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的“啃老”现象评析

摘要：目前，我国城市中出现的“啃老”现象是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现象一方面会使“啃老”群体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难以实现正常的社会就业，另一方面，会给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此现象表明，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忽视了对社会道德规模的控制。

关键词：啃老；社会转型；因素；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201－03

一、“啃老”的含义及分类

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被人们命名为“啃老族”的群体。何为“啃老”，是指不包括正式脱产在学人员在内的、拥有正常劳动能力的中青年群体（18―35岁），依赖于父母提供全部或者部分生活费用，或者索取一定物质、非物质资助的行为。

“啃老”群体分为以下两类人群：

（一）失业、待业人员群体

这一群体即是备受社会及学界关注的“新失业群体”。其中包括近些年比较突出的所谓“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群体和一些下岗失业的中青年人员。

（二）就业人员群体

与无业、待业人员群体不同的是，就业人员每月都有收入，本应能够独立生活，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高技术，从而仅能获得较低的薪水，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

二、“啃老”现象产生的现实因素

（一）社会因素

1.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上升，导致独立生活成本增大。“啃老”群体面对的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也急剧攀升，客观上形成了“啃老”群体向父母和家庭伸手的社会原因，只升不降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给“啃老”群体带来的独立生活成本压力，很容易使其因无力承担而转向父母伸手求援。我们可以用三组数据进行说明。

表1和表2说明我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生活成本也急剧攀升。在表3中，我们以住房为例，证明了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表中数据均截至2002年，但从2002年到现在，从各种渠道公布的数字看，表中项目数据仍呈逐年上升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其研究员对上海市徐汇区74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1/3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儿子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3―50万元。此外对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调查显示，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个人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而无须父母资助，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2.劳动力资源的相对饱和及个人职业选择态度。劳动力资源的相对饱和在于两点因素：一是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中缺乏适应现代生产方式所需的专业人员。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 100万人，实际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 400万人，实际新增劳动力1 000万人。在这些新增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处于待业状态。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另一方面，在就业状况难于乐观的同时，“啃老”群体却表现出对就业环境、工资待遇等的挑剔态度，如果没有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他们宁可不就业。

3.社会传媒导向高消费青年人群体因为自身特点，喜欢追求时尚，向往潮流生活，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这方面他们对社会的传媒导向作用不具备较高的免疫力。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媒体中，无论是报刊杂志之类的平面媒体，还是电视网络等的立体媒体到处充斥着高消费理念，追求奢华物质享受，“小资”的口号不绝于耳。这也导致了青年人群体盲目追赶潮流，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当本人收入无法满足消费时，父母的赞助也就必不可少了。

（二）制度因素

应当承认，在“啃老”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制度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如我们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生理性指标的关注要远超过对其人格是否成熟、心理是否健康等精神性指标的关注，不注重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以及家庭责任观的培养。在对独生子女的教育过程中，这种行为体现更加明显。

在学校教育中，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使受教育只是为了拿文凭。本来，有很多领域和专业是不需要文凭的，至少不需要高学历文凭。但今天中国的大学几乎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设置了文凭甚至是高学历文凭，逼迫非学历人才接受学历教育。而且现在高等院校中的专业设置也不够合理，一些社会需求人才量大的专业没有设置或者设置很少，另一些没有社会需求或者需求量很少的专业却到处都有。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钩，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高学历人才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除此之外，像社会保障制度也为“啃老”现象的产生创造了现实的土壤。当前我国城市中社会保障工作总体状况良好，确实为弱势群体构建起了“安全网”。社会保障的对象大多倾向于“4050”的下岗失业人员，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它给予保障对象较为稳定的预期，虽然保障金额不大，但是很稳定，可以每月按时领取。对保障对象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在心里上所起的稳定作用大大超过保障金本身的物质意义，而现在这种稳定作用通过家庭传递给了“啃老”群体成员，使他们也产生这种“制度性依赖”。

三、“啃老”现象的影响

“啃老”群体和“啃老”行为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如每家每户的衣食住行，大如国家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与一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人认为“啃老”所带来的后果是消极的，持批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啃老”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性”因素之一。作为“啃老”实施者的中青年人群，长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低收入水平的压力，两种压力与社会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所构成的矛盾，使他们变得意志薄弱。而来自社会的“标签”性眼光与他们对自身角色的不认同造成的摩擦，又使他们的“道德退化”、急躁易怒，经常表现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绝对不容忽视。另外，作为被“啃”对象的中老年人群，自身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如果还要长期负责子女的生活的开销，则很难不引发他们的不满情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谈到失业下岗人员的社会抗拒时，曾对此两种情况作了一些说明：“目前中国的失业下岗人员是一个独特群体，主要是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其年龄在40―55岁之间，根据调查，他们中间涉及基本生存问题的并不多，引发社会抗拒的主要是养老和医疗问题。随着这批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以就业为主题的社会抗拒会减少，而以养老和医疗为主题的社会抗拒将增加。”（现实情况有所差别，各地分别有出现以为子女寻求就业或“接班”待遇的上访活动）……“现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另一个失业群体的形成，这就是新生代的失业群体……他们的年龄大体在18―30岁之间。将来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这个群体。随着这些人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会进一步加重，因而对就业的要求也会增加。”

其次，“啃老”现象是对社会财富的不公平获取。“啃老”群体的父母大部分已进入退休年龄或者是“4050”的失业下岗人员，根据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他们享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待遇，每月支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和失业金。这笔收入的来源在于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国家将就业人员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给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或者国家应于保障的人群。而在有“啃老”行为发生的家庭中，“啃老”群体通过老人间接的获得了这些财富，这要比他们创造出的有限的财富丰厚的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啃老”群体违反了社会公平性的原则，当然我们认为这种违反并不一定就是有意行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制约，但这不能否定他们事实上的对社会财富的侵占。作为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正常劳动者，不但没有创造反而还占有了一定的财富这是对社会其他劳动者的伤害，会极大的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严重一点说，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一方面会使“啃老”群体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难以实现正常的社会就业；另一方面，会给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

再次，“啃老”现象致使老年人生活向基本贫困化发展。老年人口作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其人均收入水平，往往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或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这是由老年人口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老年人口只有以基本养老金的形式参与分配，除医疗费用外，其他福利费用很少。相对而言，在职工作人员由于还有多种形式的补贴项目，收入要远多于老年人口。虽然老年人口退休后收入绝对数有所增加，但与在职人员收入比却在不断下降。即便如此，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还是可以保证老年人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只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根据贫困理论的“三分法”解释，相对贫困状态是指相对而言贫困，即生活水平较低的那一部分个人（或家庭）。也有机构和组织将收入只及（或少于）总体收入1/3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除了相对贫困，还有另外两种贫困状态，一个是绝对贫困状态，另一个是基本贫困状态。绝对贫困是指生活缺乏维持起码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物质条件，不但衣食住极度缺乏，而且有危及生命之虞，此层次的物质生活标准不会因事件、文化和社会组织而有很大改变，必须急切救助，也称为“赤贫”。基本贫困是指生活上不会有饥饿威胁，不会危及生命，但仍然不得温饱。根据上海市老年人贫困界定、救助标准和人群数量预计的统计数据显示，当进入老龄化高峰的2020―2030年时，相对贫困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老年人总数的70.4%。（见图4）全国的相对贫困老人大体也是这个规模。

但是，在出现“啃老”行为的家庭，老年人面临子女转嫁的贫困，不仅得不到子女的养老补贴，还要贴补子女或孙辈的生活，保持相对贫困的生活标准已经力不从心，渐渐走向基本贫困。

其实，我们不应该只盯住“啃老”群体及其行为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不利影响，还要看到“啃老” “存在即合理”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维护传统家庭理论文化回归方面，必须得承认“啃老”成为了代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交流通过代际间的交换得以完成，即父母向子女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子女回报父母精神、心理的慰藉，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中的代际合作表现。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忽视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控制。随着社会变革的进一步深入，以个体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家庭伦理文化，同时伴随而来的家庭模式的改变，加速了家庭原有功能的弱化。家庭作为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其职能更多集中在生育、照看孩子和社会化上面。作为家庭成员，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价值实现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不再是以往对家庭的照看和维系。但当他们发现以自己的能力难以达到目标时，回归家庭寻求援助又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吃住在父母家”、“将子女交给父母抚养”成为“啃老”的主要方式，甚至有父母会主动提出以这种方式帮助子女，而采取这种“啃老”方式的子女也大多会满足父母的感情需要。一方面父母晚年生活得到慰藉；另一方面，子女现实困难得以缓解。更重要的是，原来被冲击得很脆弱的家庭代际关系被重新巩固，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得以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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