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分析

摘 要::诉讼欺诈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这种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又损害了司法权威,扰乱了诉讼秩序的进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对其进行犯罪化评价。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中增设诉讼欺诈罪。

关键词:诉讼欺诈;危害性;犯罪化

近年来,诉讼欺诈行为逐渐地进入了司法实践的视野,日益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所谓诉讼欺诈行为,就是指行为人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以向法院提交或串通他人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方式,向法院作虚假陈述,致使法院陷于对事实的错误认识,从而作出缺乏事实根据的错误判决,并基于此错误判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而非法获取他人钱财的一种活动过程。这种利用法院的判决从事诈骗活动的案件,自九七刑法典颁布施行以来,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那么对这种行为要否进行犯罪化评价?换句话说,也就是把这种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并以相关的刑罚措施来进行制裁是否具有立法上的必要性?对此,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抒管见,同时也为立法和司法提供一种思路或参考意见。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立法上应对其进行犯罪化评价。立法机关应尽快在刑事法律中增设“诉讼欺诈罪”。

一、这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立法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提升,而因之制定出来的法律则是人的愿望和需求的载体,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的。因此,可以这样说,立法的冲动首先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是人们对某种行为进行认识、评价和判断的结果或产物——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诉讼欺诈行为的犯罪化立法也是如此。很多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同志们都反映,在很多的经济案件中,债务人为了避免因偿付债务而导致一无所有,经常会铤而走险,不惜伪造各种证据如借条、欠条等,并自己或通过他人将之提交给法院,从法院那里获取合法性支持,从而达到保留财产的目的。与司法机关的一次又一次的束手无措和合法地被蒙骗相比,这种通过合法形式获取非法利益的欺诈行为被很多陷入债务困境的债务人当作一种经验而被私下或公开地广为传播。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享有者的立法机关必须有所作为,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此作出迅速而明确的反映。诉讼欺诈行为,作为一种以不正当的、社会主流价值不容许的——以诈骗的方式进行的行为,社会主流文化群对其进行负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言自明的。诉讼欺诈行为,因其违反了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违反了社会的公共善良风俗,而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强烈谴责。立法应反映大众的呼声。

二、这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需要

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就诚实信用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强调缔结和履行契约必须具备善意的诚实信用的心理态度,要求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重承诺,讲信用,不以欺诈手段加害于人。一切财产流转活动都必须在此心理态度支配下,以对价支付的方式进行。而诉讼欺诈行为,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法院的判决,以貌似合法的方式,强制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所有权转移,显然违反了这两个基本原则。这种行为一方面侵犯了财产合法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客观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行,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处于失衡状态,使立法者所欲求的社会价值失去存在的意义。经济建设是我国的中心任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任何有碍于我们目标实现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正当的安全基础在于严密而善良的管理,不在于刑法的恐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刑罚固然有事后的报应惩罚功能,但现代刑罚观也告诉我们,刑罚的预防功能更应该是刑罚的优先功能。刑法介入经济活动,并不是要在经济领域制造紧张恐怖气氛,相反恰恰是为经济活动保驾护航。科学的刑法具有社会保护机能和权利保障机能两大机能。就权利保障机能来说,刑法应该是公民权利价值的体现者与捍卫者,刑法的最终目的是捍卫人的权利与利益,保障个人利益的合法存续;就社会保护机能来说,刑法必须以保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和社会利益公平而有效率的分配为己任,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打击犯罪,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这两大机能是科学刑法的价值取向,两者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统一。因此,把诉讼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就是要发挥刑法的应有功能。通过增设此罪,完善法网结构,来达到减少这种行为发生之目的,从而使人们之间原先的权利义务保持平衡状态,或最大程度地恢复此种平衡状态,使立法者的设定的价值得到最极致的实现。

三、这是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正常诉讼秩序的需要

法院是一个以第三者的身份与地位来解决社会主体之间纠纷的专门机构。它的根本职责就在于解决纠纷,对人类社会中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予以裁判。法院解决纠纷的职能不是由案件的任一当事人意志所决定的,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才是法院这一职责得以存在与运作的关键。因此人们不仅应在理智的层面上认同并接受它,而且应在情感的层面上尊重并信任它。只有这样,法院才能成为一个超脱的社会公共权威组织,并以中立的权威形象行使自己的职责。司法权威的本有之义还包括:司法主体能够自己选择决定行为方式与内容,由自己的理性与有意识的目的所驱使,成为一个能自我决定的行动者,而不是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或他人行为的对象,受外来原因和别人决定左右。可以这样说,任何针对法院进行的欺诈行为,不管其主观心理状态如何,无疑都会损害法院的“权威”行为。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求得司法公正、司法独立,使司法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如果一个公民可以玩弄法院于股掌之中,可以把法院作为犯罪手段来使用,显然,这是对司法改革进程的阻碍。人们之所以奉法院为权威,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院的公正、依法、合乎程序的审判能够为社会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必要的安定预期,使其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为,并依此进行生活规划和工作,以免使自己遭受意外的非法干涉。但在诉讼欺诈行为的误导下,法院的判决难以令人相信其是公正的,这就使人们失去了行为的可预测性,失去了安定预期,致使人们的权利得不到法院的有效保护,处于飘忽不定之中。也就是说,法院的权威地位的树立,有赖于正常诉讼秩序的维持。因为法院的生命、法律的正义都存在于一系列的规则的运行之中,依靠这些规则的运作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它所赖于体现的诉讼秩序被破坏了,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正审判及由此产生的人们的安定预期和法院的权威都不复存在了。如此,稳定的诉讼秩序遭到破坏,法院的权威也就永远成了一句空话了。

总而言之,诉讼欺诈行为的行为人为了侵占他人财物,置法律的尊严、法院的权威于不顾,竟然把法律与法院作为自己能够驾驭的工具,使本来以惩恶扬善、扶正压邪、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天职的神圣的法律与庄严的司法机关在客观上成为“恶人的帮凶”而助纣为虐。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秩序,而且破坏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公正客观的形象,损害了作为法治社会之根基与前提的公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正常诉讼秩序,刑法应把这种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参照金融诈骗等立法例,在刑法中增设诉讼欺诈罪一条。

四、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了设立诉讼欺诈罪的必要性问题,认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应把该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是在处理模式上,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做法,这反映了论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可以纳入现行刑法调整,或者按合同诈骗定罪,或者按普通诈骗定罪。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通过扩大解释的办法扩大诈骗罪的客观要件,从而把诉讼欺诈这种行为纳入到合同诈骗罪或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中去。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已发生的行为不处罚,由立法机关增设新罪名来解决。我们不同意第一种观点而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一种观点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现代刑法的精神不符。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实质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虽然说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作出明确规定已有好几年了,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它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罪刑法定存在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远远还未生成,根深蒂固的类推思想还占据着广大民众甚至一部分法学家的头脑,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人们的观念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并坚守科学民主的刑法理念,没有给予刑法价值与刑法机能以正确的定位。如果某种行为确实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对其进行刑事制裁,也是立法之本义。但是,绝不能因为该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法律又无明文规定,就简单地在法条之中寻找最相类似的条文,想方设法地往刑法上靠。对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这样说,是类推思想在作祟,反映了民众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对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的迷信。所以,如果从罪刑法定原则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在对待诉讼欺诈行为上的正确态度就是不对其进行定罪。对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来说,如果该行为侵犯了社会的、其他多数人的合法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要对此行为进行犯罪化评价,只应停留在立法阶段,而不应在刑法的解释与执行阶段来进行。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合法利益在理论解释或司法执行中可能因为抽象的“集体的”或“多数人的利益或权利”而被牺牲时,法秩序本身就不复存在了。同时,法的滞后性告诉我们,法律总是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我们既已选择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们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那么也就应该承受法律的副产品——在特定时期内放纵了犯罪。因此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我们对已发生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作为犯罪来处理的时候,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只能加强立法,预防和惩治立法后的此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