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扩张

新一轮地方投资狂欢呼之欲出

自从上半年中央将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由“防通胀”转为“稳增长”后，一系列促增长的政策信号陆续传出，从减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一而足。地方政府的响应更是快速而有力，各地陆续公布了为数甚巨的投资规划。就媒体热议程度来说，先有湖南长沙市的8300亿元，接着有贵州省的3万亿元、重庆市的1.5万亿元、广东省的1万亿元、山西省的1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8月两个月，全国各地方公布的投资计划已超过十万亿元，旋即被称为新一轮“地方版四万亿”。在9月17日的国际金融论坛学术报告会上，吴敬琏先生表示，“一周前各地披露的投资规划大概是7万亿元，到周末已达12万亿元，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保增长投资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知名财经网站和讯网办起了“地方投资急行军：救赎OR赴死”的专栏，并以“新一轮地方投资计划正激烈上演”为题，用表格将各地投资规划整理出来（见下页）。

该表所列，仅为截至2012年9月19日的媒体披露。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表将越拉越长，数据会越加越大。而且这里还只是省级、副省级城市或个别省会城市政府的投资规划，并没有把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的投资规划列入。近日媒体报道，仅在浙江的一个绍兴县，在9月17日举行的“双百亿”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就宣布了总额达240亿元的11个工业、商贸旅游业投资项目。

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多属于“愿望清单”

问题是，上次四万亿元扩张计划让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同时，也带来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和银行不良贷款等“后遗症”。在这些还未完成清理之即，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扩张会不会使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不少人表示担忧。

对此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担心。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地方投资项目规划得再大再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真金白银的投入上。

一是地方财政并不宽裕。例如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贵州省去年财政才1330亿元，3万亿元投资规划，若指望地方财政则更成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问题，但因宏观调控政策约束，土地行情的低迷，土地出让金、项目配套费、建设环节的地方税收等收入根本没有保障。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预算法》修订草案时，删除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条款，等于将这一融资渠道关了闸。

二是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也不敢指望。2008年大规模扩张之后，2010年底地方政府积累了10.7万亿元的债务，其中79.01%来自银行贷款。按照审计署在2011年上半年审计时的情况测算，约有26%存在还款困难。而目前情况估计，约有2万～3万亿元很可能成为不良资产。从期限结构上看，这些银行贷款在2012～2014年为偿还高峰，其中2012年和2013年到期额度超过3万亿元。如今旧债未还，融资平台清理整顿未结束，针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仍然受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规划要取得银行贷款仍比较难。

三是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不大。目前状况下，地方政府最大的希望可能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名，吸引民间投资。但民间投资往往最看重投资回报和投资环境。照此看，多数地方项目很难有真正的吸引力。

可见，地方政府的上述投资规划只能表明其高度扩张的投资冲动。没有了资金投入，这些规划顶多是一些“愿望清单”而已，并不足以形成新一轮的“四万亿”扩张效应。溯及以往，地方政府的“愿望清单”在2008～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上就出现过：乘着中央“四万亿”扩张政策东风，各地曾陆续出台了超过20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有理由相信，本次地方政府投资规划中，大部分是两年前那些规划内容的重申，或者略有增加。也有理由相信，上述表格中的内容必然要陆续追加。但无论如何，都是些用“数目字”（黄仁宇语）表达的主观愿望。

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具有客观必然性

地方政府的上述投资冲动显然引发了两方面的深层思考：一是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角度看，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的主力地位何以无法改变；二是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何以仍然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就第一方面来说，发达国家经济史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现实都表明，由农耕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无不由快速增长的投资予以实现。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包括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开发，以及以机械制造和重化工为主的基础工业建设，短期内是对“稳增长”作用最大、见效最快的重要抓手，长期内是中国经济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作为现阶段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客观历史使然。诚然，今天中国是有那么几个大型高技术项目和一些高端制造产业，但总体上仍是简单扩张型的，离创新驱动型经济差得很远。谁都知道既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又有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和高端制造业很好，所以我们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和转变发展方式。但在为数近8亿人之多的就业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从事的还只能是简单劳动。其中有2.5亿人刚刚放下农具加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国没有微软、英特尔、苹果那样引领全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原创性发明和全球性运营模式；也没有波音、空客、通用那样的高端工业制造能力。要知道，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外延扩张和投资驱动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曾经经历过上百年甚至两三百年的过程，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快速推进了30多年。中国经济要实现创新驱动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贸然指责包括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指责重化工这些“传统工业”落后和粗放。这一现阶段本应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一个一个地被抑制或关死后，又没有相应的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发明驱动，等于是在“自废功夫”。一旦对所谓“落后产能”的控制因担心经济下滑而放松，原有产业不得不重新启动。这就形成了中国经济投资拉动——抑制滑坡——反弹重来这一周期，其背后是工业化城市化所要求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