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知音情结”

摘要：南朝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中提出了“知音其难哉”的观点，表现了对文学批评与创作关系的认识。出于“立言以不朽”的希冀，士人对“知音”的渴求是极为强烈的。萧统、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使其在文学评论与士人心目中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史家司马迁与曲家孔尚任则对后世知音有着更为清醒和强烈的渴盼，充分彰显了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知音情结；文心雕龙；文学批评

在《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中，刘勰以“知音其难哉”开篇，引出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1]的论述。“知音”本是音乐鉴赏方面的一个概念，典出《吕氏春秋》，来自于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之交”[2]。在《知音》篇里，刘勰从时间、空间上扩展了这个词的内涵：首先用知音来代表接受主体对作品以及作家的认可与肯定，从音乐鉴赏扩展到了文学鉴赏与批评；其次则由友人之当面激赏拓展到了历史古今的层面：“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这其实是刘勰为论述文学鉴赏观所举的一个反例，但也反映了古代文人知音观念之深切。

对于“知音其难”，纪昀曾评曰：“难字一篇之骨”，在某种意义上正彰显了“知音”之地位。而知音难得，恰恰说明了文学批评鉴赏与对作家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文学作品文本的最终完成并不意味着其价值的实现，只有得到读者或者品评鉴赏者的认可、理解，作者的目的才算达成。这一点，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陶渊明文学作品及精神品格的价值，最初并未得到认可。在钟嵘《诗品》中，他只被列为“中品”；《文心雕龙》提及并评述历代作家的《明诗》《时序》《才略》等篇，并没有提到陶潜；颜延之《陶征士诔》及沈约《宋书.隐逸传》仅仅是为陶立传，重在对其生平的介绍。相比之下，萧统则是在梁代乃至整个南朝对陶渊明最为推崇的一个，他撰写了《陶渊明传》，创作了摹写陶渊明精神气质的诗歌作品，其《文选》收录了陶渊明的8首诗歌，此外，他还是第一位认真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他所编的《陶渊明集》共八卷（今佚，存《陶渊明集序》）。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但其人格与文品上有着陶渊明的痕迹，在行为方式乃至创作手法方面，也体现着陶渊明的精神印记。在此基础上，到唐代，陶渊明的地位略有上升，但亦颇有微词，杜甫《谴兴五首》之三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宋代苏轼却认为，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并曾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又曾作“和陶诗”百余首，成就一段诗坛佳话。陶潜淡泊名利的态度，自然清新的诗风，沁染了苏轼，并在某种意义上由坡发扬光大。也正是从苏轼起，陶潜在文人心目中及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成为士大夫心目中文人品行操守的典范。从价值认可的角度讲，苏轼正是陶潜的“知音”。陶潜的精神感染、塑造了东坡的精神世界，但东坡对陶诗的接受、推崇也成就了陶渊明作品在后世文人中的地位。在陶潜被发现、被理解的过程中，萧统、苏轼等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向来重视自己作品的评价问题，这种“知音情结”对文人创作及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太史公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在宏大志向与残酷现实的对比之中，司马迁认识到自己的著述在当世或许不会有人赏识。但史官的宏阔“史观”使他没有放弃对著作的自信：“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在现实面前，司马迁没有绝望，而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期待未来知音的“赏识”，这绝不只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补偿，而是由作品的被认可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对文人“知音情结”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影响也较为突出。而作为稗官野史的戏曲作品，由于直观表达作者情感，对于知音的期待更为强烈。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南洪北孔”中的孔尚任，在其《桃花扇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桃花扇》一剧……盖余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文，入之声律，一句一字，诀心呕成。”[4]云亭山人对其《桃花扇》倾注了大量心血，自然寄予了深切的希望。而“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可见在戏曲史上举足轻重的《桃花扇》，当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所谓“识焦桐”之“中郎”，即东汉蔡邕，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5]孔尚任此处用其典故，正表现了他对于天下、后世“知音”的期待。

在文史哲不分的大背景下，文学作品往往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即使在经历了汉代与魏晋的文学自觉之后，“文学”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与政治、历史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其价值的实现必有多方面的条件，批评者的鉴赏、评判对于作品及作者至关重要。正因为作品“职能”的的多元化，其价值往往不会在短时间、小范围内迅速得到认可，个中原因，不仅仅局限于刘勰所言“贵古践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诸方面，也在于作品价值的体现需要漫长的过程和持久的考验，获得认可的艰难也就诱发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对于知音的渴盼与期待。

另一方面，知音情结与作者复杂的身份构成紧密相连。在传统社会，儒家入世精神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志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的说法，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影响深远）在文人心目中萦绕不散，所谓立言，即是著述立说或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文章写作，如《文心雕龙·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唐代孔颖达则提出：“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将文章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而在古代中国，从事文章写作的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文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文章诗文不仅仅是抒感的平台，更是博得社会名望的进身之阶，也是“立言以不朽”的重要手段，因此，以士大夫而不是“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创造者的重要特征，这也就造成了文学作品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入世与不朽的渴望，使作者更加需要作品的被理解与被发现，也就促成了中国文人强烈的知音情结。

《知音》篇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阐述了刘勰主要的文学批评观念，其开篇所言“知音其难哉”，更体现了刘勰对于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作品被理解、被认可，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对其人生价值的认可。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观念中，这两者实际是密不可分的。这正是其“知音情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文史哲不分的文体职能和立言以不朽的观念使文人不甘于作品的隐匿无闻，而热切希望在当时或后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便被凸显了出来。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清）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