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战略下的职业教育发展

摘 要 由于中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当前所存在的经费紧张、层次偏低、师资薄弱、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使其服务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应从加强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构建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成本补偿机制以及打造职业教育核心竞争优势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进而为人口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 城镇化；职业教育；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9-0014-04

职业教育作为中国当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提升人口素质、促进劳动力就业，还能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人力资本支撑，特别是在中国积极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更将直接影响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否顺利融入城镇的生产和生活。长期以来，在中国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始终居于全国前列，区域发展差距、城乡教育失衡都非常明显，同时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两栖化”、“兼业性”、“空心化”等人口城镇化问题相比东部地区也更为突出。在当前土地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何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推进，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破除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制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稳定有序转移就显得尤为紧迫。

一、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现状

从总体上看，中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①，但该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相对较弱，“七山二水一分田”就是西南绝大多数省份的真实写照，而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极大制约了当地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因此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任务十分艰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截至2011年末，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人口数总计约为20650万人，占到全国乡村人口总数65656万人的31.5%，其中西南地区乡村人口数量最多的为四川，达到4683万人，同期城镇化率仅为41.83%；西北地区乡村人口数量最多的是陕西，约为1973万人，同期城镇化率为47.30%。西部地区城镇化率超过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51.27%的只有重庆和内蒙古两地，分别为55.02%与56.62%；城镇化率不到40%的却有4个，分别为（22.71%）、贵州（34.96%）、云南（36.80%）以及甘肃（37.15%）[1]。如何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已经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

二、职业教育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协同推进才能确保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2]。但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人口城镇化不仅在速度上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并且在效果上也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大量由农村进入城镇的劳动力通常不会选择在城镇永久定居，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所以这部分群体的“进城”行为仅能被视为人口在乡-城间的“流动”，而不能被定义为彻底的乡-城“转移”。上述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停留在粗放式转移阶段，部分转移劳动力缺乏从事技术性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因此他们在城镇就业和择业过程中的议价权和选择面必然受到极大限制。

农村人口实现由第一产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进行生产部门的转换和职业的变更，其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具备与城镇生产要素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否则转移的质量与稳定性将受到极大影响。而职业教育历来都被认为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也最为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且具有“普适性广、灵活性大、实践性强、需求面宽”等特点，在中国城乡二元教育现状还未得到根本改善的背景下，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既是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方式，也是确保他们能够在城镇立足的重要手段。因此，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转移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影响着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与城镇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差异巨大，导致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近年来，中国西部地区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逐年加大，该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依然严重。这种不均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相对充裕，客观上能够支撑当地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规模投入，而且该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较多，民营企业发展也较好，经济活跃度高，职业院校与企业具有互惠共赢的坚实基础，职业教育与产业能够实现深度耦合，使得校企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更为紧密，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更容易积累优质的社会资源；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则较为落后，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远不及东部地区，而且当地大中型企业在数量与规模上并不尽如人意，从而无法保证职业教育所依赖的校企合作能够得到顺利开展[3]。因此，东、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不论是在资金投入、办学资源、发展环境，还是在师资力量、学生人数以及就业去向上的差异都非常明显②。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相对落后的状况，不仅严重影响着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与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二）价值观念偏于保守，影响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升

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中高等教育相比，在社会价值认同、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学生就业择业等诸多方面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尤其是在西部地区，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注重经验性知识传授、强化技术技能训练又面向生产服务一线的职业教育长期被排斥于“主流教育”之外，同时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还面临筹资能力不强、教学手段滞后、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薄弱等一系列问题。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正逐渐陷入到“社会偏见歧视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水平滑坡学生就业不畅发展空间受限社会偏见歧视”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吸引力和办学水平不能得到切实提升，大量不具备一定技术技能的农村低龄青少年进入城镇，则必然会加大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风险，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使得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多元投入无法形成

近年来，缺乏完善的针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激励与补偿机制已经成为阻碍该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巨大落差，加上户籍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已经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成为现实，这就使得中国西部地区职业院校所培养的大批技术技能型劳动者与高素质专业人才学成之后往往并不在西部地区服务，而是进入到劳动者报酬更高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从而直接降低了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人力资本的这种溢出必将造成西部地区在教育投入与收益上的非对称性，同时却为东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4]。如果中国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持续的高投入长期无法获取相应的收益或补偿，当人才的大面积外流使教育投资不能及时转化为地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源与要素，并由此陷入到“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时，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影响[5]。再者，由于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仍然以生产工艺与技术含量均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接受系统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与经过企业短期专门培训的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并不明显。这导致西部地区的企业长久以来都缺乏投资当地职业教育的足够动力。

四、对策与建议

（一）推进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对口帮扶以及跨区域合作办学

加强东、西部地区职业院校的跨区域合作既能满足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双向需要”，又有利于促进东、西部职业教育优势资源的“双边互补”③，从而为实现东、西部职业教育的互惠互利与共同发展提供坚实保障[6]。到2011年末，中国东、西部职业院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的生源数量累计已突破40余万人次，东、西部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办学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今后仍然需要从三个方面继续推进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以及跨区域合作：第一，强化政府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合作框架，不断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与协调发展，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使合作办学的内容及形式能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吻合；第二，创建一批跨区域性的国家级大型职业教育集团，促进东部地区行业、学校与企业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在此过程中还必须探索东部企业对西部职业院校投资的利益兼容与成本补偿机制，由此带动广西等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三，明确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的行为准则与行动框架，建立高效的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管理机制与服务体系，加强在招生就业、实习实训、师资培养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并以此为基础继续扩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构建职业教育投入的区域成本补偿机制

为避免教育溢出降低西部地区对区域内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意愿，使西部地区走出职业教育投资的“低回报陷阱”，中央政府有必要构建针对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办学投入补偿机制。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确立中央政府在补偿中的主体地位[7]，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同时西部地方政府也应努力提升当地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率，特别是为高级技能人才的本地区就业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还可尝试将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到东部流入地的职教体系中去[8]，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降低学生在专业选择与未来就业上的风险，又有利于缓解西部地区职业院校生均办学经费不足和生师比过高等问题，进而使职业教育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三）加强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能力建设

当前，中国整个社会乃至学生个人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因此，构建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能力，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办学吸引力，从而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就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人口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必要前提。首先，切实解决好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与重心定位问题。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主要停留在专科层次，这不但使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现实需要。为此，创建属于职业教育系列的“应用型本科”，同时在具有雄厚办学实力的院校有针对性地开展试点，培养一批技术应用型硕士甚至博士，就成为畅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推动职普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就读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奖、助、补、免”，使其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能够维持在较低水平。再次，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宣传与扶持力度，改变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学轻技”思想，同时采取立法手段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能够与普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使他们能够拥有良好的未来发展预期。此外，还需从扩大职校毕业生就业扶持的覆盖范围、积极推进社区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着手，使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而为人口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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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凤桂，张虹鸥，等.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5）：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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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锦华.教育溢出、教育贫困与教育补偿——外部性视角下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教育补偿机制研究[J].教育研究，2008（7）：21-25.

[8]兰玲，王世斌.流入地农民工补偿教育：意义、重心与路径[J].农业经济，2010（1）：60-62.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Urbanization Strategy

——Taking West China as the Example

DU Rui-yun1，An Shu-wei2

（1.Guangxi Banking School，Nanning Guangxi 530007；

2.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urbanization hasn’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in west China because of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low level of school running，teacher shortage and lack of attraction， etc.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lik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constructing co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school running， building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o enhance the school-running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urban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urbaniz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western region

收稿日期：2013-05-24

作者简介：杜睿云（1985- ），男，河南镇平人，广西银行学校助教，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城镇化建设；安树伟（1969- ），男，山西沁县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城市发展战略。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A类重点课题《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发展研究》（2010A50），主持人：杜睿云。

①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