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面子观

［摘 要］ 对面子的追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同时还具有文化的相对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人们不同的面子观。电影《刮痧》中所显现的中西面子观的不同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体现，是英语学习者了解中西文化对比的好教材。欣赏电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学习一种语言不能仅学习语言本身，要把语言学习融入文化学习中去。了解文化差异，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才能避免文化冲突，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 《刮痧》；面子观；差异

电影《刮痧》讲述了来自中国的许大同在美国居住8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获得了电脑游戏制作大奖后，他激动地说：“我爱美国，这就是我的美国梦。”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打碎了他的美国梦。他的父亲不懂英文，给丹尼斯刮痧治病，身上的刮痕却被当成丹尼斯受虐待的证据。这部影片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

在影片中，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和昆兰的儿子保罗因为玩电脑游戏打架，许大同不问缘由就让丹尼斯道歉，但丹尼斯不肯。当着昆兰的面，许大同打了丹尼斯一巴掌。这是中国人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种反应。当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发生矛盾、冲突时，为了维护对方的面子，中国的父母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先做出让步，给对方道歉，或先责罚自己的孩子。在听证会上，昆兰证实许大同确实打过丹尼斯，他说：“我讲了事实，你不该打孩子。”许大同简直就要被气死了：“事实！我为什么打我自己的儿子？还不是为了给你个面子，尊重你吗？”他想当然地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对面子的理解运用到美国人昆兰身上，忽略了彼此之间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以至于让昆兰都感到迷惑甚至愤怒：“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你打孩子是为了对我尊重？”这就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面子观。本文将从此入手来分析中西方的面子观。

一、面子理论

“面子”是在各种交流情景下都非常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交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面子”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方对面子都有大量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理论

Goffman在20世纪50年代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面子”( face)的概念。在他看来，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positive social value)，是一种公众形象(public image)。是否有面子依赖于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人们实施符合社会规范的言语行为就能维护这种公众形象，确保面子。否则，就不值得拥有面子，社会就可以收回。［1］

Brown & Levinson对Goffman的面子理论进行了拓展和系统研究，与Goffman 强调“公众形象”不同，Brown & Levinson强调面子中的“个人”含义。他们认为面子是一种在公众中的自我形象，是一种个人的愿望和目的。并进一步把面子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是指希望自己的言行、成就等得到别人的认可、喜爱和赞同；消极面子是指希望自身的行为不要受到他人的干涉和妨碍，不希望被强加。［2］面子是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的基本需求，既有积极面子的需求，也有消极面子的需求。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理论

“面子”这一概念起源于中国。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1944)首先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包括“脸”和“面”，这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面子” 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有社会性，是通过一个人的成功与显耀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脸” 是群体社会对有着良好道德名声的个人的尊重，代表了中国社会对人的行为的另一类标准。相比较而言,“脸”则是一种更具有道德性的东西。 “脸”和“面子”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力争保护自己的脸，也就是他的道德尊严，同时试图提升自己的面子，也就是提高自己的声誉。［3］

顾曰国对中国人面子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提出了符合中国人面子观点的五条原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贬己尊人”就是要通过贬低自己来抬高别人，显示对对方的尊敬。提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自贬，要谦虚；指称听话人或与听话人有关联的事物要抬高，要尊敬，其实就是维护听话人的积极面子。 “求同”就是尽量减少分歧，力求说话人和听话人看法一致，满足对方的要求，赞同对方，给对方面子；即使是不得不发表不同意见或批评别人时，说话人也要先肯定、赞扬对方，给对方个脸面，然后再指出不同点以及不赞成或该批评的地方，“先褒后贬”“先礼后兵”［4］。

二、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面子观

对面子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同时具有文化特征，必须把对面子的理解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在不同文化当中，对有没有面子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中西方面子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影片中，按照中国人的面子理论，为了维护昆兰的面子，许大同不得不当着昆兰的面打了自己的儿子，其实是“打在孩子身上，疼在父母心上”。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是一种人格和尊严，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希望自己的言语行为被接受，得到别人的认可。许大同的做法无非是想让昆兰知道他很“通情达理”，不会袒护自己的孩子。中国文化中面子强调个人的言语行为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要求，相符合就保全了面子，不相符合就丢了面子。中国的面子理论带有集体主义的烙印，而西方文化带有个人主义的印记，非常注重自由与隐私，侧重于维护个体的消极面子，主张自主和自由。不希望被强加，不希望涉。他们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个人意见，为维护个人利益和面子，可以争吵甚至争斗；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行为。昆兰理解不了许大同的行为，美国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孩子和父母之间也是平等的。美国人注重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打骂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和有没有面子、给不给对方面子牵扯到一起呢，这完全是两码事。

许大同的父亲看到孙子挨打，很是心疼，他所说的“当面教子，背后教妻”也很能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中国人的面子是分等级的。例如上下级之间，上级的面子似乎比下属的重要，上级可以直呼下属的姓名，而下属要选用恰当的、能体现敬意和上级身份地位的称谓来称呼上级。相对于大人来说，孩子似乎没有面子需求，家长可以为了给别人面子而“当面教子”，不用考虑孩子是否“丢面子”。但是要“背后教妻”，就是要维护妻子的面子，在没有他人在场时，私下里指出妻子不对的地方。在中国人眼里，孩子就是孩子，就是要服从、尊重父母。而在美国文化中，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权力、面子也应该受到尊重，父母也不能随便打骂。许大同一巴掌打下去，着实让昆兰吃了一惊。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面子”在中国的文化中常常是“关系”的同义词。在日常行为中，人们要维护和自己关系好的人的面子。基于这种理念，许大同才会执意让知识产权律师昆兰当自己的辩护律师，尽管昆兰一再建议他找一个精通家庭法的律师，因为昆兰不仅是自己的上司，更是自己的好朋友。但在听证会上昆兰却出人意料地证明许大同确实打过自己的儿子，这就使儿童福利院更加认为许大同虐待儿童。这让许大同非常愤怒，他认为昆兰出卖了自己，不够朋友，愤然辞职。中国人的面子观中有一个求同准则，即“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尽量减少分歧，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朋友更应该“两肋插刀，拔刀相助”。然而，美国人做事上的轻重次序是法律、证据，最后才是情面。影片将这一中西差异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中西方面子观差异的根源

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差异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中西方的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就产生了中西方不同的面子观。

农业长时间以来都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国人过着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群体生活，人们强调集体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社会群体倾向，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文化模式，“集体主义”指的是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的目标和追求高于个人。个人依赖集体，推崇互相帮助，团结一致。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面子理论使中国人将面子的保留与否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认可，中国人的面子是通过“给别人面子”挣得的。林语堂先生就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大家一定还记得由魏积安、郭冬临和黄晓娟演的小品《实诚人》。魏积安和黄晓娟“夫妇”赶着吃饭去看演出，郭冬临扮演的石成人(实诚人)突然来访。实诚人真是“实诚”，把主人的客气话全当真了，说完吃完还拿走了魏积安的演出票，令人啼笑皆非。而主人魏积安碍于面子，抹不开脸，不好意思明讲。这个小品有点讽刺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言行，但也的确说明了中国人即使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要采取谦让的方式。宁愿舍去自己的利益，也要抬举和满足别人，来显示自己的客气和礼让，从而赢得被群体认可的“面子”。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面子”是别人“给”的，特别强调他人对个人社会地位和声誉的认可。

然而，西方人推崇独立和个人自由，“人本位”“天赋人权”的思想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强调个人主义与个人意识，追求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对于集体的忠诚很弱。和集体主义不同，个人主义的显著特点是“我”意识和个人取向。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实体，只要你的言行不妨碍他人，一切由个人决定。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就决定了西方人的面子其实就是期望个人的愿望、情绪和隐私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自身行为不受别人的妨碍和干涉。

四、结 语

电影《刮痧》中所显现出来的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其实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体现。这就提醒我们，学习一种语言，不能够仅仅学习语言本身，要把语言学习融入文化学习中去。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但文化因素，如思维模式、道德规范和社会观念等影响着交际的整个过程。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就是使学生学习英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的过程。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要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文化的输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Goffman Erving.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M］.New York: Garden City/Anchor Book,1967.

［2］ Brown P，Levinson S.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3］ 胡先缙.中国人的脸面观［A］.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04).

［作者简介］ 王玉晓(1978— )，女，河南淇县人，硕士，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