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比较及启示

摘要：

农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的优良载体，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世界农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三种典型模式，既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又展现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共同特征与内在逻辑。国外农业合作化发展模式对京郊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启示意义在于：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适时将其引向股份制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外农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制；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1-0081-06

农业合作社是中国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已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主旋律之一。在各地种种创新举措中，土地股份合作社备受关注，并上升为国家推广的有效模式。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发展股份合作，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发展背景下，特别是土地确权工作在各地全面开展后，促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有助于引导农村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

1844年，世界公认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由此开创了合作社发展的新时代。

此后，农业合作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起步和发展相对较早，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经历了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与上述国家相比，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社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合作社的发展环境、治理机制、长效发展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有针对性地对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进行研究，分析它们在面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如何调整自身的内部治理和运营机制，可以为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外农业合作社的典型模式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不同，国外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不同的类型。根据其显著特征，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

（一）美国的农业合作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具备最为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合作经济在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合作经济体系中农业合作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农业合作社兴起于19世纪初，繁荣于19世纪后期，成熟于“二战”以后。农业合作社联合大量的美国农民，形成一种有效竞争力量，推动了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传统农业合作社越来越不适应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普遍出现了“新一代合作社”，这是对传统合作社的一种创新和完善[1]。“新一代合作社”具有一些新的特征。第一，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增值为经营战略。第二，高额的前期投资。由于实行增值战略需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大量投资，因而当生产者选择加入合作社时，须按章程规定承购大量股金，支付额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这使社员关心合作社并保障了成立所需的初始资金。第三，成员股份与农产品投售额绑定。社员依其投资的多少取得相应的交货权，这个交易权实际是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合约，即社员必须向合作社交付规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而合作社必须接受社员按合约规定交售的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第四，封闭社员制。由于合作社成立时社员投资较大、承担的风险很高，为保障社员利益，合作社设立后不允许任何人加入，这就很好地克服了成员的搭便车行为。社员股份（交货权）经董事会同意后可以转让和买卖，其他人可以通过交货权的买卖和转让而成为社员，这样在封闭性的同时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封闭社员制保证了合作社组织资本和经营能力的稳定性，合作社的股份也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使其能较易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及较低的融资成本。第五，融资渠道多样。合作社发起资本中的约40%～50%通过成员筹集，其余部分由合作社向农场主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或者通过发行优先股方式筹集[2]（pp.199200）。

（二）法国的农业合作社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其农业以中小农场和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法国农业合作社历史悠久、组织完善，在法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农业合作社以专业性合作社为主，主要分为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产品生产、服务、购销合作社三种类型，具有鲜明特征。第一，独特的运行原则。一是自由加入。加入者必须承认合作社的章程，维护共同利益，交纳一定股金。二是非资本获利。社员不是按股金数量获利，而是按交易额多少分红。三是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力求民主平等。四是具有排他性。合作社只和社员进行交易，每个社员只与合作社交易。如果合作社经营困难或确有必要的话，可以与非社员进行交易，但不能超过合作社经营额的20%，否则就会被吊销合作社执照，享受不到政府的政策优惠。第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法国农业合作社服务内容涵盖农用物资采购、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及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贸易、金融、保险、法律咨询、政府游说等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第三，体现一定的公益性。法国农业合作社进行清算时，经由合作社全体大会决定，其剩余财产必须交给其他合作社或者农业学校、农业社团等能体现公共利益的组织[3]。

（三）日本的农协

日本农协全称为“农业协同组合”。就其类型而言，日本农协有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之分。综合农协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日本农协往往就指综合农协。日本农协的前身为1900年建立的“同业组合”，重建于1947年。日本农协经历了战后的初步确立、完善，经济高速增长期及经济稳固发展期的巩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期等几个时期的发展，现在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合作社。第一，具有地域性和普遍参与。美国和法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根据其需要可以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日本农协的组织成员原则上是当地的农民。从加入农户数看，可谓农户全动员，即加入农协的农户约占100%。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日本农协发展的土壤和基础。第二，服务内容广泛。日本农协作为综合农协，服务范围比较广泛，融农民生产、日常生活于一体，既包括农业的生产、供应、销售、信贷、技术指导，也包括农民的保险、医疗、旅游、婚葬礼仪、超市等服务项目。日本农协通过这些经济活动掌握农业经营状况、农户的资产状况、家庭情况，对作为农协收益源泉的信用和共济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农协的政治活动及行政支援活动提供了便利。第三，组织体系严密。日本农协组织相当成熟，早期实行从基层到全国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市町村―都道府县―全国），1997年以后都道府县阶段的农协逐渐与全国

性农协合并，农协由原来的三级组织结构转变为二级组织结构（市町村―全国）[4]（pp.138141）。第四，政府辅助机构性质。日本农协作为社会组织，一方面代表着农民、农村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执行机构和准公共机构，成为“日本政府落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抓手”[5]。日本政府通过农协既保持了农村的长期稳定，又成功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动员。

二、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共同特征

（一）主要功能相似

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集体行动和规模效应，为农民谋取较高增值水平和合理价格的福利[6]（p.97）。具体而言，海外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稳定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衷就是农户为规避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得农业合作社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愈发凸显。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都利用自身强大的议价能力，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二是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质量检测和技术推广等服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和市场信息传递效率成为影响一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各国农业合作社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农民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美国农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法国农业合作社引导农民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

增强农业抵抗风险能力，避免农产品生产过剩或者短缺，促进农产品稳定供给。日本农协负责为农户办理国家对农业发放的补助金和长期低息贷款业务，实现国家通过金融来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意图[7]。三是搭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对话的桥梁，为农民争取各类支持和相关优惠政策。法国农业合作社或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和欧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或参与法国政府以及欧盟关于农业的决策和立法、维护法国农民的权益，为法国农民和农业生产争取补贴等提供财政支持。日本农协则利用其特殊的压力团体职能，把农民有关农业保护策略方面的要求向政府部门反映。

（二）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第一，农业合作社并购重组持续活跃。并购重组是国外农业合作社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与竞争加剧的结果，其出发点在于使农业合作社获得更高的效率水平，目的是减少管理成本，扩大企业经I的规模和范围，获得市场进入机会和更多的附加值，减少资金限制。从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看，2012年全美总计有2238家农业合作社，相比2003年减少了八百多家。2013年，日本共有综合农协703家，相比1998年减少了1130家。与此同时，农业合作化的集团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2012年美国营业额大于5亿美元的农业合作社在数量上只占不到5%，但其营业额占据全国总数的约2/3。目前法国农业合作社2/3营业额是由10%的合作社创造的。第二，农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经营。随着传统农业向契约农业的转变，各国农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拓展到了农产品加工、新产品开发等领域。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使农业生产者分享到了合作社产品的增值收益[8]。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首要贡献就是帮助农业生产者更好地融入一体化的食品产业链。第三，农业合作社运作企业化。随着农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以社员缴纳股金为主的传统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国外农业合作社更加重视拓展融资领域，向股份化方向发展。美国农业合作社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渐引入股份制，形成股份合作社。法国1972年合作社法律规定，合作社可以将一部分业务分割出来，交给附属机构进行商业化运作。日本农协也在不违背合作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如实行常务理事会负责制，聘任社会上的企业家担任常务理事，具体负责农协的日常业务经营[9]（pp.2535）。

（三）外部环境发展规范

效率是任何经济组织都需要关注的永恒命题。诺斯的论断说明了外部环境对农业合作社效率的重要影响：“环境因素既决定着组织形式的选择，又影响着组织效率的发挥。”[10]（p.429）随着农业合作社对产业发展影响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一方面，重视完善农业合作社相关法律制度。在各国农业合作社规范运作、高效运营的背后，都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为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美国国会于1922年通过了《卡珀一沃尔斯泰德法》，使农业合作社在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为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法国政府在1947年颁布的《合作社总章程》和1960年出台的《农业指导法》，为法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遵循，使合作社权益保障更有效。日本在1947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修订，这是日本农协稳定发展的前提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不断颁布优惠政策，给予农业合作社多种支持。美国政府给予农业合作社的支持囊括财政、税收、农业信贷政策、农业保险辅助、农业科教体系等多个方面。法国政府在各种农业合作社初创时，给予投资津贴、低息贷款，免征工商、营业、地产等税种，扶持其健康发展。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农协的信用事业，先后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相互援助制度等信用保险制度，并通过农业投资、利息补贴、低息贷款发放等金融支持政策，助推农协信用事业发展。

（四）内部治理机制完善

长期以来，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办社原则一度被海外各国合作社奉为圭臬。但从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看，合作社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日本的农业合作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坚持传统合作社原则的同时不断地拓宽制度边界，并通过经营、决策、监督、分配等机制实施有效的治理，增强了农业合作社的生命力。一是高效的经营机制。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都越来越突出经济利益导向，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股份制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权责明确，政企分开。二是相对公平的决策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在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的基础上，把表决权与投资额结合起来，对持股比例较高的社员设置额外票，但对社员的最低与最高持股额有限制，避免少数人控股。法国农业合作社在基本的“一人一票”制基础上，对那些在合作社经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员，经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设置附加表决权，但法律对同一股东在社员大会中的表决权比例有一定限制，以防止“一人一票”的总原则走样。日本农协的全体正式社员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决定农协各种事务。三是有效的监督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中，社员大会、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形成了委托―关系，由于社员数量有限，且股份可以在社员之间转让，从而使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建立了紧密型利益联结关系，增强了社员监督管理者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合作社运行中的控制难问题[11]。法国农业合作社规定可以不设监事会，每个社员都有监督的权利。日本农协设置监事会，对农协理事的业务执行情况等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以保证农协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四是限制资本报酬的分配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实行按惠顾额返还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但对按股分红有所限制。日本农协在分配上兼顾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既注重交货量的贡献，又注重投资额的贡献，但作为一种特殊法人，农协也将按股分红严格限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12]。

三、国外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启示

诚然，股份合作社在国外农业中很普遍，土地股份合作社却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也是世界合作社制度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相对国外成熟的农业合作模式而言，我国土地股份合作社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正处于建设和发展并重的关键时期。通过总结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和机制变革，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我国农地股份合作社富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启示。

（一）优化农地股份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

海外国家为扶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适时颁布有关法律和出台相应的支持措施，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反观中国，目前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外部发展环境并不宽松。第一，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仍不明确。由于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范，全国很多地方成立的农地股份合作社尚未“正名”，从而导致农地股份合作社出现登记管理不统一、投资主体地位不明确、税收优惠不能落实等实际问题，一定程度上也给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带来困难。据统计，2012年北京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仅有179个，占当年完成改制村的4.7%[13]（p.183）。可见，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滞后于实践，制约了农地股份合作社健康发展。北京应在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向法制化发展方面加快探索，为其他省份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经验。一方面，积极申报承担国家试点改革任务，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股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试点，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地股份合作经济运营机制；另一方面，针对京郊农地股份合作改革现状，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重点解决农地股份合作社法人地位等实际问题。第二，政府扶持政策力度不够。京郊农地股份合作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试验，至今仍存在“基础设施差，缺少资金，贷款比较困难，优惠政策少”、“经营收入增长点不多，发展后劲不足，社员增收的难度比较大”[14]（p.187）等困难。因此，应有的放矢，对农地股份合作施以政策和资金扶持。一是根据各地的财力水平，制定差别有序的制度，加大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扶持政策力度，减轻农地股份合作社负担。比如，农地股份合作社仍属于合作经济范畴，应当享受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以先征收后返还的方式予以支持。二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剥离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社会性负担，让其轻装上阵，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探索以农地股份合作社为平台，促进农地抵押与农业保险发展。

（二）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

国外农业合作社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除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扶持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农业合作社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中国农地股份合作社虽然在形式上普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了“三会”组织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仍显薄弱”[13]（p.183）；村干部交叉任职，“目前，北京市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董事长的占93.8%”[15]（p.234）；在工作制度方面，有些农地股份合作社仅仅满足了照搬政府颁布的示范章程，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细则，导致具体工作随意性较大；在收益分配上，集体股份占比较高。因此，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可谓迫在眉睫。应在整合农地股份合作社管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包含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治理结构，按照农地股份合作社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决策。应通过完善民主选举股东代表，股东代表根据股东的意志进行民主决策，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代表大会负责的新型治理架构，确保股东一人一票民主决策权的有效实现。同时，逐步降低村干部交叉任职的比例和范围，理顺村支两委与农地股份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使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真正成为合作社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受益主体。现阶段集体股的设置，归根结底要尊重农民股东的选择，由农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公开程序设定。只有不断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提高其运营规范性，才能取得更多效益并实现持续发展。

（三）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制发展

通过对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的分析不难发现，农业合作社的股份制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农地股份合作发展过程中，各地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农地股份合作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再加上基于中国人地矛盾突出、近年来着重强调保护农地的社会背景，在经营中容易产生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村社集体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的激烈矛盾，必然会加剧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功经营的难度。因此，应积极引导农地股份合作社向股份制方向发展。首先，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地流转，为农地入市提供前提条件。其次，加大对农地股份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指导力度，为农地股份公司选择并储备合适的人才。再次，规范对外投资行为，帮助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产业发展计划，推动农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为农地股份公司提供资金保障。最后，教育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支持农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重塑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为农地股份公司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做深层次铺垫。

参考文献：

[1]傅晨.新一代合作社：合作社制度创新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2003，（6）.

[2]解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代表团.法国农业合作社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管理，2005，（2）.

[4]于秋芳.现代日本农协的发展变迁研究[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徐祥临.借鉴日本农协基本理论与经验发展我国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

[6]黄祖辉，梁巧，吴彬，鲍陈程.农业合作社的模式与启示：美国、荷兰和中国台湾的经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7]陈柳钦.日本农协的发展历程、组织、功能及经验[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1）.

[8]张梅，郭翔宇.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9][日]山本修，吉田忠，小池恒男.协同组合的企业管理[M].|京：家光协会，2000.

[10][美]道格拉斯・C・诺思，张五常，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M].罗仲伟.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1]赵玻，陈阿兴.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组织特征、优势及绩效[J].农业经济问题，2007，（11）.

[12]于海琳.基于双重治理结构的农业合作社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15，（4）.

[13]陈水乡.北京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历程：1992-2013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14]陈水乡，邢贵平.京郊新型集体经济的崛起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15]李伟.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重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