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促进社会进步

正确把握媒体批评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发挥媒体批评在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中的作用，对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具有重要作用，媒体批评反映舆情、引导舆论、增强媒体作为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作用，加强民主监督，以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协调社会关系，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和保障社会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

公正的评论与批评是媒体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评论与批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并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同时还必须是善意的、客观的、公正的。这种公共利益所需要的公正的评论与批评是具有目的正义性的，目的的正义性进一步保护了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媒体的舆论评论与批评权利来自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媒体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发挥舆论评论与批评作用，其性质仍然属于社会监督范畴。媒体舆论评论与批评是公众通过媒体的民主方式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媒体批评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如何协调发展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

法治社会条件下，人们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公益优先于私益”。为了保障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对公民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作出适度的限制和克减。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对媒体的批评加以适度容忍的法理所在。我们认为，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进步就有多大。因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应当如何看待媒体批评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媒体批评本质上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对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违规行为所进行的监督，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公益优先于私益”的价值理念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据此，衡量媒体的批评是否公正，应当从其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来考量。

媒体舆论评论与批评是正义的捍卫者，是丑恶的揭露者，是法治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眼睛”。温总理曾指出，要进一步扩大“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这既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同样是在提醒和告诫相关部门：对待媒体的正确批评意见，不但要“重视”，更要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

因此，人们应该正确善待媒体批评，正确认识媒体监督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从我国媒体监督机制的意义角度分析，必须高度重视媒体监督工作，必须建立媒体批评报道反馈机制，充分利用反馈机制正确处理一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譬如：2006年11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播出“红心鸭蛋苏丹红制造”，才引起强烈反响，随即掀起查封红心鸭蛋的大规模行动。2006年11月14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吉林“长春陈化粮”问题。2004年4月16日《东方早报》报道阜阳假奶粉问题等等。

综观上述问题，都是在媒体作出批评报道后，政府或相关的职能部门才被动行动起来，认真负责地处理这些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正确处理，正是显现出了媒体批评促进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正确对待批评报道，对批评报道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能够有力地推动实际工作，维护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因此，批评报道对一个地方和单位来说，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提高行政执政能力的“助推器”。政府应有虚怀若谷的胸怀，把媒体评论与批评作为端正政风的一面镜子，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对待批评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每一次有价值、有针对性的批评报道都当成改进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契机。同时，媒体也要正确使用批评报道这种公众赋予的职责和权利，既要大胆对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又要把握尺度，重在解决问题。当然，媒体评论也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媒体通过批评报道来表达公众意见，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善待媒体批评，就是善待群众；善待媒体批评，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表征。善待媒体批评的关键在于做好工作，媒体着眼于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既充分反映公众舆论，又加强舆论引导。引导舆论，首先要反映舆论，在反映中引导。其实，善待媒体批评，及时改进工作方是上策。

另外，我们也应认识到对媒体的容忍是社会进步的标尺。曾经有一位法官作出这样的法律判断：对媒体的容忍是社会进步的标尺，一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从社会价值取向角度，应该推崇这一法律判断：

其一，社会需要舆论评论的监督。传媒起着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通过舆论监督对一些问题的揭露，使社会保持清醒，促使社会更加公正。当年，朱基同志在谈到南丹矿难时曾说：“如果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其二，记者的报道与评论属于职业行为。记者出于良知，披露事情真相，是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高危职业的记者，不敢去发表批评性意见，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其三，记者获得真实信息的手段有限。记者唯一的手段是采访，他只能根据采访所得判别真伪。此时，公众人物和公共利益单位对媒体就有一个容忍的义务。

以这一标尺来观照社会，应当说社会对媒体还不够宽容。社会往往采取对抗式，把媒体批评性质的报道视为发难，害怕媒体曝光，通过掩盖问题的方式人为地降低“出事率”，甚至暴打记者，动不动就对簿公堂，或是采取不合作方式，排斥媒体，简单地以“无可奉告”打发记者。难道这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建议，政府应建立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各级政府也正在为此作出努力。社会需要媒体的监督与批评，公共信息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纽带，我们都受益于媒体。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媒体应该出来说话，揭示真相，追求公正。社会应该给媒体以更大的尊重和容忍，要学会面对记者。赵启正同志对记者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说：“记者是你的挑战者。”接受媒体和记者的挑战，必将从中受益，促进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当然，媒体也要自律，保持社会良知，恪守职业道德，从而在社会公众与媒体之间，建立起互相尊重、良性沟通、携手合作的和谐关系。社会对待媒体的正确批评意见，不但要重视，更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样才能处理好媒体批评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才能更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系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媒体被诉侵权案审判价值理念创新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SZ050114)

(作者单位：河北邯郸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