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印经济协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协动性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事实。而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贸易联系愈发紧密。本文选取日本与印度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代表，通过HP滤波法求得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协动性更高。接下来文章以贸易成本作为经济联系的衡量指标，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了影响中国贸易成本的因素。其中国家类型对中国贸易成本影响最大，国家距离和相交边界其次，关税对于中国贸易成本的影响较小。本文就影响因素对中国开放经济提出了制度、基础设施以及贸易壁垒三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协动性；影响因素；制度

1.引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其他各国经济波动的协动性也大幅提高，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中，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通过贸易和金融的联系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东南亚地区在地域、文化上均十分接近，而由图1可以得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远超其他地区。因此，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协动性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其现实意义。其中，中国与印度均是中国的邻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近年来经济都维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印三国经济的交互关系也越来越密切。2009年的商品进出口数据显示①，日本在各国同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二，在中国的出口对象国中位列第三，进口对象国中位列第一。印度在各国同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十一，在中国的出口对象国中位列第九，进口对象国中位列第十五。两国在东南亚国家中均属于中国贸易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因此本文拟选择日本与印度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尝试从中日印三国的经济协动性出发研究三国贸易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许多学者均对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Lumsdaine和Prasad（2003）通过多国模型研究了世界性或地区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并简要评述了各国经济周期共性因素。在国内，薛敬孝和张兵（2001）通过研究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得到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周期在某些时期是同步的结论。

国内外学者同样对经济协动性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Frankel和Rose（1998）借助多国模型对国家间的周期协动性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王勇、傅雄广、魏强（2010）使用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协动性的影响因素。

2.中日印经济协动性

按照王勇、傅雄广、魏强（2010）的做法，文章拟通过产出缺口来衡量各国的经济波动，然后用中国与日印两国两两之间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来衡量经济波动的协动性。产出缺口的算法为首先对GDP求对数，然后通过HP滤波法剔除时间趋势。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中日印1060-2009年的GDP数据，单位为现价美元。Ravn和Uhlig（2002）经过测算，认为对年度产出数据来说，最佳的平滑参数应该为6.25，因此本文采用6.25的平滑参数来对时间序列进行分解。

由图2可得，在样本期内，中国与日印之间波动程度的演变趋势较为接近，唯有在1970-1985年间经济波动的协动程度较弱。利用原序列得出的中国与日本经济协动性的相关系数为0.82，中国与印度的相关系数为0.971，而通过HP序列计算可得中国与日本经济协动性的相关系数为0.887，中国与印度的相关系数为0.98，可以看到，中日印三国的经济协动性较高，其中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协动性大于中国与日本的协动性；而在剔除了时间趋势后，中国与日本、印度经济协动性更高了。

3.中日印经济协动性影响因素研究

3.1 数据处理与计量模型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贸易成本已成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许德友和梁琦（2010）的公式来测度双边贸易成本，假定双边可贸易品份额相同，可得公式：

其中为j国和k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是j国的实际总产出，是j国的实际总出口，为j国对k国的实际出口，为替代弹性，s为可贸易品的份额。通过BvD数据库的CHELEM库（国际商品贸易分析库）我们可以得到1980年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名义相互出口数据、名义总出口数据、出口价格指数以及GDP数据。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和汇率差异对数据的影响，文章对名义数据通过出口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从而得到各国和地区与中国的相互实际出口数据和实际总出口数据。文章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是1981至2009年。Novy（2007）、钱学锋和梁琦（2008）都将替代弹性设定为8，因此本文采用8作为替代弹性的值。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中国与日本、印度的双边贸易成本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这说明了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开放是卓有成效的，中国正逐渐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慢慢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两国之间的关税、距离以及国家类型等均是影响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由此文章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distance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文章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数据来自距离计算器（Milling StepOver Distance）；tariffs代表平均名义关税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网站comprehensive tariff data中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type是代表国家类型的虚拟变量，如果贸易伙伴国属于发达国家（即日本）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border为边界虚拟变量，印度与中国有相交边界，该变量取“1”，日本与中国无相交边界，则取“0”；ε为误差项。

3.2 实证结果

文章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得，逐步加入各个变量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表明方程的解释力逐渐变好。各变量的符号比较稳定，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实证结果而言，国家之间的距离越远，由于运输成本会有所增加，因此贸易成本会随之增加；两国之间的关税越高，贸易成本也相应会上升；若贸易伙伴国属于发达国家，贸易成本则相对较小，可归因于发达国家具有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等相关制度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贸易成本；两国共同的边界也会致使贸易成本的减少。

同时由统计量可以看出，两国关税水平对贸易成本的影响要小于两国之间距离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区广泛建立的今天，关税对于中国贸易成本的影响已越来越小，中国一直执行的开放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结论

本文对中日印三国之间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演变及其潜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许德友和梁琦（2010）的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和多边贸易壁垒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被解释变量双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算。接着文章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各个因素对经济波动协动性演变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中国开放经济亟需改善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制度方面。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信用缺失导致的融资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企业间“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因此如何完善信用体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变一味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以及外资企业对中国高端产业的控制以重塑中国内部良性循环的机制，是接下来中国开放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是基础设施方面。上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双方的距离对贸易成本也有一定影响。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减少运输成本等一系列贸易成本，降低企业出口门槛。因此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优化结构将是中国开放经济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第三是关税以及贸易壁垒问题。虽然由实证结果可得，关税对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影响很小，但仍然存在着改进空间。中国签订的FTA以双边FTA为主，而双边FTA容易导致面条碗效应。同时亚洲各国均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制定FTA战略，亚洲一体化进程始终进程缓慢。亚洲一体化存在核心国家缺乏互信，无法开发最终需求市场等障碍，贸易壁垒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加速发展经济，改变亚洲决策结构以及建立独立的亚洲市场是解决贸易壁垒问题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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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音（1988—），女，江苏无锡人，现就读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FDI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