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界,你还迈得动步履吗?

译者的浮躁和低素质践踏着

出版社利润的俗望驱使着

经济的逼迫挤压着

书店的唯利是图和人员的低素质缰绊着——

文化交流的钥匙锈了

对于独创出方格字并通行着汉语的中国来说，文学翻译无疑算得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

近代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开创于严复、林纾等人，真正形成气候是“五四”以后，30年代酿成一个高潮。苏俄、东欧及其他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罗曼·罗兰等辉煌巨星并重，是这个高潮期的特点。日本的入侵造成了中华民族全方位的灾难，文学翻译概莫能外，随后三年内战，极左思潮滥觞与泛滥，现代中国的翻译文学虽说不绝如缕，但却也已一蹶不振。30年代前后留下的翻译作品，整整滋养了中国人50年。直到今日，许多外国古典名著能深入人心仍应归功于那时。

50年后的80年代上半叶，翻译文学又一次进入黄金时期。1980、1981年之交，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出售“开禁”的世界名著，如饥似渴的人们八方云集，彻夜排队，以至不得不进行限额销售，那盛况恰与后来的抢购股票相对应，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现代与古典并重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与上海的译文出版社联手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是这特点的典范体现。而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则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前两套丛书选题方面可能存在的某种偏颇。与出书相得益彰的是单篇翻译作品的刊发——且不说大部分省市级文学刊物每期都有翻译作品“以飨读者”，即使仅仅以影响较大的外国文学刊物而论，也有《外国文学季刊》《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海》《当代苏联文学》等十几种，洋洋大观，盛况空前。

文学翻译界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而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有第三次浪潮出现。

如果说目前的纯文学走向困境有一百种原因的话，翻译文学就会有第一百零一种：不负责任的译者、笔译、译法和译本，不负责任的出版社，给了翻译文学最后一击。

“五四”以后翻译文学的两次辉煌有一个显著区别。30年代的作家大多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故而既创作又翻译，仅以世人熟知的而言，就能列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柔石、徐志摩、丰子恺等几十人。他们的译作虽不能说全达到了“信、达、雅”，但他们的文学修养保证了对原文理解的基本准确，保证了译文的尽可能完美；而他们所具的作家的良心，保证了选题时的目光，保证了翻译过程中的认真与严谨。这些辉煌巨擘之后，中国文坛的主力是工农兵作家。这一群的文学活动如何评说，也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有一点已可盖棺论定：他们几乎全都不懂外文，文学翻译对于他们无从谈起。但是，打倒“”以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们，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一代，又有几个不是“跛脚鸭”，又有几人具有译介外国文学的能力？韩少功真是一个杰出的例外，他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人注目地将米兰·昆德拉介绍了进来。

文学本是“愚人的事业”，本是自甘寂寞的事业，文学翻译当然也如此。但进入80年代后，整个大气候就弥漫着一股浮躁之气，无由要求文学与文学翻译成为一方净十。素质下降的翻译队伍一旦追求急功近利，“乱译”就无可避免。我曾翻译过美国作家爱德华·D·霍奇的一个小中篇《落入陷阱的里奥布特》。因其内容精彩，一年之后又有两家刊物刊出另两位译者分别翻译的这篇小说。出于好奇，我将那两位的译作拜读了一下，结果却令人太遗憾：两万多字的篇幅里，那两位错译和译错的竟有100多处。其中最令人喷饭或曰最令人吐血的，是将“白铁工”译成“政府官员”。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出格的 一某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上海》里，干脆把“How do you do”译成“你干得怎么样”！

为整个大气候所决定，译者浮躁，出版社也不免。最有代表性的做法之一就是纠合几个甚至是一批人，将原著肢解，各人领一部分去“抢译”，变创造性劳动为“人海战术”，全然忘记了个性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翻译的生命——某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谓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这里囿于篇幅无法深谈，请允许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详说。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高举着经济效益的大旗而一刀砍在文学翻译质量上，恰如其他领域的假冒伪劣商品那样，《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摄像机镜头竟然没有“照顾”到这个角落，令人遗憾，也令人惊诧。有关情况报端披露得已够多，无需我再来饶舌。

看翻译家怎样成为《穷人》

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决定（说白了就是逼迫）着文化，正在经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阵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

鲁迅有云：以铁铸一般的过去和现在推测未来，洞若观火。只要社会大背景没改变，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翻译文学只能是在经济的压迫之卜苟延残喘。

翻译文学是文学的一种，面对经济的逼迫，作家、翻译家堪称“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就总体而言，翻译家又比作家们可怜了许多。老翻译家的境遇有足够的代表性：1960年，草婴（翻译过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肖洛霍夫作品等）每月全部固定收入为120元、蔡慧（翻译过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等）60元、侯浚吉（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托马斯·曼《洛蒂在魏玛》等）60元、陈良廷（翻译过《乱世佳人》等）60元、郝运（翻译过《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等）60元、叶冬心（翻译过革拉德珂夫作品等）80元、岳麟（翻译过《罪与罚》和《少年》等）80元、劳如德（翻译过《》《白夜》和《雾都孤儿》等）40元；而到了1994年，他们每月全部固定收入为：草婴357元、蔡慧202元、侯浚吉202元、陈良廷202元、郝运202元、叶冬心217元、岳麟217元、劳如德196元。

30多年之间的差额，其意义如何？上海的粳米，60年代初每担12。60元，草婴所拿的津贴可买9.5担；1994年7月上海粳米每担约120元（因粮价开放，无法精确），草先生所得的津贴总额可买3.1担，约是30多年前的三分之一，而且，幸亏他老先生还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100元，否则就只能买210斤，只及60年代初的四分之一而已！稍有点幽默的是，津贴最少的劳如德下降的幅度反倒小些，30多年只下降了4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