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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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
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13]李通屏，郭熙保.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与实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6）：20-28.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 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1.
[3]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郑志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3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 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 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 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 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 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 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 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 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 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 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 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 （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 1994；田雪原 1994；李竞能 1995；林富德，陆杰华 1995；陆杰华，于学军 1995；吴忠 1995；张纯元 1996；李涌平 1995；楚军红 1997；涂平 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 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 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 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 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 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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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4
摘要对外贸易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但由于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对各地区来说，对外贸易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存在着不同的数量关系。本文根据1985－2005年江苏省的出口、进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综合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就如何发挥江苏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出建议。
关键词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一、引言
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涉及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了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日”模型，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后经洛克斯等人的补充和发展，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GDP的成倍增长；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从实证分析方面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采用数据各不相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化国家在1960－197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ordanShah&Fiona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我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陈家勤(1999)通过对进出口依存度、进口对GDP增长弹性的研究，得出进口增长对拉动GDP增长具有较大作用的结论。林毅夫(2001)通过联立方程组，得出出口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
纵观上述研究，可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使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数量关系。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省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IM)和出口额(Ex)作为主要分析指标，用反映宏观经济指标的GDP代表经济增长。样本区间选择1985－2005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由于GDP是以人民币元计，而进、出口额是以美元计，故首先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提供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价，将进、出口额的计算单位统一换算为人民币元。另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再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对三个指标进行平减，然后对平减后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利用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时，如果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容易产生伪回归，从而使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发生。首先应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EX)、h(IM)和Ln(cDP)是非平稳的，但是三者都是一阶平稳的。所以，以上序列均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2、Ln(EX)、Ln(IM)、Ln(GDP)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LOG(GDP)、LOG(IM)、LOG(Ex)三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根据Johanso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Ln(EX)、Im(IM)和Ln(GDP)之问的协整关系，Jo－ha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是根据是非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来确定，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并结合LR检验，得到最优滞后阶数为I。检验结果如下表2(检验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量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国内生产总值、进口量和出口量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具有同向的变动关系，且此三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
3、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检验说明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滞后期的确定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得到，其滞后期数为1。检验结果见下表：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口的原因；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同时，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也表明了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际可行性。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看出：
①进、出口都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出口的Gratiger原因，即进口与出口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对外贸易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还没有实现对进口、出口的增长效应，不能为进一步进口、出口增长作贡献。
②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nage因果关系，即进口的增长不影响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也不影响进口的增长。
③可以说明江苏省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区域，大量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出口和进口对江苏省的经济都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出口比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大，可以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主要依赖大量的出口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建议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发挥外贸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拟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进口策略
实证分析绪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推动作用，调整进口策略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应继续鼓励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创新成果及紧缺的资源和原料的进口，限制低科技含量的要素和产品的进口，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以间接地加快出口增长，从而使进口通过影响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改善出口产品结构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有下滑的趋势，江苏省又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其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货物贸易出口层次低，目前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消耗资源较多的加工产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明显。因此，必须切实改善江苏的出口产品结构，发挥出口的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第二、加快制定实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规划，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为突破口，推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出口主体。应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参与外经贸企业的重组，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制步伐。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给更多的科技型、深加工型企业申报外贸进出口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企业的规模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3、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只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只有通过持续快速的技术创新，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科技创新：第一，加大研发投入，为产品创新及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第二，积极引进技术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技术装备。第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管理者素质，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动力，如为员工提供再学习机会及环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学习型组织等。第四，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即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充分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调整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及教育产业上大量引进外资。另外，在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根据江苏省各地区的实际需要选择外商投资，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国外资金，而不能仅仅以外商投资数量为标准。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转移和扩散及“干中学”等效应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5、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引导
江苏省出口企业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发展因其规模小、资金缺、创新能力低及管理水平差等劣势而得不到高效快速的发展，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种种阻碍，比如：国外的技术壁垒及政策壁垒等。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提供资金支持及政策优惠等。鼓励中小企业向集群化发展，以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经营主体的结构。
6、实施贸易开放政策，加速与世界接轨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5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lnvestrnent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总投资(I)2.65-1.024.134.52-0.341.801.84
总消费(C)3.033.745.425，885.604.828.01
净出口(E)-1.010.02-1.180.75-0.54-1.08-1.29
GDP(GDPr)5.45.08.17.47.45.0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Ir-3.675.150.39-4.822.140.04
Cr0.711.680.46-0.28-0.783.19
GDPr-0.43.1-0.70-2.4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第一产业1.631.041.490.062.36-0.251.83
第二产业0.951.412.182.901.491.440.98
第三产业2.113.113.403.943.253.39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传真机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90.49355.3
印度4.41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191-02
引言
人口流动是世界各国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策放宽，使得城乡与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地扩大，那么人口流动对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否起重要的决定作用？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人口流动会加快地区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将收敛理论成功地应用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他们认为，在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并且在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在不断的缩小，但从1990年以后，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日渐明显，经济增长以1%的速度发散，相应的，地区差距也日渐扩大。伴随着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与扩大，中国省际间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经历了先增加、后停滞、再增加的过程。本文将讨论人口流动在决定人均收入方面是否起到显著作用。
一、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热衷的焦点，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有利于美国州际经济增长的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的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姚枝仲和周素芳认为，美国州际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制度障碍，他利用泰勒的技术手段研究得出：迁移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他计算出1985―1990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约为12%。王小鲁和樊纲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迁移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从而促进地区收敛。但林毅夫却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在1985―1990年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联系不是太大。本文将基于β收敛的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分析。
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一）面板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出现伪回归，所以我们必须对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首先我们对序列LN（GDPi，t/GDPi，t-1），LN（GDPi，t-1），LN（NM）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它们均为同阶单整时才能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为了保证面板协整检验的可靠性，我们分别运用Pedroni和Kao提出的8个统计量来对LN（GDPi，t/GDPi，t-1），LN（GDPi，t-1），LN（NM）序列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从下页表1中可以看出，除了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 和Group rho-Statistic检验接受原假设外，其余大部分检验方法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LN（GDPi，t/GDPi，t-1），LN（GDPi，t-1），LN（N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以上三个序列直接进行面板估计。
（二）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判断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在下列两式分别给出了两个估计结果：（1）式是没有引入人口流动变量时绝对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2）式是引入了人口流动变量后条件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
绝对收敛方程：
其中θ表示收敛速度，τ表示半程收敛时间，BT表示固定效应检验，HT表示随机效应检验。
（1）式绝对收敛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收敛系数β
关于绝对收敛方程和条件收敛方程估计出的R2，F统计量，DW值，表明两个方程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的值不是很高，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研究中所选的数据时间跨度太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判断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的阻碍。由上面的两个方程可以看出，绝对收敛方程和条件收敛方程的随机效应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研究适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也说明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用净流动人口反映人口流动的现状，用人均GDP反映中国的经济增长，利用了2005―2012年中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了随机效应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研究了中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的影响。以上的研究表明，2005―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收敛趋势的，国内各个省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在不断的缩小，并且人口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效果，说明人口流动加快了全国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既加快了各省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同时也缩短了经济增长的半程收敛时间，对国内各省的经济均衡增长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从全国发展来看，首先我们应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互动，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流动限制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目前来看，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增强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保证人口流动规划与实施都可以科学合理进行，要保证人口流动的流向，结构，空间分布等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其次，我们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进行，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以期望降低人口流动的制度成本，增强全国各地区人口流动的积极性，各地区还要增加对国外高素质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才流失，以达到城乡一体化效果；再次，我们要将市场引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我们要积极地强化劳务培训，提供信息咨询和必要的指导，让人口流动有组织的进行，让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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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扩展生产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23-10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定量研究”（201006）；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济南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01203）；青岛市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青岛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李新运，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马俏俏，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吴学锰，男，山东滨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史纪慧，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长到2010年的89.3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所造成的压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目前对这两个问题少有深入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①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Bloom等[1]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广海等[2]运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0-2010年的人口和GDP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通过不一致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李新运等[3]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人口承载力进行估算，并对人口承载力的盈余情况进行分析；郑萌萌[4]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②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李建民等[5]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了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周德禄等[6]又运用类似的方法，模拟得出人口控制条件下山东省宏观经济可能的发展状况，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判定了人口控制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③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蔡增正[7]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然后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具实质性；刘林等[8]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蔡P[9]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讨论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从已有研究看出：①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联关系、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进行了各种实证分析，而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②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出互动关系，但主要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动态模拟方面明显不足；③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往往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关于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为了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测算1978-1990，1978-2000、1978-2011三个时间段内，济南市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验证测算方法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
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进行仿真预测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时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把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推导出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生产函数模型往往被用来定量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各项人口素质指标加权求和求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带入生产函数模型，直观的测度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
1.人口―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图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涉及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虽然它们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各有其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及其内部众多变量之间连锁互动，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可以抽象成具有多重反馈回路的机制，因果关系图正是表示系统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
建立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关键在于分析系统中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本课题主要是模拟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即不控制人口数量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人口发展子系统中，主要选取了能够影响并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如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机械增长率等。经济发展子系统中，人口数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前大多以GDP来作为描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也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块中主要选取GDP、人均消费支出、总消费、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存量以及GDP增长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变量。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具有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口数量本身同时受人口机械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人口控制主要通过控制总和生育率来降低出生率，从而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其次，人口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从人是消费者入手，人口数量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消费增加，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投资就会减少，通过固定资产存量又会受到投资的制约，因此固定资产存量与人口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另一方面从人是生产者入手，假设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则从业人员数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从业人员的增加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呈同方向变化。最后，经济发展子系统内部固定资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影响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
四、结论及分析
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讲，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本文所提贡献率测算模型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确定的；以济南市为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济南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是比较合理的，这也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从济南市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在现阶段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国情下，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关注人口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应对未来时代的挑战。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例如人口发展子系统中，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入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因素，经济的增长也会相应受到环境、资源、科技和教育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时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实际中也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乐观，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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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8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