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状元”纠结

高考到来，有关“状元”的话题，又热起来。近日，有媒体报道，去年的陕西理科高考状元李宁宁遭北大退学，网传原因是无法跟上北大的课程及教学方式，一时间，关于高考状元“高分低能”的争论迅速蔓延。对此，北大明确表示，李宁宁目前仍在北大元培学院就读，学习状态很好，网上消息不属实。(6月6日《广州日报》)与此同时，北京不少考生及家长一起来到国子监，祭拜孔子像，有家长甚至花重金为孩子求“状元符”祈福。但也有考生表示，“买符换不来好成绩”。(6月6日《新京报》)

一边是对“状元”能力的质疑，一边是不管质疑，花重金去求“状元符”。这生动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状元”的纠结心态。这种纠结心态，源于“育人”和“选拔”功能的脱节。

其实，不用讲多少大道理，经过多年舆论的分析说教，大家已经明白，

“状元”只能说明学生一次考试的成功，只能一定程度反映出知识教育的成果，只是对学生一方面的评价。但是，每到高考，大家都围绕“状元”大做文章，而家长也期待孩子能考中“状元”。

有人认为，这是家长和社会不理性，“状元”并不能说明什么。这种观念本身倒是不理性的，在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中，分数是大学录取学生的重要甚至唯一依据，排在第一名的学生，显然是这次考试的最优秀者，不管他的未来发展如何，他将由此被名校录取。更重要的是，对于为高考做出长达12年准备的万千家庭和考生来说，“状元”无疑是高考竞技场上的表率。

有一种现象，很多人不理解，某个“状元”，在大学里求学并不理想，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是，他依旧被高中母校作为“最杰出”的校友，在每年高考前都请回去给学弟学妹们演讲，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考场的高分，争取进入名校。从人生和职业发展角度，他显然是难以作为表率的，可是，母校并不在意这些，只在意他当年获得了“状元”；学生们也不会在意他今天的事业发展，而会在意他的应考技巧。因为对于母校来说，出一个“状元”，那是衡量办学成功十分重要的指标；对于学生来说，当务之急是考出好的分数，进入一所好大学。

在应试教育体系中，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升学教育”，其价值不只是提高学生本身的能力与素质，而是为升学服务；换言之，学生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获得进入好大学的高分，而不是获得本身的成长。所以，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学生，对“状元”都有很“清晰”的认识，这只关乎升学。

只要存在按照分数高低录取的制度，就必然有第一名，也就必然有“状元”，必然有人将其作为鼓励学生争做“第一名”的榜样。要让社会不关注“状元”，就必须改变这种评价体系。

在美国，SAT的满分获得者，并不会被称为“状元”，很多大学也不会因为学生SAT是满分，就录取他。有舆论称赞美国大学牛，可拒录“状元”，但这其实不是美国大学“牛”。要是美国采取的是与我国类似的集中录取制度，大学也是不敢不录第一名的，因为按照录取规则，大学必须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第一名学生不录取，是严重违规的。美国大学之所以可不录取SAT满分获得者，是因为SAT在大学评价学生的指标中，只是一方面指标，权重大约在25％左右，简单地说，在100分中，SAT满分就是25分。自主招生的大学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评价选拔适合自己的学生。

大学升学考试，应该具有双重功能——选拔和育人，既要把人才公平地选，又要起到育人作用。所以，要摆脱“状元”引发的现实纠结，必须增加升学考试制度的育人功能，从育人角度来推进制度改革。

推荐理由：应试教育滋生了“状元”，“状元”煽起了学校、老师、家长的虚荣心，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我们必须对“状元现象”有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