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谜题制造决策陷阱

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有关报道铺天盖地。但是，笔者在报社的编前会上不止一次听到令人对“史上最难”产生质疑的说法：

比如教委，对“史上最难”大体保持不屑的态度。在今年5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媒体介绍会上，市教委副主任李瑞阳表示，截至5月10日，本市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44.4%――比2012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但高于2009年、2010年的同期签约率；而且，毕业生签约率下降幅度有收窄的趋势。他还表示，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总量为17.8万人；上海为高校毕业生准备的岗位则达到15.2万个――除去考研、出国留学等，岗位只多不少。

比如人力资源保障局，一位资深官员直率地对记者说：“所谓‘最难’，就是媒体简单根据毕业生人数而设置的陷阱话题。”

现实也有与“史上最难”相悖的地方。笔者供职的报社――俗称的上海“三报两台”之一，历史悠久，工作稳定，今年招聘据说名额未满。一些身边的朋友则告诉笔者，其实有不少“不差钱”的年轻人选择了“主动待业”或“自由职业”，你们媒体呀、政府部门呀纯属“皇帝不急太监急”。

笔者绝不是想说明就业难不存在，毕竟全国699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摆在那里；但是，“史上最难”的说法显然不是一个科学计算的结果。可这样迷糊的说法却足以引起“社会总动员”：今年，不止人社局、教委在忙活，经济部门和各区县、街镇在行动，工商联等经济组织在努力，就连团委这样的群众性组织也围绕大学生就业而愁白了头。周遭氛围，令人不慌也难。

这是一个细想之下令人感到可怕的现象。但偏偏，在中国，这绝非罕见。

大约两年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行业收入差距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据统计，1978年中国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仅为2 .1∶1，而2008年已上升到11∶1。一些公开资料指出，尽管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工资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有人撰文呼吁“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拦路虎”。

笔者从未找到这些数据的出处。但经济学者张军却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万家企业的数据库进行了计算，结论为：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占比从来没有超过50%；由于其所使用的国企数据涵盖所有行业，不仅是垄断行业，因此国有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的说法“很不靠谱”。

像这样著名的迷糊数据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对于GDP达到50%并且可能土坯70%；比如，消费只占GDP的48%，而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80%；再比如，那个广受诟病的登记失业率、地方GDP相加的结果总是高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笑话……

这些重要经济数据倘若有误，将直接影响中国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把经济决策带入陷阱。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始终未能把体系化地解决数字谜题摆在重要位置。笔者自然无能提出解决数字谜题的方案，但却想在本文的最后与读者共享李先念同志的一段讲话：

过去，报告与账面不符，账面与实物不符，党与政府的材料不符。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不准确怎么能谈到统一（统收统支、统一管理）？

“大概”、“差不多”这一套“理论”都要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