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中介公司白领犯罪的美国启示

时间:2022-07-21 03:22:37

预防中介公司白领犯罪的美国启示

罗塞尔·莫克罕伯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司犯罪报告》高级编辑。2000年,他在线出版了一本题目为《十年来100例重大公司犯罪》的电子书,罗列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十年的典型公司职务犯罪案例,有38件与环境犯罪有关,有20件与反垄断法有关,而涉及贿赂、妨碍司法、腐败和逃税的,则分别只有各一件。到2000年后美国公司财务丑闻爆发后,美国才注意到中介公司及组织的职务犯罪严重性,一大批如安达信这样知名会计事务所纷纷涉案。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则把作为金融信贷服务及信用评级机构的公司及组织的职务犯罪问题,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

美国这一历程表明,传统的白领犯罪或职务犯罪,因法律的完善而受到控制,反而是以中介组织及中介组织雇员为主体的职务犯罪,则靠其与政府与其他有影响力群体的密切关系,充当着隐形的利益输送媒介。它们的犯罪行为,对市场秩序与他人财产权的危害,更加严重,其犯罪行为,呈现出日趋活跃的态势。

何谓“白领犯罪”

在美国,职务犯罪,通称为“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 )。白领犯罪有五种类型:第一种为“雇员犯罪”,有偷盗公司财物,出纳及会计贪污行为,,收受贿赂等;第二种为“欺诈”,涉及金融欺诈、信用欺骗、证券欺诈、逃税、医保欺诈、保险欺诈等;第三种类型为“公司犯罪”,有经营性犯罪,有环境犯罪,有服务欺骗,有不正当竞争犯罪,有广告欺骗,劳工安全犯罪等;第四种类型为“政府犯罪”,指直接由政府及其政府职员实施的犯罪,有权力寻租,受贿索贿,等;第五种则是“高科技犯罪”,有身份信息犯罪及计算机和网络犯罪。而中介公司职务犯罪,因其与公司行为主体性及具体犯罪实施人多属公司白领职员,多指前面所述的第二类型“欺诈”与第三类型“公司犯罪”,另一方面,中介公司职务犯罪的特点多在“公司与政府”关系层面上完成,所以中介公司职务犯罪,也指第四类型的“政府犯罪”。

194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萨瑟兰在其专著《白领犯罪》一书中,对“白领犯罪”的含意作了界定,指“白领犯罪是上等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违法行为”。他写道:“白领犯罪大致可以定义为有着较高社会地位且受社会尊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的犯罪行为。”

从法律层面上,美国构建的反腐败法律、反欺诈法律、反垄断法律、政治献金法律、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制度等,均构成了反白领犯罪的基本性法律。

不太重视职务犯罪是各国通病

正如罗塞尔·莫克罕伯所言,美国官方每年发表《犯罪报告》,却根本没有把公司犯罪等职务犯罪罗列进去。美国的《犯罪报告》,实际等于《街头犯罪报告》。莫克罕伯说,美国每年有18000人死于谋杀,但每年因劳动事故、健康受损而死于工厂的美国人高达6万多人;普通犯罪每年令美国损失数亿美元,但公司犯罪致国家损失数百亿美元,光是这些数字,国家有关机构足可以《白领犯罪年度报告》。

在外界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在惩治公司犯罪等方面是卓有成效之时,美国人自己反倒认为远远不够,这说明各国都普遍有“重普通刑事犯罪,而轻视白领犯罪”的现象。美国律师协会白领犯罪委员会主任马丁·皮特霍说:“要干的话就去进行白领犯罪,那可是冒险少而报酬高的事情。”

1985年5月8日,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泰勒被判处四年徒刑,因为他在兼任一家大公司经理时给他的朋友泄露了股票秘密,尔后又阻止对此事的调查。同年5月2日,华尔街著名的霍顿经纪公司,因为透支40亿美元被罚款200万美元。这之前,美国一家社会组织“美国妇女商会”会长瑞多克·多妮因侵吞200万美元受到指控。

白领犯罪总有一个高潮期。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詹姆斯·杜丁观察,经济萧条或回升时,就可看到更多的诈骗银行事件。达姆斯大学商业伦理学专家约翰·汉纳西说:“当生活变得更复杂的时候,会出现众多的‘灰色地带’,对此,执政者也很难明确新事物和犯罪之间的界线。”

以麦道夫案为例

美国中介公司多叫经纪公司,美国允许公司“混业经营”,常常难以找到一家纯粹的“中介公司”,如高盛,既是一家金融借贷公司,又是进行金融中介服务的公司。这里要举例的麦道案所涉及的公司“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事实是一家华尔街股票交易经纪服务公司,是一家以资产管理及咨询为主业的中介公司。

麦道夫通过“庞氏骗局”,操控上千亿美元资金,行骗长达20年。他本人有无数官方背景的资历,如美国证监会顾问等,他的客户多是达官贵人。2009年6月29日,美国联邦法院判处麦道夫150年监禁,并处1700亿美元的罚款。

麦道夫犯罪得逞的原因主要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的失职,还在于其公司违反隔离控制原则,麦道夫一人垄断所有公司权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没有真正发挥到监督职能。曾有人多次举报到证交委,但没有一次促成真正意义的调查。行骗二十载,创造650亿美元的惊天大骗局,这位一度被誉为“美国梦”杰出代表的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6月29日被纽约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监禁和1700亿美元罚金。

这样“惊天动地”的判决意味着,时年71岁的麦道夫将不会因古稀之身而受到法律的怜悯,其余生将在监牢里度过。而从现在起,所有能发现的麦道夫名下或与之相关的财产都将被无限追缴充公,意味着其享用过的豪华游艇、别墅、奢侈品等财产今生不再与他有缘。

重刑麦道夫,或可成为推动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重塑“美国梦”的契机。美国证券和金融监管被誉为“美国的良心”,但因其屡屡“失心”,才有了世纪之交华尔街上市公司风行财务欺诈,也才有了2004年之时华尔街金融保险公司的腐败流行,也才促成了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形成金融泡沫,使2008年次贷危机最后终于演变为冲击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麦道夫案看似独立案件,但从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失责”一事上看,它们的本质和起源都是一样的。

从辉瑞案看“深喉”奖励制度

美国打击公司犯罪方面,多有奇招。这里介绍一下辉瑞案。辉瑞公司是美国著名药企,它所碰到“法律惩罚”,一样适用于中介公司。

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因故意夸大药品使用范围、邀请医生打高尔夫、按摩、度假等进行不当手段推销13种药物,遭美国司法部重罚23亿美元,这天量罚金一部分回流给各州公共医疗基金外,其中1.2亿美元将由本案6名检举人分享。

分享1.2亿、人均所得2000万美元的6名检举人,5人来自于辉瑞的员工,俗称“深喉”,另一名是医生。假如没有这些局内人“深喉”提供的线索或情报,假如没有这些“深喉”在司法部调查过程中愿意出来指证,司法部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全球药业大王伏法,也很难让这个药业巨头自愿选择与司法部达成和解,缴纳巨额罚金以免遭。

从严格的学理意义上看,作为某种特定政治目的而提供情报但又不暴露身份的“深喉”,与我们在辉瑞案中那6名挺身而出、检举作证的“举报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只不过,在惧怕打击报复甚过物质利益刺激的条件下,“深喉”的存在,也可以视为与“检举人”一样的重要。

在美国,“检举人”被称为“吹口哨者”,也就是周围人就如裁判,一旦发现有人越轨,就吹哨提醒或警告,形成全民“善意”监督的社会氛围。美国从林肯时代起就制订了“反欺诈法”,鼓励个人揭发检举欺诈政府行为。这部也被称为“林肯法”的代表法律,给美国走向良性政府治理提供了保障。

美国检举人分享罚金制度,是“林肯法”的实质化。该法案规定,司法部如果在收到举报人投诉、告发并决定作为原告或证人参与,举报人可以分到赔偿额的13%至25%;如果司法部不参与,举报人可以自行调查、,并可分到罚款的25%至30%。显然,“激活”举报人制度,一靠举报人的公民意识,二靠罚款足够高,使之能平衡、补偿甚至奖赏举报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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