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可以催生出道德与责任

30年前，即1982年，当时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激进教授大卫・赛门（David R.Simon）写了一本《精英偏差行为》（Elite Deviance），我辗转经过朋友介绍而读到时，已是1996年的重印第五版了。这本书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在许多文章里我都曾加以引用。

在这本书里，赛门教授开宗明义即指出，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道德程度与他们的地位成反比，愈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愈不道德，这些人会利益相通、心意相同地做出种种贪腐行为，制造伪劣商品，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对社会不公不义之事。这些事即是“精英偏差行为”。他的整本书就是在罗列这些偏差行为。

真正让我震惊的乃是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他没有在加强道德教育，提倡公职人的责任心等方面做文章，而是言简意赅地表示，如果商人乱搞，政府该有为而不为，使得人民权益受到侵害，只有一个方法最有效，即是人民个别或集体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Tort Suits）。告公司的大老板或政府的官员，这种想法很难进入东方人的脑海，因此，我们出了问题，总是在道德教育和提振他们的责任心上去做文章。我们怎么敢去告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精英？

但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后，我愈来愈感觉到去告这些人的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希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都有道德感与责任心，这当然是好事。但道德感与责任心不是普遍性，它们只是“任意的”（Arbitrary）标准，可以随人乱说乱扯。这也是以德治国，最后一定搞成“人人满口仁义道德，个个男盗女娼”的局面，反而不如你们害到我，我就是去告你们那么简单明了。当生意人乱搞，他们就可能被告，而且可能被判决要赔出天文数字的赔偿金，在这种司法的威吓下，他们绝对会一切依法按良心办事。当政府有权却不作为，也可能被告判赔，他们还敢有权不做事吗？把司法当作社会自我保护自我防卫的屏障，实在是有大用的。

这时候，我就想到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那部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了。那部电影说的是真人真事，美国“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所盖的一个加州电厂，由于排放的工业废水里有六价铬，使得社区居民饮用水被污染，致癌比例极高，此案受到玛斯瑞律师事务所的女助理布洛可维奇关注，她锲而不舍地收集证据，以及千辛万苦地游说居民签署委托书，而后正式提告，最后该案判决下来，总计赔偿3.3亿美元，乃是美国污染致癌单一赔偿案的最高数额赔偿案例，也是近代美国侵权赔偿的划时代案例。

自从卡森女士（Racha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首度揭露有毒化合物如杀虫剂等造成环境及人体的公害后，这个话题进入人类文明的时间表，后来我读《卡森女士传》才发现，她提出这种主张的初期，的确饱受攻击，像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人都曾骂她无知，但她的先知之见最后还是被大众所认识。而在她提出有毒化合物污染环境，污染食物这种警告后，美国人的诉讼提告即层出不穷，由于正反意见都要到法庭上公开讨论，这也造成了相关问题的环境学、医学、法理学的快速进步，这也使得美国在有毒化合物的治理问题上能够领先各国。以前的致癌诉讼，被告都会用致癌的原因很多，你怎么证明是某种化合物所致来作为托词，但随着法理的讨论，现在已将“总量层次的统计证据法则”（aggregate-level statistical evidence）当成了标准，统计上的有效就是证据力的有效。污染的公司赖皮卸责的空间已大幅缩小了。

最近台湾也爆发塑化剂大丑闻。我认为之所以两岸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在环境公害、食品公害的治理上，都出现商人乱搞，政府有权但却不作为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只是主张商人要有道德感，政府要有责任心，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反而认可赛门教授所主张的：你们没有道德感，没有责任心，使得老百姓受害，这时候就应集体去法庭上告他们，要他们赔偿。侵权索赔，司法的威慑，其实是可以催生出商人的道德感和政府的责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