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嬗变

当土地达到承载极限、资源逐渐消耗殆尽、优惠政策也阳光普照时，开发区去往何方

如果能够得到中央的“祝福”，西安高新区和三星电子的“联姻”定能收获一个完美的开局。4月10日，陕西省与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电子类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有望落地西安――该项目的成败，无论对三星，还是西安而言，都意义非凡。

在全球存储类半导体市场，三星电子以四成的份额占绝对主导地位，为大量便携式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提供闪存芯片。在DRAM及储存型快闪存储器（Nand

Flash）两大关键存储器领域，三星都掌握技术领先和经济规模的优势。此前，由于担心技术外泄，三星电子在本土之外，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建立生产线。

此次，三星电子将在西安高新区投资的存储器项目是其最领先的技术，总投资额为300亿美元，这将是三星电子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面对这笔巨额投资，没有任何城市能够抵制住诱惑。北京、重庆等一线城市此前都曾经与三星沟通，加入此项目的争夺。但与北京、重庆等相比，无论是政府服务意识，城市区位，周边环境等，西安都稍逊一筹，为何最终其却能够脱颖而出？

官方总是津津乐道于西安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研实力，但有媒体调查认为，三星电子“不费吹灰之力”坐收巨大渔利，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此前，三星电子曾就投资事宜向西安高新区提出1000多个问题，并得到研究、解答和回复，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最为关心的问题，需要解决”，而“更多的财政和行政支持”则是西安高新区获得此项目的关键。

所谓“更多的财政和行政支持”，援引当地官员的话，主要内容包括：对投资额进行30%的财政补贴；项目所需130万平米厂房由西安方面代建并和土地同时免费提供；每年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

能给出如此优惠的招商条件，西安高新区或有自己的考量：“或寄望于以三星项目为龙头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及其抽象意义。”知情人士表示。而据当地估算，随着三星项目的落户，将有160余家配套企业相继落户西安高新区，将直接或间接增加万余个就业岗位。官方发给媒体的新闻通稿中也表达了如是大意，“三星选址西安，将进一步做大做强西安高新区半导体产业的规模，对优化区域半导体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将进一步完善西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形成西安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化、高端化和差异化特色。”

也有人认为，付出如此代价，西安或是无奈之举。2009年，国务院批复《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定位西安为“国际化大都市”，并进一步要求在经济区建设“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但近年来，尽管其历史文化的优势带来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但工业产值一直处于颓势。

对外，与重庆、成都等同为西部中心城市，西安并无重大项目。重庆惠普、成都Intel等重量级外资项目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在工业增加值方面，西安甚至比不上郑州。对内，甚至被榆林超过。2010年三季度，西安工业投资增速首次降低到了个位数――7.8%，当地部门经调研后曾得出结论“西安已开始面临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比例失衡的问题”。

对此，当地政府不得不转变思维，“今年的工作重点首先要解决‘在增强工业综合实力上实现新突破’。”而面对体量巨大的三星闪存芯片项目，西安高新区有理由表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大的渴望。以今明两年完成的一期项目70亿美元投资计算，仅此项目就将拉动西安市约10%的投资增幅。但让人疑惑的是：如果无法从项目上获得税收，整座城市在付出大量土地和财政代价后，还能得到哪些实质回报？

而产业链在未来能否形成、成效如何，仍待时间检验。几年前，西安高新区曾以相当优惠条件引入美光半导体项目，但目前看，这是一个原材料进口、中间产品出口的“两头在外”项目，其设备、原材料采购，以及产品销售，均在外地甚至国外，现实与理想就背道而驰。

不绝于耳的质疑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区是否背离了当初的定位？体量如此巨大的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承担更多产业发展（引进外资、技术、管理经验，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责任，是否更应落户经济技术开发区？然而，如果没有产业项目的输血支持，高新区虽具备人才资源等优势，仅靠微薄的政府引导基金和并无太多动力的银行贷款，以及并不完善的股权投资市场，如何确保研发、项目孵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持续？

更进一步的指责是，巨额补贴和付出是否会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城市之间争夺项目的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否有利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盲目立项，是否考虑过会造成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又阻碍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地方政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初衷是否出现偏离，却走上惟GDP主义的怪圈？

在高新区发展前期，采取粗放的模式，挥霍要素资源，今后的发展何以为继？而这又将整个开发区的未来走向，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类开发区多靠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大规模批放土地，消耗大量资源，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土地、资源等逐渐消耗殆尽，优惠政策已阳光普照时，部分开发区的发展速度已经放缓，甚至停滞。

政策设计：

最初的梦想

还是先来看看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的设立背景，或许从中能够理解政策设计的初衷。

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出时间最早。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这四个特区充分利用比邻香港、澳门、台湾的优势，大胆吸收境外资金、技术进区投资，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形势较好。

特区的经验得到国务院的首肯。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等地之后，明确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于这年5月正式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同时，为使这些城市尽快形成较为配套的基础设施，创造对外资有较强吸引力的“小环境”，推进这些城市的经济技术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这些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某些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由此，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首批兴办了1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6年8月和1988年8月，又先后批准将上海市的闵行、虹桥和漕河泾开发区列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至1993年初，中国已有13个开放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后，又相继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长江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辟为经济开放区，并着手在这些地区组建一系列经济技术开发区。

此后，又有一批开发区通过考核得以升级。2009年12月，廊坊开发区、扬州开发区升级为部级开发区；2010年3月，国务院批准34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晋升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2011年底，全国部级开发区数量增至131家。

而为了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1988年我国批准兴办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就是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创办高新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火炬计划的推动下，各地纷纷结合当地特点和条件，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截至目前，国务院先后共批准建立了88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今年或将有部分省级开发区得到升级。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短时间内，高新区帮助城市完成了产业与人口的增长和集聚。数据显示：1995～2009年间，高新区企业的数量及吸纳从业人员数目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企业数量由12980家增至53692

家；从业人员数目由99万人增至810万人。截至2009年底，高新区53692家企业中，私营企业有20443家，占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8.07%，排在首位。

1990年，为了发展国际贸易，中央政府批准在沿海港口城市划出特定区域兴办15个保税区。1992年为了推动中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双边经济合作，在我国部分边境地区兴办了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为了促进出口加工业的上规模上层次，国家从2000年开始陆续批建了58个出口加工区。从1992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陆续批设了数量众多的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省级开发区，这些省级开发区构成中国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7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兴办境外经贸合作区，至今已批准19个，旨在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

每种形式的开发区，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经济技术开发区旨在推动经济技术的综合开发，其多选在工业集中的大城市，以发展制造业、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为主，兼有促进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掌握和传播经济技术信息以及培养人才的作用；高新区旨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主要选址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较集中的地方，为创新创业提供环境，把优惠政策、土地资源，及“官产学研金介”等要素资源集中在一起发挥作用；保税区设立在港口城市，以扩大贸易出口和推动港口发展为目的，旨在推动国际货物流转；边境经济合作区则建立在边境地区，旨在促进与周边国家贸易合作；出口加工区旨在推进出口加工业的集中和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旨在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其实，除了产业布局和经济开发的功能以外，我国相当一部分开发区在设立之初，还承担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试点功能。“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要逐步转换政府职能，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和协调机制，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再在大范围内推广。”比如深圳特区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用人机制方面进行了试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制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规范化制度创新方面带了头。

粗放模式：

遗失的美好

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成长，开发区成为中国经济、科技和工业发展路途上一道靓丽的风景。近年来，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及省级各类工业园区等省级、市级的开发区上百家，加上县、区级的开发区总数已达数千个。

为促进开发区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税收、贷款、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给予很多优惠政策。而开发区利用政策优势和产业集中的特点，成为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这又带动了配套设施如区域交通设施、通讯网络、金融服务和住宅建设等的发展。

数据显示，开发区对区域经济GDP的贡献平均达到12%以上，并成为高效开发、利用土地的典范；也是中国稳定就业、创造就业的渠道之一，聚集了创新创业人才。同时，其吸引了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高新技术转化与研发，培育了大批快速成长的公司――作为创新型企业的典范，它们又对传统企业的升级转型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的作用。

开发区甚至成为国家税收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受金融危机洗礼，沿海地区以出口导向为主的高新区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整体扩张、规模经济、产业转型、产品升级的背景下，高新区占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根据2009年的数据，高新区共上缴税款3995亿，占国家增值税的21.6%；出口创税2007亿美元，已占全国出口创税的16.8%。2010年，高新区创造了全国11.5%的工业增加值，8%的GDP以及16.8%的出口创汇。

成绩固然可喜，但前途亦堪忧。经过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作为一个曾经深具增长活力的经济板块，开发区的整体增长速度（包括总收入、总产值）出现了瓶颈，甚至不断下降，对城市的拉动作用的边际效应也在减退，许多高新区工业产值占当地工业产值比重降幅较大。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情况，这就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开动跑车，刚起步的时候马力越强，加速越快，可是一旦达到某个时速，再加大马力所得到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安信证券在《高新区与新三板专题投资报告》中如是说。

究其原因：首先，随着各类开发区数量的增加，各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项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而各地的优惠政策逐渐趋同，地区间的“政策差”所形成的“势能”日趋缩小，开发区利用优惠政策的优势逐渐削弱。“外部竞争非常激烈，外资、外来技术却没有增加，相对来说只有减少之势。蛋糕没变大，分的市场却急速增加。”对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业内人士忧心忡忡。

其次，以往单一的通过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和项目的方式还带来另一弊端：即导致高技术产业组织程度低。高技术产业具有跨学科、国际性的特点，在现行经济运行体制下，仅凭“政策推动”不能有效地组织多学科的合作和取得多种资源的可靠保障；优惠政策支持的产业和领域较狭窄，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还需其它产业的配套支持，脱离全社会的综合开发与行业配套建设。这就使高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了限制，高新区的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同时，一些内陆地区的高新区在科研力量、产业链配合等方面还有所欠缺，这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并不强。此外，很多高新区相继落成，竞相争取入驻企业，但因为定位不清晰，体制不到位，则又很快陷入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低端竞争的困局。因此，高新区的数目在逐年增加，进入高新区企业的数目也在逐年增长，但收入和产值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下降。

西安高新区大手笔的招商引资，就凸显了中国高新区发展的窘境。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新区前期开发规模过大，仅第一批27个部级高新区的总规划面积就超过了美、法、日等9个发达国家科学园区面积的总和，平均占地面积接近后者的8倍。不规范的土地扩充，投资分散，土地利用粗放，聚集力微弱。土地资源经济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对高新区发展的贡献率也远未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更谈不上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而随着开发区不断地发展，土地、资源等制约因素开始显露出来，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在“量”上取得很大突破，在“质”的提高上则没有发展；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呈现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特征，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依靠要素投入和政策优惠形成的发展优势逐步弱化。此外，资本市场发展迟缓，有效激励机制远未形成，不能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优势实现更高经济效益，制约了国家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

产业集群：

现实的选择

现在，依靠制定优惠政策、大规模批放土地、消耗大量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往事。以要素、政策红利来获取高速发展已经不可持续。在困境面前，开发区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国务院参事石定寰等多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通过优选主导产业，以及产业集群的整合或是最佳的现实选择。“高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构建专业化的产业集群。”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互相联系，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既要包括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互相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而且还经常向下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以及一些辅机构，如大学、工业或产品标准制定机构、职业培训和智囊团等。

产业聚集就为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创造了条件。而企业和实体机构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构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信息、知识、技术得到了最大化的应用和共享，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吕薇指出，依托当地区域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把高新区打造成为专业化的产业区，是未来高新区发展的方向。

安信证券通过调查得出结论，那些曾经发展速度相对靠前的高新区，之所以具有较强竞争力，就是因为其对自身的定位比较清晰，注重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完善。例如，大连的高新区围绕软件与信息服务，多媒体与数字娱乐等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在高新区2900多家企业中，集中了大连市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了产业聚集和自主创新的平台。

而乌鲁木齐高新区是另一案例。乌鲁木齐高新区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发展石油化工、新型建材、优势自然资源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在具体操作上，它们每年筛选1～2个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项目，在资金、政策、土地、规划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

北京中关村更是典型的代表。中关村位于中国科研教育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聚集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为代表的中国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这项优势，中关村其实是定位于打造“人才特区”。通过人才，中关村聚集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形成了以研发和服务为主要形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安信证券认为，未来高新区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当地资源和环境，形成产业集群并完善产业链。产业集群在地理和组织上进一步向外扩张，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带，这还将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合作。

在解读西安高新区引进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时，相关人士就指出，“西安或寄希望于以三星项目为龙头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及其抽象意义。”据当地估算，随着三星项目的落户，将有160余家配套企业相继落户西安高新区，将直接或间接增加万余个就业岗位。而目前西安40多所高校设有电子信息学科，50余家电子信息领域科研院所，2600余家信息技术类企业，都将是这一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体系：

不能没有你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是以吸引外商投资为主要驱动因素；在上世纪80年代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出现，则主要是为创新营造环境，满足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需求。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又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更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着国家创新战略的重任。

然而，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体系，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主导，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还要建立“官产学研介资”等的良好互动机制，构建六位一体的战略联盟，实施创新文化建设；还要重塑国家高新区的管理体制，要理顺政企关系，努力培育服务型管理模式，规范政府职能，培育创新网络，优化核心区建设。

作为创新的试验场，开发区已经做了很多尝试。自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以来，高新区这种“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便在中国普及开来。如果说，那时的高新区只是为创新提供环境，那么现在则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技术、管理、体系、机制等要素的创新。

创新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动性。这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企业的最大特点是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要，尤其是能前瞻性地掌握市场发展所产生的潜在需求，使其研究开发的目标更具针对性，更能体现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只有把握住新技术的制高点，才能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使企业能主动使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中有效地收回创新成本。而这正符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作为推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它在诞生之初就天然地将政府、企业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要发挥产学研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国外成功的科技园，都是以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为依托，而利用大学的科研与人才优势创建高科技园区，更能够发挥高新技术的辐射作用。

当然，也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支持。过去，政府长期重视和支持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将之提升到决定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政府带头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从财税、贷款、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等全方位鼓励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无论是“863”计划、“火炬”计划，还是“技术创新工程”等，都是政府支持创新的明证。同时，政府还设立技术创新、高技术贴息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研究应用新技术。

此外，地方政府为园区企业实施其他优惠政策，如基础建设投资、土地费用减免、配套服务设施优，并加大对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政府采购等。为促进高新区的发展，政府在税收、信贷等多方面均制定了优惠政策。例如，国家对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内资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新建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类用房，免征建设税；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有规定的以外，免征出口关税。在信贷方面，为扩大高新区的融资渠道，设立融资计划以及贷款担保资金，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总之，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并非企业自身即可完成的任务，至少还涉及到政府、科学技术专家共同体、科技中介组织等不同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多方协同配合共同施力的过程，需要多层次的资本体系支持，比如贷款、证券，政府引导基金、股权投资等。

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3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来到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北京路演中心调研新三板推进工作，新三板扩容预期明显提升。据了解，新三板市场首先锁定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并预计扩展到其他高新园区。高新园区内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不大，很多都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新三板市场恰好能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促进其高速发展。其对企业的正向作用在于，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了很多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且促进了其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

创新驱动：

未来的方向

随着国际产业继续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开发区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平台，开发区也是跨国产业资本转移中国的聚集地，能够较快地与世界生产体系融为一体，成为“世界工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

而近30年的发展，开发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最主要的集聚地，或将吸引更多新的跨国公司进区设立研发中心，使之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的密集区。此外，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推进为开发区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也将为开发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机遇。我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然而，开发区对总体战略环境分析不够，各环境要素配置不够合理，产业聚集机制不够完善，管理机制、资金投入、财税政策、产业规模、孵化器发展等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经济效益有待提高，成为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此，重新定位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开发区也走在了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惟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以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为契机，开发区正式走上“二次创业”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对开发区的考核，不只是GDP的贡献，还有单位面积土地增加值的要求等效率指标。

此时，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区的定位已出现模糊，并出现融合趋势。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要求，需要提高附加值，不断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吸收高新区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元素。而高新区亦需要有产业化项目，来维持孵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漫长过程的可持续进行。而西安高新区引进三星项目是为最有力的明证。

相关人士认为，要支持和鼓励不同功能的开发区整合，以完善整体功能，提高整体竞争力鼓励各类不同功能的开发区就近进行整合，形成多功能综合性的产业开发区，提升综合竞争力。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合并的趋势，而苏州工业园与苏州开发区就是代表。

长期以来，在“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指引下，开发区作为一个人为划分的经济发展区域，成立之初的目的仅仅是经济增长，往往设在城市郊区或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带。通过有限的基础交通与城市连接，人们在园区内从事的仅仅是生产活动，生活功能则放在城市。在地理位置与外界断裂，没有形成完整的人文社会环境。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背道而驰。

因此，开发区应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新城区，保持一定数量的常住人口，完善社区功能建设即居住小区、商业区、服务业设置、教育文化场所建设等。而这也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开发区，吸引并留住人才必由之路，使智力资源发挥出更高的创造力。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依靠自主创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经济发展，还需要在开发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平衡，从而，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进一步加强开发区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积极推进循环经济试点，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出高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