当今时代的图像译本更具文化区分的功能，它通过强烈的消费意识和对文化对象或读者群的区分向世界宣告了精英意识的衰微和通俗文化的崛起（陆洋：2003：47-48）无疑，这样的文本将给互文翻译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图像时代，互文性的新状态对翻译的形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逊（R. Jakobson）较早注意到语言的分类和认知体验，并从符号学的角度把翻译活动分成三类：语内、语际和符际。其中语际翻译是人们通常研究的对象，而符际翻译的研究远远没有深入。互文性在图像时代的新状态使得符际翻译的概念（semiotic translation）在研究和实践中的意义越来越凸显。

7.结语

认知语境与互文性关系密切，它参与互文性的生成并对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传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视觉文化给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广泛与深入的今天，认知语境不断发生变化，文化的交流与共融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这一观点对于译者在翻译的策略方面应作何种选择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认知语境的概念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它给译者带来重要的启示，即相对于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而言，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充分考虑和估量读者的认知语境，然后以此为依据选择合适的策略，继而采用合适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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