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无序性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背景

政治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成员对特定的政治系统、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现象等表现出来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及作出的政治行为选择等。按照社会结构的不同，政治文化分为不同阶级、阶层、民族、团体及公民等的政治文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快速更新，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但由于政治系统忽视了对广大农村新型政治文化的传播，使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如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及大众传媒因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而未能达到最佳效果。农民现有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行为选择等政治文化因素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当矛盾来临时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狭窄的和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因此农民无序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期政治文化灌输不足、宣传不够和农民自觉政治社会化水平低造成的。

一、现代农村缺乏系统化的政治文化的灌输，农民对新时期的政治过程、政治现象和法律制度等缺乏应有的政治认知

政治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过程，又称为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政治系统传播政治文化，使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获得作为社会群体应具有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的过程，一个是社会成员自觉地主动地学习某种政治知识，获得某种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等的过程。从政治系统自身讲，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必须通过学校、社会共同体、社会传媒等途径向社会成员灌输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通过有关法律和制度规范、培养和教育其社会成员，使其支持、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并在政治过程中发挥良好社会作用。我国的农民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体，应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提高对社会制度的政治认同感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人翁作用。然而，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与“”时期相比，政府各级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关注远远高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系统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较短，社会群体的作用因的解体而弱化，针对农村广播的媒体工具(如村乡县等广播站)陷入瘫痪状态，公共传媒如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报刊杂志等远离农民生活，体现农村政治文化生活的设施匮乏，这样反映新时期法律制度变化和日新月异政治生活变化的信息难以到达并被农民熟悉和接受，广大农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滞留在新时期前水平。虽然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十年时间了，但大多数农民对《村组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农业法》、《水污染防治法》及众多与农民利益有关的农村农业法律内容并不知晓，因此表现出在基层政治参与中政治认知极度匮乏，运用多种政治参与手段的能力弱，政治参与水平低。在政治心理上表现出政治冷漠，在政治参与的内容上仅限于选举投票，而缺乏应有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政治参与水平上是低层次的动员参与和顺从参与。

二、农民缺乏应有的能力完成政治文化的内化过程，完成“自然人”到“政治人”的转变

无论从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还是从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仰等方面看，农民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而具备民主政治社会所要求的政治文化的内化能力，即积极获取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知识、政治觉悟和政治价值观念，并由此产生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模式等。传统政治根深蒂固，使农民的政治文化较多地停留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心理上，如平均主义、“官本位”，“精英政治”，政治顺从和忍辱负重等。和时期的大众普遍参与的政治狂热也有一定的影响。为此农民的政治心理表现为不稳定的两极化心理，即政治冷漠、政治压抑与政治狂热并存，当利益侵权变本加厉和政治人格压抑太久时，突破法律框架的非理性政治行为，即无序政治参与行为随时有可能发生，并迅速扩大。

三、政治文化多元并存，主导型政治文化作用减弱，影响农民做出正确思想判断和政治行为方式选择

首先，农民政治观念游走在现代与传统的边缘，内含采用无序行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新时期打破了“左”倾思想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但短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还没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得到全面落实，特别是剧变之后，多种价值观和自由思潮曾一时泛滥，威胁到社会主义主导型政治文化的地位和功能。缺乏必备政治知识和政治辨别能力的一部分农民，一方面接受了现代社会的自由思想、平等观念和公民观念，自我意识不断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下，对于如何有序实现平等、政治自由权以及怎样运用法律手段的政治文化知识储备不足，在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摇摆中选择无序政治参与行为也属正常。其次，利益多元化和多种价值观侵扰，农民对自身地位的社会评价降低，造成政治心理失衡。在社会转型前，农民普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高的社会赞誉。在和时期，中国农民始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掌握着乡村基层政权，农村干部和党员都从他们中选拔，他们的子女在入党、参军、招工、升学等方面享有政治优先权，农民吃苦耐劳的品德也是社会特别肯定的一种美德，农民对革命领袖和国家制度的认同度极高。进入新时期后，农民在法律上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政治舆论对于农业的重视也超乎寻常，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别的快速拉大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上某些“逐金”主义价值观影响到农民对正确价值观的坚守，城乡物质落差引发政治心理落差，使农民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优越感降低，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度降低。

四、部分村民和村官不受政治文化约束和规范的行为，是农民无序政治行为的直接导火索

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弱化及政治运动的远去，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备的今天，使部分村民和村官牟取私利及侵占公共财产的风险大幅度降低，他们甚至可以不为自己个人主义膨胀和违法行为承担任何后果，政治心理上的无拘无束使村官不必担心一旦东窗事发会法律制裁、开除公职和党籍，因为这些惩罚对于一个本身就是农民的人来讲无非就是“回归本源”，有资料表明，一旦村官犯罪，就是疯狂的和无所顾忌的。与权势结派的部分村民也会在其中获得利益，农村中的派别和社会分层造成矛盾激化，农民感性上认为只有“村官”下台才可以彻底解决，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政治心理是农民无序政治参与事件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课题是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年《农民无序性政治参与积极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为2006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