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商文化探源

摘 要： 湘商文化是中华商业文明的瑰宝，是独具特色又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作者本着科学的态度，从夏商至明清，全面梳理五千年历史，结合各时期的考古发现，对湘商文化的起源进行探究，希望给大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湘商 商业文化 历史考察

湘商，与楚文化同兴，经秦汉、唐宋、明清至今。在发展过程中，周朝楚国时期已创造出商业繁荣，中原商业活动的兴盛，对湖湘大地的商业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商业辉煌，更助推了湘商的发展。

一、中原商业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中原地区的商业和商人活动，源远流长，自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商业都有不同发展并各具特色。在悠久的中原商业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批颇负盛名的商人和商帮，他们对加强各地间的商品交换和互通有无，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经营方法。

（一）商业始祖与商圣

夏朝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但是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商业史应当从商朝开始起算，理由是“商人擅商”，商字的意思是商业、经商，“商人”这个名词的由来是商朝人善于经商。相传，远在商族兴起的时候，就大范围开始商品交换的行为，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之说。商朝的始祖是一个叫“契”的人，他的孙子叫“相土”，住在商丘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相土的这个时代，商人既善于耕种和放牧，更是善于经商活动。这样一直延续到相土的玄孙王亥首领，史书明确记载王亥是最早的中原商人，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始祖”。

春秋战国是我国商品经济十分繁盛的一个时期，范蠡作为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弃官之后，他悄然来到现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这个地方是当时春秋末期的商业中心，范蠡定居于此，自称“朱公”，世人称其为“陶朱公”。他在此地主要从事农业、牧业、商业，尤其在商业方面，展现出其非凡的才智与能力。《史记》记载：“陶朱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也。”范蠡墓旧传在华容县西南湖滨。

（二）商业经济的兴盛

经过王莽时期的战乱与货币纷杂的情况，东汉建立以后，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东汉中期，全国的商业从业人员逐渐增多，在都城洛阳及其他都县，在道路上商人的牛马车辆非常多。魏晋之后，手工业生产日益兴盛，其种类逐渐增多，洛阳城郊内外就出现很多大市场，聚集众多手工业者。由于利润可观，王公大臣、达官显贵甚至宦官们都参与手工业的经营贩卖。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朝代，其商业大大发展，除了经历战乱破坏的洛阳城快速恢复以外，在全国的水陆要道，或者渡口码头，又有很多草市兴起。草市即定期集市的俗称。草市交易频繁，获得相当的发展，它们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县城。

宋代的城市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打破了市场地域限制，不但一些著名的街道中建有大商店，进行大买卖。并且四处还有晓市、夜市、酒楼、货摊、小贩及形形、大大小小的商贩人等，日日夜夜在交易。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原的商业文明起于商朝时期，到北宋王朝南迁，其中两千年间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因此，将中原称为整个华夏的商业中心，这是符合历史且是当之无愧的[1]。

二、楚国商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楚国历史悠久，绵延千年，是我国古代历时最长的政权之一。综合半个多世纪以来楚文化出土遗存及研究成果，表明：从在商代成为方国到被秦灭亡这段时间里，楚国经济、文化均发展很快，楚文化在周代区域文化中后来居上独树一帜，甚至达到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并驾齐驱的境地。

（一）货币流通与商业发展

据现有考古材料，楚国主要流通铜贝、铜布、金版三种货币。这三种货币中，主币是金版，另两种为辅币，铜贝就是大家俗称的“蚁鼻钱”。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并且是相互促进的。商品生产存在必然要求货币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尤其不能离开货币。进一步说，就是货币经济的发展要以商品经济的发达作为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经济有同等的发展程度。在楚国的货币制度中，黄金的计量单位是斤与镒，1镒=20两，1斤=16两，而1两=625枚蚁鼻钱;布币以“货”为单位，1货=1枚蚁鼻钱。这套货币制度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反之又促进二者发展。

（二）拥有货币经济配套设施

黄金作为贵重金属，能保值升值，是一种无国界货币，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不便于分割。如若要黄金执行好其货币的职能，就得有一个精确的称量器具进行辅助，而当时称量器具――砝码与天平的使用已经较频繁。在长株潭及衡阳、常德等地出土的楚国墓葬中，就有101座里面的陪葬品有天平和砝码，根据鉴定，砝码已完全能胜任称量黄金的职能。这就说明，那时的楚国已在货币配套设施上非常成熟，应用广泛。

（三）设有税收征管机构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而商业，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各个诸侯国就开始征税，市官征收市税，在关上征收关税。而楚国则对商业进行统一管理，当时的商业税主要有关税、市税、门税等，国家一级的征税机构叫做大府，地方一级的征税机构叫做关，全国由关和大府进行商业管理与征税。这样的机构设置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这反映了楚国商业及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四）发达的内贸商路

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鄂君启节。现今，该节共出土五件，分别是舟节2件，车节3件，此节为研究其时楚国的符节制度、商业、交通和楚王同封君上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我们从该通行证上看出，当时水路有三条，其中西北线路在湖北西北境与河南西南境，西南到今湖南省境，东线则在江西和安徽的长江两岸地区;陆路记载的是在江汉、江淮间的地带，这一线在西边与水路的西北线相连，在东边与水路的东线相接。如此可见，楚国国内交通线路可谓畅通无阻，将全国连成一个有机的市场整体。

（五）开阔的对外贸易

楚国与周边邻邦各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一是与中原的贸易。据记载，从中原购入的是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而输出的林牧渔产品及矿产。二是与岭南、西南邻邦的贸易。据记载，从岭南、西南购入的是金属产品及海洋产品，输出产品以手工业品为主。同时，楚国北方境外诸国有贸易往来，如俄罗斯乌拉尔河流域出土楚国的漆器、丝织品等物品。还有发现，楚国与南亚、西亚乃至希腊等还有贸易往来，这证明，当时“西南丝路”古商道便已开通[2]。

三、湖南商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明清时期，湖南的矿业、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相当迅速。正是由于这三者获得发展，湖南的商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呈现出辉煌的景象。

（一）丰富多彩的商品

这个时期，市场上以前的商品品种外，还增加了两大品种，即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都成为商品。农产品方面，商品化的有谷米、茶、木材、麻、油等31种之多，有的还远销国内外。手工业方面，据各地方志记载成为商品化的手工业产品共有棉布、土纸、烟、笔、伞等27种之多，这些商品一般是在湖南的城镇集市和农村集市上销售。这样就使得湖南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增加近60种。欣欣向荣的商业景象为湖南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二）本地异地商人队伍

任何一个开发之处皆有商机。明代以后，湖湘之地迎来大开发的时代，全国各地商人蜂拥而至，尤以晋商、徽商、苏商、粤商、赣商为多。他们在湖南各有主营业务。如晋商主要从事茶叶生意，他们从湖南选购茶叶后，贩运至新疆、宁夏、青海等西北地区销售，由于清代西北地区的统一，茶叶在这一带很是畅销。粤商则是往来贩运，从广东地区运来他们的洋货、糖和盐等物品在湖南销售，然后从湖南运走茶、丝和米。徽商主要经营盐、大米、木材，走的也是往来贩运之路，但不同的是，他们从扬州盐场运来食盐，从湖南运走大米。晋商的特点是，在湖南进行坐店经商，这与所有外籍商人不同，当时的湘潭已经成为是江西商人的天下，长沙、衡阳次之，连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也有大量江西商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也有很多湖南人前往外地经商，在广西，湘商一般贩运木、铁至桂林等地，又购买白糖、棉花等销往湖南。在云南，湘商主要从事矿产开发及贩卖，而在江苏，湘商主要以贩卖粮食为主要营生。

（三）知名行业与商业中心

清代，湖南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常德、郴州等地的商业活动繁盛，成为商业中心。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牙行铺栈林立、往来商贾众多，各类货物云集。当时较知名的行业有：长沙的米粮业，常德的木材业、桐油业，湘潭的药业，衡阳的烟草业等。晋商、徽商、苏商、粤商、赣商等各地商人往来其间，大宗生意持续发生，商业景象盛况空前，活跃了湖南地方的经济，加速了地方商品的流通，为湖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下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湘商文化即与其他区域商业文化一样，深受中原商业文化的影响，又有其自身地域特性，受到楚国商业文化的影响颇深。而到近代以来，晋商、徽商、赣商、苏商、粤商等各大商贾纷纷来湘，在三湘大地上书写商业传奇的同时，为独具特色的湘商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进行湘商文化的探源，得知湘商文化即与中原商业文化的兴盛、楚国商业文化的繁荣分不开，又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大著名商帮文化的精华，在取长补短中不断自身更新、自我完善，最终才形成湘商文化。后来，正是有了湘商文化，才迎来了近代湘商的崛起和现代湘商的兴盛。在今后的研究中，本课题组将进一步加大对与湘商相关的商业遗存、考古发掘的调查力度，以及对历史典籍的研究，从中提炼出更有价值的信息，并希望形成更精确更权威的研究成果为大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

[2]邹芙都，江娟丽.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基金项目：2014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14SF16）：行业型高职院校文化特色的培育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