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因素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不仅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主体，即中央银行，而且也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对象，即微观主体――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能否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及时做出反应和理性抉择。如果他们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准则运行，即不能对市场信号，包括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信号做出理性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工具就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信贷条件的调节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就会受到梗阻，货币政策效果就会被减弱。

一、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的传导障碍

在我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结构下，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通过信用渠道传导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商业银行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制约了信用渠道的传导，导致货币政策信号被误解、扭曲和削弱，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效果。

（一）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基本上代表了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而在银行体系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又是其主体。这一所有制结构使国家实际上对银行业的风险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导致了银行业内在发展动力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合理配置资金的积极作用。结果是银行业不良资产非正常积累、金融服务产品供给不足、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银行资金没有实现高效运转，一部分流出银行体系后无法收回，一部分资金只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无法增值，影响了货币政策从商业银行向企业的传导。

（二）银行业信贷过度集中，扭曲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占据着主导地位。截止到2006年，其金融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机构总资产的75%，占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份额分别为61.6%和54.8%，客观上形成了相当程度的金融垄断。央行货币政策能否顺畅传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是否灵敏、及时和有效。因此，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枢纽。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体现一级法人制度，上收了基层行的信贷审批权，集中力量支持“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因为这样不仅单位集中业务手续数量减少，而且由于其规模大，存在的风险较小。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明显向少数优势行业、大型企业和大城市集中。国有商业银行如此，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如此，本来在金融体系设计中重点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地方法人商业银行，也同样普遍存在着这一倾向。而商业银行这一信贷策略严重偏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向，成为货币政策传导在商业银行层面上遇到的一大障碍。我国货币政策导向是多元化的，在支持大企业、大项目的同时，更强调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消费信贷的支持。

商业银行普遍对企业实行贷款信用评级制度，只有企业达到较高的信用等级才能取得贷款支持。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很难达到较高信用等级，尤其是中小企业，大部分从未取得贷款，也没有贷款记录，因此也没有信用等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银行信贷向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过度集中，致使少数大公司过多地占用信贷资金和广大中小企业急需资金却得不到贷款支持。不但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导致了银行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

（三）商业银行系统内管理权限过于上收，遏制了基层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成为货币政策传导在商业银行层面上遇到的另一道障碍。商业银行构建一级法人治理结构，改变以前的“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商业银行内部，上级行适当集中部分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筛选重点企业和项目加以支持，也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现。但随着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上级行过分上收经营管理权力的倾向非常明显，极大地削弱了基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动力，也阻碍了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向广大基层的传导。

（四）商业银行管理体制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单纯的风险约束或利润约束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充分，信贷配给和信息传导机制无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务院要求金融机构加大风险控制力度，将金融风险防范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目标。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方面开始推行责任终身制。虽然当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扩张的，但在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与利润激励机制不对称时，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投放。在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价值趋向相违背时，货币政策传导不可避免地遇到阻滞，甚至排斥。

200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不但关注其不良资产状况，还关注其盈利情况，并要求员工分配与绩效挂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行为也随之改变。为实现盈利和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双重目标，各商业银行纷纷确立了股份制改造目标和上市目标，并相应调整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这是因为，一方面发放贷款赚取利差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做大贷款规模可以稀释不良资产，稀释不良贷款成为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外在驱动力量。这种放款冲动不利于中央银行收缩性货币政策的传导。

（五）贷款期限控制不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我国企业和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私人投资，资金准备较为充足。而我国企业的建立，不管是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较高，往往是有一点资金，企业就“绘制”一个很大的蓝图，并且一年比一年“宏伟”。这样，银行短期贷款的用途就发生了变化，流动资金变成了长期投资，短期贷款变成了实质性的长期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银行都进入了一个怪圈，企业是借了又借，银行则是迫不得已贷了又贷，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银行及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货币政策的扩张或收缩效力减弱。

二、货币政策在企业层面上的传导障碍

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环节，而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不十分灵敏和配合不力，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一）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由于体制不同，我国的投资主体――企业，可以分为两个行为机制具有明显差异的群体――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目前仍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没有进行企业制度改革，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薄弱。很多国有企业由于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导致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占有率低，企业盈利能力及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另外，国有企业还有很多社会保障任务，故增加企业资本金积累的部分较少，资产负债率较高，客观上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一方面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承担者，有政府隐含担保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或在政策规定上、或在行政干预下，也负有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责任，国有企业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运用者，而其对于货币政策变化的反映不够敏感，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受阻，效应不十分明显。

从中小企业的情况看，虽然产权比较明晰，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运行机制比较健全，对货币政策的反映比较灵敏，但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比较强。且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作遇到强硬的阻碍，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被切断，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被削弱。

（二）企业信用状况差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障碍。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信用经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信用不仅可以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权益，也使守信者能够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拥有较高的信贷可得性。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而信用是对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与非对称的弥补，是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重要经济变量之一。

目前，我国企业信用状况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市场程序，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能否及时收回，以及能否及时放贷给企业和居民。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也影响着货币政策传导。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有些企业借破产、资产重组等名义恶意拖欠、借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银行惜贷现象出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难以取得成效。同时，由于企业不讲信用，导致了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长，银行放贷能力也随之降低。在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信贷资金能否按时回流。贷款人失信及违约率较高，一方面不利于紧缩银根和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也导致信用市场“格雷欣法则”产生。由于信用的缺失，致使部分应收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商业银行为了配合央行完成紧缩计划有时不得不强行压缩对那些效益好、守信用的企业发放的贷款，导致失信者驱逐守信者，这是银行在已知借款人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逆向选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降低。

三、居民资产负债状况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我国目前仍具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居民的收入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居民及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等因素制约了其信贷需求与供给，减弱了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财富效应，居民对货币政策反映不灵敏，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1985年以来，我国的总储蓄率维持在35%以上，居民储蓄增长率长期3倍于居民收入增长率，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我国的富贵阶层由于备选投资工具的匮乏、对金融投资的不理解、资本账户管制、实物产权的保护不力以及银行吸储的勤勉，而将节余囤积于银行，形成巨额储蓄存款，也导致银行的资金富裕，超额储备较大。

2002年以前我国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高收入者拥有绝大部分财富，但是消费倾向很低；大量人口因缺乏财富而无力消费。消费倾向高的阶层，由于缺乏足够的产品创新，消费欲望没有被刺激起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两极化，导致商品结构性过剩，进而影响生产和投资。

2002年以后，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和财富的积累，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房地产和汽车等“奢侈品”行业开始启动，高收入阶层消费数量有所增加，由此带动了投资规模增加，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且房地产和汽车均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消费、投资率持续上升而消费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以投资为主导的问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两极化，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