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之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摘自《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