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兴盛原因探析

[摘要]媒体批评已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媒体批评的兴盛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结果。大众传媒的繁荣、文学的转型，以及受众欣赏习惯的改变，是媒体批评兴盛的外在基本因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批评自身也面临着困境和危机，其改革和转型成为必然，这构成了媒体批评兴盛的内在因素。媒体批评的出现顺应了传媒、大众和文学创作的需求，在传媒和批评领域焕发出勃勃生机。 [关键词]媒体批评；大众传媒；文学批评；市场经济

媒体批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大众为接受主体，以当下的文学现象为批评对象，它具有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特征，已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兴盛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由国家行政部门按计划调控，“长官意志”决定经济政策的制定，市场经济规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漠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启动，“生产――消费”规律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经济的转型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也随社会转型而转型，而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媒体批评的兴盛和发展。

一、媒体批评兴盛的外在原因

1　大众传媒的繁荣使媒体批评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巨大空间。

大众传媒是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的专业化的媒介组织，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那时的媒体属于由国家调拨资金的事业单位，其生存和发展由政府部门统包统揽，无需承担任何市场风险。这使媒体缺乏竞争意识，其数量和质量一直徘徊不前。同时，媒体带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为主要目的，是“”和“国家机器”，而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在这种单一的文化语境下，发表在媒体上的文学批评也往往成为政治的“留声机”、“传声筒”，批评家的个体性、创造性受到了无形的压抑。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众传媒被逐步推向市场，由国家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进而到自食其力、自负盈亏，而“一旦你承认自己是商品，你就不能和市场较劲”，所以，大众传媒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考虑消费者――大众的需求。于是，媒体的制作、流通和消费从过去的封闭走向了开放，关注大众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等成了大众传媒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正如沃纳，小詹姆斯所说的，当大众传媒真正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传媒自身也处于一种竞争意识时，大众传媒的传播意识和大众意识才真正释放出来。大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真正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有权利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并在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丹尼尔・贝尔就曾说过：“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给大众传媒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促使大众传媒形式和各种形式的媒体蓬勃兴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报纸2000多种，期刊种类8000多种。互联网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美国《时代》杂志曾预言，到2005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市场。这一预言已成为了现实。

大众传媒的繁荣和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构成了现代传媒时代和现代信息时代，体现传媒意识和大众意识的媒体批评由此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巨大空间。

2　文学的转型促使了媒体批评的兴起。

(1)文学创作由“共名”走向“无名”。陈思和曾指出，社会的文化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共名”，一种是“无名”。“共名”是指“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无名”则是指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意志广泛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学被视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中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惊人的“共名”现象，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了无形的遏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作家终于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作自由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中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如全国的文学刊物有600多种，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已连续多年都在500部以上。现在任何一年的文学创作量，都超过“”前17年文学创作的总和。②各种文学流派异彩纷呈，当代文学创作第一次出现了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文学真正成为作家心灵的产物。

这些变化使媒体批评的出现成为必需。一方面，面对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读者往往感到茫茫然不知如何选择。另一方面，不少文学作品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异于传统文学。而很多读者仍抱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无法正确鉴赏这些作品，经常出现“看不懂”或“误读”的情形。媒体批评对当下作家作品的关注，能使读者及时了解文坛动态，对作家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换言之，媒体批评具有“紧跟创作潮流”的特征，它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了“导航”的作用，使读者获得了精神享受。

(2)文学生产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消费脱节，作品命运受“长官意志”决定，文艺的商品属性不被认可，认为这是对文艺的亵渎。而同时，读者往往被当成“教育”、“感化”的对象，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作品。文学的生产和发展受到了限制。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了文化市场的建立，文学生产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除遵循文学规律之外还按经济规律来运作。对此，罗贝尔，埃斯尔曾有精辟的论述：“在了解作家的时候，下面这一点不能等闲视之：写作，在今天是一种经济体制范围内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而经济体制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能不论的。在理解作品的时候，下面一点也是要考虑的，书籍是一种王业品，由商业部门分配，因此，受到供求法则的支配。总而言之，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社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社的消费部门。”也就是说，读者成了文学市场中自由的消费者，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意味着作品艺术价值的实现，还涉及出版社、书商等的经济利益问题。但要读者购买、阅读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供大众休闲娱乐的形式和节目越来越多，如电视、电影、体育、歌厅、舞厅等等。文学作品并非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它开始遭遇了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批评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介，它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成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3)网络文学蓬勃兴起。在过去，文学创作是属于专业作家的专利，文学作品是“稀缺资源”，一般以印刷的形式出版传播，有着严格的审稿制度和刊登权限。这使文学高高在上，对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进入文学殿堂发表自己的作品往往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市场经济体制下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这一状况。网络的平等性、兼容性、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它彻底解构了文化的阶级等级和权力话语对媒体的垄断，为文学回归民间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于是，在“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口号下，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它以大众文学的姿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媒介即讯息。他指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尺度。”他认为，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意义，主要不是它作为载体所承载的具体信息，而是它本身作为“人体的延长”所带来的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于这种改变而带来的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网络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发表方式，也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使作品的阅读变为在线浏览。面对海量的、不断更新的网络文学作品，批评者已不太可能慢慢地深入思考，而是必须迅速对作品做出回应。所以网上的帖子一般是直感式、印象式批评，网民们即兴评点，即兴离去。这类批评，或许不够精致，甚至有些粗糙，但它却具有传统批评无法抗衡的迅捷及时性和交流互动性，使网民的真实情感在第一时间得到表达。另外，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目前中国内地的网民87％以上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思维活跃，充满个性，倾向于以一种活泼诙谐的语言写作，使批评具有鲜明的“波普化”倾向，而与传统批评严肃庄重的风格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与网络原创文学繁荣相匹配的，是网络文学批评的流行，而网络文学批评正是媒体批评的主力军。

3　受众欣赏习惯的改变使媒体批评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不发达，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受到限制。另外，计划经济体制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使人们在得到归属感的同时也消解了个性。当时人们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属于“群体型”接受，群体能够指导个人接受信息，当个人对信息有怀疑的时候，他可以根据群体经验来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思想和意识得到了解放。中国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此进入了世界大舞台，同时也进入了大众社会。大众社会的意义是：“‘出现了大量隔绝疏远的个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传统联系的削弱，理性的增长以及分工制造了由松散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一词的含义更接近一个聚合体，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群体。”可见，大众社会把个人从群体压力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自由。但是，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失去依托，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人们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孤独和焦虑，正如有人所说的：城市，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大家都感觉孤独寂寞的地方。弗洛姆就曾指出：“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就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无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想要成功地发生作用，就必须缓和这种感觉。”

大众社会是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尼采曾说过，在人类极为漫长的生命里程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了。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得到他人的认可。同时，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人们失去了细细研读的耐性，使大众的接受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1)平面感：深度的削平；(2)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3)零散化：主体的消失；(4)复制：距离感消失。

而媒体批评关注当下，信息量大，提供给读者的是便于阅读、易于接受的文本，适应了大众的欣赏习惯，因此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二、媒体批评兴盛的内在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文学的转型，面对市场经济和丛生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家们发现，无论是过去的批评机制还是传统的文艺理论都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文学批评作为先进文化的构成也要与时俱进，批评也面临着转型。

1　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必须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批评往往被当成意识形态、政治宣传的工具，批评家经常以“教导者”、“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将大众视为需要“教育”的对象，对他们进行政治观念或道德观念的灌输。同时，批评家成为大权在握的“法官”，文学作品在他们眼中成为审判的对象，批评往往具有评判作品生死的权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批评与文学的关系经常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另外，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的述说”，它“本身是一种艺术”，应是文艺活动中最具个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应有不同的流派和形态，但计划经济型的批评依附于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艺术的灵性和创造力，使批评成为千人一腔的“大合唱”。在新型的社会环境下，政治意志的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批评的广泛渗透渐渐受到批评界的质疑，使它对批评的影响日趋减弱，批评家的创作空间大大地增加了。这时，批评理应增强个体性和独创性，应真正成为批评家心灵的产物和读者需要的对象，但人们却发现，过去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消除； “政治型”的批评体系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新的理论体系又一时很难建立，批评界面临着严重的人文危机，如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批评机制和批评方式，使法朗士所说的“我评论的就是我自己”成为真正的现实，成为批评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　传统文论必须向现代文论转换。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研究建立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而不同时代的文学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都是特定的、具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形态的变化，不少传统的文艺理论已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它们不仅无法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甚至无法解释当下纷繁的文学现象。如传统文论强调小说的情节，而现在的很多小说出现了“淡 化情节”甚至“无情节”的倾向，若再用传统文论去分析它们、要求它们，就会出现解释的失效。也就是说，传统文论已无法在当下批评领域唱主角，这是不争的事实，传统文论必须向现代文论转换。但另一方面，传统文论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建设，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当中有不少精华，如强调艺术感悟、提倡深度直觉等，使文学批评悟性横溢、充满灵气。遗憾的是，不少批评家在构建现代文论体系的时候，犯了“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彻底割裂了传统，走上了“虚无主义”的道路。这既造成了对传统文论的极大浪费，又不利于新的文论体系的建构。

3　文学批评的“概念化”倾向必须改变。

面对社会的转型和文学的转型，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文艺界的当务之急。但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显然不利于从容、冷静地思考，文学批评由此走入了概念化的误区；一方面，生造概念满天飞，不少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论框架未能破除，又不善于推陈出新，只好凭空制造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新术语”，但因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这些概念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四五天”，成为典型的学术泡沫。另一方面，盲目引进西方理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纷纷涌现，批评理论不断出新。面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滞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拿来主义”，于是大量引进和借用了西方文论的许多概念术语，但不少人表现出盲目跟风的倾向，一是无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理论的过度超前并不能解决当下文坛的实际问题，硬把不适合中国的西方理论话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就难免会产生“橘生淮北而为枳”的尴尬。二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轮番的“术语大爆炸”，彻底的“概念大搬家”，求新求异求快，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弄懂这些概念术语的内涵呢?

概念化带来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概念化导致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隔膜，文学批评应建立在潜心研读文本的基础之上。龙应台曾这样谈到自己的研读过程：“我必须在灯下正襟危坐：第一遍，凭感觉撷印象；第二遍，用批评的眼光去分析判断，做笔记；然后读第三遍，重新验证、检查已作的价值判断。”但对“新概念”的盲目追随使不少评论者丧失了研读作品的沉静心态，“不读作品即可批评，略知大概即可说三道四”已非个e现象，时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术语代替了独特的、有生命力的个人感悟。对此，有的评论家尖锐地指出：“不少论作、不少‘丛书’，阐述的‘言必称希腊’很流行、很时尚。我总想，作为中国的理论批评家，怎么能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特别是一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保持沉默――此情此景、此中的蹊跷不能不让人怀疑：‘评’与‘论’的写家们究竟读了多少由中国作家创造的作品?他们对本土的文学状况到底有多少了解?而‘评’与‘论’的见解或‘视角’又是从何处收获的?”第二，概念化加剧了读者和文学批评的距离。这类批评常常打着“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旗号，宣称以荡涤文学批评的庸俗浅薄之风为目的，因此它的概念化、玄奥化使很多读者误以为是先锋文学批评的“标志”和“特征”。但以己昏昏并不能使人昭昭，面对这些“高深”的概念，读者只能发出“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感叹，这造成了读者和文学批评的隔膜和对立。文学批评基本上成为一种自产自销的批评话语，无法有效地到达读者层面，呈现出强烈的独白性特征。

我们前面谈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文学的运作机制，文学被纳入了“生产――消费”轨道，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家的审美创造，它还是作家谋生的手段；而读者也不仅仅是文学鉴赏者，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文学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它一方面应在读者和作品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应具有实用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有个如何面对市场的问题。但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以“精英文化”自居，其浓厚的贵族气息使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丧失了中心地位而走向了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界存在的上述问题，对批评的发展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文学批评面临困境和危机，其创作与接受都面临着困难和阻力，批评的改革和转型成为必然，在批评改革和转型的进程中，媒体批评以“下里巴人”的姿态，借助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现代时尚的观念迅速向广大读者传播，抢夺评论的话语权，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

综上所述，媒体批评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结果，顺应了传媒、大众和文学创作的需求，也是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传媒和批评领域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