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批评的特征

摘要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主要受制于传媒文化，是传媒文化操纵、策划的结果，其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接受主体和接受过程等都呈现出与传统批评不同的特征。媒体批评对传统批评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生气和活力。

关键词　媒体批评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麦克鲁恩从技术决定论出发，以负载文化信息的媒介形式的不同将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子传媒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印刷文化和电子传媒文化的过渡阶段，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因此对媒体批评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下面从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对其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一、批评主体的特征

(一)批评主体的泛化

在媒体批评中。出现了批评主体泛化的情况，记者、编辑、作家、一般的读者和专业批评家一起成为媒体批评的批评主体，使批评的专业化、职业化、官方化、精英化的意识转换为大众化意识。他们同时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大众传媒“狂欢广场”的场地和氛围给大众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大众有了“话语权”。传统的学术刊物具有严肃庄重的色彩，令一般的读者敬而远之。但大众传媒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得“很多环节加入进来分享权力，除批评家外，还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媒体的记者，还有读者，估定价值所凭依的立场也产生了很大差异。他们相互；中突”。人们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点，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最明显。网络使人们摆脱了日常身份、地位的限制，人人平等成为了现实。这尽管还带有虚幻性、虚拟性和理想性，但无疑使现实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正如有人所说的：“网络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纯粹精神的世界。……在ID的掩护下，你可以多多少少说点你想说的话，而不用再挖个坑埋起来。同时，你也终于能够发言，有人能倾听你的话语，话语的世界终于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而这一次将不再靠金钱、权力、地位。”

其次，媒体批评“下里巴人”的姿态使大众有了发言的权力和培养了言说的能力。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理论批评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研究和解释文学作品的前后一致的术语、区分标准、分类方法以及评价作家和作品的尺度，其高深的理论色彩使它具有浓重的贵族气息，一般的大众因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很难进入这个圈子。媒体批评则侧重于评价当下的文学现象，它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直感式批评、印象式批评在这里取得了合法地位。只要对文学作品或其他文学现象有所感悟(即使这种感悟是肤浅的)，就可以在媒体批评领域自由言说。

最后，专业批评家观念和心态的变化使他们开始逐步进入媒体批评的领域。余秋雨曾说，中国有的知识分子作了一辈子的“无效文化”，这真是悲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评论家痛感传统批评“中心地位”的丧失，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被无情地淹没，于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中有的人走出“象牙塔”，加入了写媒体批评的行列。当然，这些媒体批评并不能把他们深邃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为了适应大众的接受习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深刻”掩藏起来，而只能展露“冰山一角”，但毕竟他们的言说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们也需要借助这些文化精英的参与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从而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听)率或点击率。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批评家和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业余评论者”一起成了媒体批评的批评主体，共同构建起大众文化批评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传媒批评形态。传统批评的话语霸权和神圣感被彻底解构。

(二)批评意图的多元化

所谓批评意图，也就是批评主体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把传播效果分为三个层次：认知、情感和意愿。认知是关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即通过提供信息、传承知识，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增加人们的知识量，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情感是关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即通过信息和知识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意愿是关于人们对事物采取的行动，这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即通过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最终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媒体批评中，不同的批评主体对这三个层次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其批评意图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指导读者鉴赏文学作品。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专业评论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使他们有能力成为读者阅读的“指路明灯”。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对文学现象作学术研究，很多批评家不屑写评价鉴赏式批评，认为其是“小儿科”，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大众需求的漠视。媒体批评面对的是大众，这使它充分考虑到了大众的需要，所以，评价鉴赏式批评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和发展。持这类批评意图的批评家主要对达到认知效果和情感效果感兴趣，即他们更多地关注批评的知识性，希望以自己的学识提高大众的文学品位，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二是为作家作品作宣传。持此类意图的包括评论家、作家、记者、编辑等。为了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的出版商和作家都很重视宣传工作。传播学认为。传播者的权威性是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传播者越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越大，受众就越信从。现在不少文学作品的出版，都邀请资深评论家和作家撰写批评，利用他们的“权威效应”赢得读者。另外，出版商还经常运用由记者编辑捕捉“新闻热点”的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这时，批评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理性研究，而是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中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批评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意愿效果，即通过提供信息，使受众对作品产生兴趣，从而购买作品。

其三是满足自我言说的欲望以及和他人交流阅读体验。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读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列・斯托洛维奇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关系的客体，能激起人一定的感情和理想、愿望和意向，活跃他的记忆，并唤起想象。有的读者看了文学作品后，有所感悟，不吐不快。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独自体验。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悟，也分享他人的思想。现代大众传媒的先进技术为一般读者的这种愿望和需求提供了物质平台。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同一作品展开热烈的交流。这类批评，既关心认知效果，也对情感效果感兴趣。

其四是制造新闻热点。持此类意图的主要是记者编辑。有人指出：“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舆论导向……一位批评家专心孤诣写出的文章，未必比媒体记者速成的一篇报道更有影响。”在大众传媒语境下，记者编辑往往凭借其职业优势。敏锐地捕捉文坛中的新作新动向，将文学新闻化、社会化、事件化。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以探究文学规律为己任，文学批评仅仅是他们吸引受众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既不是文学的认知效果，也不是文学的情感和意愿效果，而是媒体的知名度以及发行量和收视率。

批评意图的多元化，使媒体批评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能满足不同批评主体的需求，使批评既具有个体性、个性和精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功利性。同时，它显示了批评主体对期待视野的重视。使批评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二、批评对象的特征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将人的内心生活比喻为一条容纳了五种“情境”的渠道：(1)物体，即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2)场合，即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3)角色。即人：(4)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5)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一定时间内流经的情境越多，每一种情境在其中持续的时间就越短。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快速的信息流使得人们应接不暇，于是。“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年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因此，媒体批评不关注“历史”，而是关注“当下”，文坛新动向、有新闻价值的名家名作、有争议性的文学话题、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文学热点问题等等，就成为媒体批评追寻的对象。

首先，大量的媒体批评属于新书介绍类。这类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对新书进行“广而告之”，它往往紧扣作品的“亮点”来写。以揭示出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和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如《文学报》介绍海岩的小说《深牢大狱》时，就强调了该书“突破了海岩一贯的浪漫诗话风格，强化了社会现实氛围”，并“以监狱系统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为读者认识监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另外，这类批评经常由作品说开去，寥寥数语，却充满睿智。如《文学报》对《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的点评。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沈从文，我的印象是至今没有被好好读过。就说很多人喜欢的《边城》吧。有谁看得到那里面掩盖着的伤处么?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如果不变为仇恨。就必然用文字把伤痕包裹起来。”其中，就蕴含了评论者“谁解其中味”的感慨。这类批评，在介绍新书的同时，融入了评论者的独特体会，可谓是“商业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

其次，媒体批评关注有新闻价值的名家名作。尽管名家名作对大众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传媒为了收到更好的效果，往往选择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进行批评报道。如传媒在巴金的百岁华诞前后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作品的批评就属这种情况。巴金一生追求真理、呼唤崇高、讴歌正义。他的作品及其人格力量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面旗帜。他在晚年一再倡导“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他的百岁华诞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盛事。当时全国比较大的媒体都发表了有关巴金及其作品的批评，不少还推出了专刊。这些批评因为把握了时机性和社会尊崇经典的意识而倍受大众关注。

再次，媒体批评关注有争议性的文学话题。如2007年10月27日《羊城晚报・花地论坛》的选题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广东评委看广东文学”。该选题的背景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10月26日揭晓，共有32位作家、诗人、理论评论家和翻译家获此殊荣，但广东仅捧回一个“文学理论评论奖”。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羊城晚报》的编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焦点问题，邀请了四位评委讨论这个话题，分别从未获奖作品存在的问题、评委存在审美判断差异、创作的努力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全方位地分析了鲁迅文学奖及其评选中的种种问题。对话有交流，有碰撞，有争论。观点的冲突有利于深入地探讨，也能激发读者的思考。

另外有一类媒体批评则属于“炒作类”，即通过新闻炒作，制造出“热点”、“焦点”。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类经过事先策划、包装和推销的媒体批评的特殊流程是：

第一，为了吸引大众注意，策划热点。《十作家批判书》“批判”了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等十位在文学界一直享有盛名或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在该书封面上，不无煽动地写着：“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对“经典作家”进行“炮轰”，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使该书一下子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正如有人所说的，《十作家批判书》是个典型的“媒介事件”，具有显著性(名作家)、冲突性(“批判”)和戏剧性。符合了新闻学关于新闻选择的一切标准。

第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大众传媒争先报道的热点。《十作家批判书》在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各大传媒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这无形中为该书作了绝好的宣传，实现了秦巴子所说的“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对此，朱大可分析道：“批评领域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以学理批评作为自己主流批评模式的。可是在《十作家批判书》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由于商业炒作，严格地说是商业的包装，它走向了市场。一些主题用词用得非常商业化，经过这个中介，它走向了民间。”

第三，“处于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必须加以‘构造’或给予一定范围的意义”，于是，另一类媒体批评产生。在对《十作家批判书》的报道评论中，各传媒均把注意力放到该书的批评方式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怎样看待这类批评及怎样进行批评的大讨论。如广东《新周刊》指出：“‘批判’者的确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这十位名作家的视角”。“缺陷和弱点里隐藏着作家更为内在的真实，它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十作家批判书》部分地敞开了这种真实。”《中国青年报》发表《文学神坛来来往往》的评论。认为“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作家和读者创造一个平等交流和沟通的空间，从而使作家不致过于浮躁，也使读者不致因为有所收益便把作家尊为‘神’。”《文汇报》刊登了题为《批评。有话好好说――沪上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座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_-文，认为《十作家批判书》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案例，它体现了商业原则正向文化领域推进。

麦克卢汉认为，传媒产品的传播价值在于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他举例说，观众被电视台的精彩节目吸引时，他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排他性的关注。因此，传 媒非常注意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大众“排他性的关注”。媒体批评既然进入了传媒领域，它也就很自然地按照传媒的运作机制来运行，所以媒体批评的话题永远是新鲜的、热门的，一个个话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是媒体批评的真实写照。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批评的学术性，但却使批评增强了现实感和从众性，对读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传统批评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媒体批评的这些运作方式给文学批评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批评接受的特征

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批评的接受，使媒体批评的接受主体和接受过程都发生了变化。

(一)接受主体的泛化

相对于传统批评而言，媒体批评的接受主体由单一走向了庞杂，其接受目的也走向了多元化。从接受主体的文化身份来看，我们大致可把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为了及时了解文坛的动态。为学术研究寻求相关的选题或资料。第二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出版者和发行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必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所以，现在的作家、出版社都非常注重市场调查和读者反馈，而媒体批评则是他们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媒体批评，他们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行情和读者的兴趣，使今后的选题、创作和发行更切合市场和读者的需要。第三类是文化市场的管理者。要管理市场，必须先了解市场。文化市场的管理者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为了了解市场的发展状况，以便对文化发展实行监督，为文化政策的制订或调整提供依据。第四类是大众读者。媒体批评的通俗易懂性使媒体批评“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不仅是媒体批评创作的主体，也是媒体批评接受的主体。他们接受媒体批评，主要是希望获取有关文学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或与他人交流阅读体验。媒体批评已成为他们休闲娱乐的一部分。

可见，媒体批评的时尚性、及时性、庞杂性和通俗性使它改变了传统批评接受群体的圈子化和接受目的的单一化，它能满足不同的接受群体的需要，体现了鲜明的广泛性和多元化。

(二)接受过程的开放互动

媒体批评的接受具有开放互动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大众传媒的出版周期短，特别是其先进的技术能使读者对其发表的文章及时作出反馈，如互联网上的帖子一发表，其他网友就可以马上跟帖，速度快得惊人。其次，大众传媒的“大众性”使媒体批评亦具有大众性，它所讨论的话题符合大众的接受水平，并且往往是大众感兴趣的，大众有对其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欲望。再次，大众传媒和作家也需要大众的“众声喧哗”。大众传媒不仅给大众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它还鼓励人们参与讨论。因为参与的人数越多，越说明该传媒有“人气”，也就越能增加传媒的知名度。而对出版社和作家来说，要使作品顺利地推向市场。也必须要吸引大众的注意，所以经常通过一些访谈式、对话式、讨论式等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特性使媒体批评能有效地展开讨论。因为“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文学作品含蓄性、深刻性的特点往往导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另外，“文无定法”。作家创作有选择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形式的自由。而读者也有对其发表意见的自由。

所以，媒体批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里，拥有了“话语权”的大众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媒体批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如王朔骂金庸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此文一出，马上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加入了这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鲜明地体现了媒体批评的开放互动性。首先，话题具有吸引力和争论性。王朔和金庸都是“极具特色的重量级人物”，而且“挑战金庸，前无来者”，这无疑是“在文坛内外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其次，从参与人员的文化身份看，涉及面极广，有作家、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以及一般的大众：如金庸对王朔的批评进行了回应，王朔亦对金庸的态度作出了评价：《羊城晚报・山地茶座》邀请王彬彬、赵毅衡、白烨等著名评论家就“金王之争”发表看法：上海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在《文汇报》的策划下展开了讨论：众多金庸迷和王朔派在网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亦有不少“中立派”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再次，从争论的内容看，涉及到诸多的文学观念的冲突，如如何看待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如何评价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语言：如何进行善意和理性的文学批评等等。

巴赫金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媒体批评的交流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巴赫金有关“对话”的人文立场和思辨方法，使批评充满生气和活力。

大众传媒还在蓬勃发展，媒体批评仍在层出不穷。对一个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进行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一切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对媒体批评的特征，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