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狩猎部落的神秘生活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生活着这样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只有236个人，最小的民族成员刚刚出生半年；他们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解放后跨越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生活在大山深处，远离尘世，以狩猎、养鹿为生， 5年前才放下猎枪走下山；他们固守着古老的放牧驯鹿方式，这些驯鹿也是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狩猎部落”的奥鲁古雅鄂温克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这部分鄂温克人是我国鄂温克族中从事狩猎生活的一支。“奥鲁古雅”在鄂温克语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这里的鄂温克人300年前从俄罗斯列拿河流域迁徙到大兴安岭。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很早就与其他民族混居从事农牧业，经历了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而奥鲁古雅鄂温克人一直没有走出山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2003年国家投入1200万元在山下为奥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建立移民新村，提供免费居所，将他们“请”下了山。几年间，猎民们陆陆续续搬下山，但仍有一些人在大山和新居之间穿梭，在原始生活和现代文明之间徘徊。

住进小别墅的鄂温克猎民

汽车穿行在重重的深山老林里，突然一排排独门独院褐色屋顶的房子映入眼帘，远处望去俨然是一座座“小别墅”。很多人家庭院里种满花果蔬菜，遮阳伞下面的藤椅上有人在闭目养神。整洁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座造型优雅的博物馆，边上还有一座敬老院、一所学校和一个个出售鹿茸产品的商店。

为了改善奥鲁古雅鄂温克人落后、贫困的生存状况，2003年8月，国家依据自愿的原则，帮助他们进行移民。移民新村位于内蒙古根河市城郊，政府投资1200万元为62户、231名猎民统一修建了31栋砖瓦结构的住房。每户居住面积50平方米，由政府免费提供家具、有线电视、抽水马桶、自来水、电话和集中供暖的暖气。

33岁的索荣花是奥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她一岁半的儿子伊诺尔多・索是这个部落第235位成员。记者见到怀抱儿子的索荣花是在她家的临时住所――一所红屋顶的“小别墅”。因为当地政府要投入30万元对猎民的住所进行免费改造，给房子加盖二层，所以索荣花的房子正在施工。

“房子修完后，真的就变成一个二层小别墅了。”索荣花说。她是下山的猎民中第一个开办鹿茸品销售商店的人。如今移民村中已有10多家开在猎民家“小别墅”里的鹿茸品商店了。

在与记者聊天的过程中，索荣花的丈夫张万林不时地上网聊天。“去年来这儿旅游，从我们家买走鹿茸的一个吉林人在网上向我订货呢，我用相机拍了产品，给他发过去。”他说。36岁的张万林是汉族，因为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人口太少，所以年轻人都找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他们称之为“团结户”。

由于驯鹿主要以深山苔藓类植物为食，为尊重猎民们放养驯鹿的传统生活方式，政府在山下为他们建房的同时，还在山上选择地衣丰厚的地点，建立了5个放养驯鹿的猎民点，供山下家里有驯鹿的猎民轮流上山放养，还出资为猎民购买驯鹿饲料。

29岁的伊列是如今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中为数不多的愿意在山上放养驯鹿的年轻人。前不久，他与山上猎民点放养驯鹿的猎民们一起免费接种了“森林脑炎”疫苗和乙肝疫苗。由于长期从事放牧狩猎生产，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猎民中多种疾病蔓延。从2004年开始，当地政府每年都免费为山上猎民及低保人员接种乙肝疫苗。2006年又将190名鄂温克族无业人员全部纳入医保，解决了猎民就医难、看病难的问题。

坚持不愿下山的女酋长

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酋长叫玛丽亚・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从来没有日历，所以玛丽亚・索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人们推算她的年龄已80多岁，这是以山下她的同辈人做参照得出的。

5年前，部落里的其他231人都自愿在下山定居的协议上按了手印，但玛丽亚・索没有。如今她仍在离移民新村3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里和几个追随她的猎民一起住撮罗子（鄂温克人居住的帐篷），放养驯鹿，过着原始的生活。

玛丽亚・索有三百多头驯鹿，按一头5000元的市场价算，她有150万元的家产，无疑是部落里最“有钱有势”的人。山上的驯鹿平时半野生状态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盐。由于玛丽亚・索最清楚驯鹿的习性，驯鹿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地方她很了解，猎民们按照她的吩咐去寻找放养的驯鹿，一找一个准，所以山上的人都很敬重她。

部落里的猎民陆续下山以后，这位一意坚持原始生活的酋长成为“热点人物”。每隔一段时间，她的撮罗子就迎来一群山外的人。他们中有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来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者、还有一些买驯鹿的外地人。玛丽亚・索对外面来的人都很冷漠，外面的世界对她没有一点吸引力。玛丽亚・索听不懂那些人说的话，她是奥鲁古雅鄂温克人中最后一个不懂汉语的人。但她从小在山下生活的外孙女马丽依娜却不会讲一句本民族的语言。

事实上，玛丽亚・索不是部落里最年长的人，她还有个叫玛丽亚・布的姐姐，已经一百多岁，几年前被子女们送到山下的敬老院。在玛丽亚・索眼里，被送下山的姐姐很悲惨，因为她被迫离开了故土。玛丽亚・索不想知道敬老院是什么样，因为她不会去。

玛丽亚・索特别恨酒，因为这个东西夺走了她很多族人的性命，其中包括她的两个孩子。她的大女儿柳芭是部落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柳芭不喜欢城市，她想念山里的亲人和驯鹿，所以她开始和山上的大部分猎民一样酗酒。1992年，厌倦城市生活的柳芭回到了山里，当起了猎民。2003年8月11日的下午，有人发现她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河里，岸边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白酒的矿泉水瓶。

玛丽亚・索的一生都在山上度过――她的亲人埋葬在山上、她的驯鹿放养在山上，所以她不愿下山，她排斥山下的生活。但很多人说，玛丽亚・索去世了，就没有人再固守在山上，她的猎民点就该解散了。

年轻猎民不想再进山

已经是上午时分了，山下的移民村里，在互联网上畅游了一个通宵的伊苏还在昏昏沉沉地睡着；而在距这里130多公里的森林深处，比他大4岁的哥哥伊列早已走出撮罗子，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看护散养在森林里的20多头驯鹿。

虽说兄弟俩从小一起上学到初中毕业，但如今24岁的伊苏和哥哥伊列的共同语言却越来越少了。伊苏说：“伊列说的事，我不爱听。净是森林里的那些事，从爷爷那里我早就听够了。”而伊列说：“伊苏说的那些事，我听不懂，什么互联网、周杰伦、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兄弟生分主要源于不同的生活之路。伊列长年在森林里从事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古老生产方式－－放养驯鹿，而伊苏则留在山下的城里从事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如今，在奥鲁古雅鄂温克族100多名“80后”年轻人中，像伊苏一样留恋山下生活的人占多数，而像他哥哥一样愿意回到大山去养驯鹿的人已不多。“山下的生活这么优越，为什么还要上山挨冻受穷呢？”伊苏说。

移民新村现在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一些下山的猎民开办了家庭旅游点，一些猎民通过向游客销售驯鹿产品和民族工艺品而致富，还有一部分猎民在乡政府所在地打工挣钱。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消息，自2003年8月生态搬迁五年来，奥鲁古雅鄂温克人均纯收入由1792元增加到2956元，鄂温克猎民的生活质量实现飞跃。

面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新生活，53岁的猎民阿荣布亦喜亦忧。“看到许多年轻人生活得很现代，不用吃风吹日晒的苦，得了病又有医生给治，让人高兴。但是如果没有人上山养驯鹿，不会说鄂温克语，不会用桦树皮做生活用具，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就不存在了。”

能否守住最后的山林家园

“提高猎民的生活水平就一定要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代价吗？”、“离开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民族的文化还能生存吗？”、“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让他们在改善生存条件的同时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奥鲁古雅鄂温克人放下猎枪下山定居的举措，一直争议不断。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森林采伐量的激增，包括奥鲁古雅鄂温克人家园在内的大兴安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捕捉的猎物越来越少，猎民狩猎越来越困难。虽然下山前他们一直握有猎枪，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驯鹿是他们活命的保障。如今，山下的生活对驯鹿的放养带来挑战，很多人已不再养驯鹿。

“保存一个民族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保存他们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是存在于日常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如果这个没有了，文化也就只能存在于文献和博物馆中了。”达斡尔族音乐人诺敏说。

相比于为最后狩猎部落命运担忧的社会学家，身为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张丽则乐观得多。这位大学毕业后回到部落从事旅游业的女子说：“我们这支民族人口实在太少了，即使不下山，人种也会退化消亡。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没有什么不好，即使是让我的族人引以自豪的放养驯鹿的技艺，只有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才能越来越好。”

她告诉记者，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驯鹿是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由于常年来驯鹿种群近亲繁殖、喂养的饲料单一等原因，即便有了山上的专门为放养驯鹿而设的猎民点，但驯鹿养殖业发展也极为缓慢。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邀请同样有放养驯鹿传统的芬兰专家，对驯鹿的血清和血样本进行研究，还从北欧引进优良品种，以提升和优化猎民驯鹿种群的品质。

“时代在进步，奥鲁古雅鄂温克人也应该随之进步。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最终会丢失，但我们会尽力留住民族的优秀文化。”张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