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藏文献所载冬虫夏草研究

摘要： 冬虫夏草是一种著名药材，最早记录它的是15世纪的藏医籍《千万舍利》。在汉文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出自成书于1736年的雍正《四川通志》。目前有关我国古代文献所载冬虫夏草的研究仍有遗漏和可商之处，尤其是忽视了藏文资料。冬虫夏草，古人或称夏草冬虫，实则一物。冬虫夏草产地为高寒地带，古人言两广福建有产，乃以虫草属之其他物种误为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形态和生活史，古人解释多带有想象成分，不合当今的生物学知识。

关键词： 冬虫夏草； 千万舍利； 四川通志； 本草从新

S567.35

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是中国出产的著名药材之一。早在1723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ennin， 1665-1741）即在北京向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寄去了一批中国的药材，其中就包括约300个冬虫夏草。随后他又于同年10月15日寄去一封说明信，对所寄药材的形态、产地、药性等情况做了一些说明。[1-3]西方世界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冬虫夏草的认识和研究。根据日本医家栗本丹洲《千虫谱》（1811）所述，一位名叫“尹心”的宁波籍船主早在1728年5月13日就把冬虫夏草带到了日本长崎。[4]有趣的是，巴多明对冬虫夏草的记载比中国最早记载它的汉文文献还早。而且，就目前的记录来看，巴多明也是最早记录中国真菌的西方人。关于冬虫夏草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前贤已有概述[5-8]，但仍有遗漏或值得商榷之处，而且也忽略了藏文文献。本文对民国以前藏、汉文献中与冬虫夏草有关的记载加以梳理和研究，以期厘清我国古代人民对冬虫夏草的认识和药用情况。

一、古代藏文记载

关于冬虫夏草，最早的藏文记载出自宿喀・年姆尼多吉（????????????????????????， 威利[Wylie]转写： Zur mkhar mnyam nyid rdo rje， 1439-1475）的《千万舍利》（?????????????????????， 转写： Man ngag bye ba ring bsrel），其中有“??????????????????????????”句（转写： de yang dbyar rtsa dgun buzhes），意思是“亦即夏草冬虫”。[9]书中称夏草冬虫生长在被草的山坡上，在夏天是一种长在蠕虫身上的草，形似野山蒜的叶，花像莎草，至秋末则根的形状貌如小茴香种子。在药性方面，它性微温，味甘、辛，具有在治疗生命气息疾病和胆汁疾病的同时又不增加痰液，且在增加、提高方面具有特别的效果。此外，宿喀・年姆尼多吉还记载了把冬虫夏草和麻雀及其他药材一起用牛奶煮沸后再制成丸剂服用的方法。出版于2002年的《中华本草》（藏药卷）已经指出《千万舍利》是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典籍。[10]相关的藏文段落，目前已有英译文可供参考。[11]其中对其生物特性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例如其“花”（即密生子囊壳的子座头部）确实像某些莎草（如菖蒲Acorus calamus）的花序，其“根”（即虫体）也和小茴香种子在颜色和形态上有几分相似。

约三个世纪以后，蒙药学家伊喜巴拉珠尔（??????????????????????????????， 转写： Sum pa mkhan po ye shes dpal 'byor， 1704-1788）用藏文撰写了一部《认药白晶鉴》（???????????????????????????????????????????????????????????????????????????????????????????????????， 转写： Gso dpyad bdud rtsi chu rgyun gyi cha lag gi nang tshan gyi sman so so so'i mngon brjod dang ngos 'dzin shel dkar me long），其中摘录了宿喀・年姆尼多吉对冬虫夏草生长形态和药性的叙述。[12]伊喜巴拉珠尔摘录的相关文字又见于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 转写： 'Jam dpal rdo rje， 1792-1855）用藏文撰写于19世纪初的图文并茂的医籍《奇美眼饰》（??????????????????， 转写： Mdzes mtshar mig rgyan； 书名又译作无误蒙药鉴、蒙药正典、美丽眼缀、美丽目饰等）[10][13-15]，但后者还在正文和附录分别增加了一幅关于冬虫夏草的图（二图相似），线条粗放，展示的是数个冬虫夏草的虫体被两道细线扎了起来的形态。

二、古代汉文记载

汉文文献对冬虫夏草的记载要比藏医籍《千万舍利》晚得多。最早的汉文记载出自成书于1735年的雍正《四川通志》（次年刊刻）。其卷21“西域”篇“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之“物产”部分录有“冬虫夏草”，称其“出拨浪工山，本草不载，性温暖，补精益髓”。[16]萧腾麟《西域见闻录》（成书于1746年）之“物产”部分也记载“塘”出产“冬虫夏草”。[17]马揭修和盛绳祖的《卫藏图识》（刊于1792年[18]）之“识略下卷”篇内所列“塘”物产中也包括“冬虫夏草”，文字系转引自雍正《四川通志》，但未注明，此不赘述。[19]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关于冬虫夏草的汉文记载出自刊刻于1694年的汪昂（1615-？）的《本草备要》。[20]根据汪昂的自序，1694年的《本草备要》是该书的增订本（初版时间不详）；但是在流传过程中，一些再版的增订本中窜入了后世的文字，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注意[21，22]。通过核查，目前传世的《本草备要》增订本中关于冬虫夏草的记载和吴仪洛的《本草从新》中的完全一致，其中的“嘉定府”一词表明，这条记载不可能出自《本草备要》，因为“嘉定府”是雍正十二年（1734）以后才有的地名，往前直到明洪武九年（1376）都称作“嘉定州”。[23]《本草备要》的增订本刻于1694年，不可能使用1734年以后才出现的“嘉定府”称呼，因此所谓出自《本草备要》的记载，实际上来源于后世的《本草从新》。现按年代顺序对其后的相关记载加以著录和说明。

此后，袁栋撰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书隐丛说》卷6“夏草冬虫”条载：昔有友人自远来，饷予一物，名曰“夏冬虫”，出陕西边地，在夏则为草，在冬则为虫，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见时，仅草根之枯者，然前后截形状、颜色各别，半青者，仅作草形，半黑者，略粗大，具有蠕蠕欲动之意。不见传记书之以俟后考云。[24]

此条记载比较准确。文中所谓的“半黑者，略粗大”，即指虫体；虫体半黑，主要是由于保存不当造成变质所致。前文提到的传教士巴多明也在同一封信中提及湖广省的一位朋友经自己请求后曾寄来一些冬虫夏草，但是运到北京时已经陈腐发黑、被虫蛀过。

吴仪洛撰于1757年的《本草从新》是首部记载冬虫夏草的本草典籍。该书卷1“草部”之“山草类”有“冬虫夏草”条：冬虫夏草（补肺肾），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四川嘉定府所产者最佳，云南、贵州所出者次之。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虫。[25]

清代四川嘉定府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辖乐山县（今乐山市）、峨眉县（今峨眉山市）、洪雅县、夹江县、犍为县、荣县、威远县等七县。[23]他把冬虫夏草的质量按产地划分了等级：嘉定府出产的冬虫夏草被认为是最佳的，而云南、贵州虽然有产，但质量要次一些。事实上，真正的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的产地为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地[26]，并不包括贵州。姚澜《本草分经》（刊于1840年）中对冬虫夏草的叙述完全引自《本草从新》，且未注明，此不赘述。[27]

檀萃《黔囊》云：夏草冬虫者，出乌蒙塞外，暑茁土为草，冬蜇土为虫，故以名。食之已 。[28]

乌蒙即乌蒙山，位于滇东高原北部和贵州高原西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乌蒙塞外即乌蒙山西北部，范围较广；文中所指，至少包括相邻的四川。檀萃（1724-1801）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曾在贵州和云南为官多年[29]，而云南也是冬虫夏草的产地之一。檀萃在书中称其为“夏草冬虫”，而不是“冬虫夏草”，说明在产地，人们所使用的是“夏草冬虫”这一名称。这和上述藏文记载也是吻合的。文中的“ ”字十分罕见，因中医中“鬲”、“膈”二字有时互通[30]，此处恐指膈证。

满人七十一（号椿园）撰成于1777年的《西域闻见录》卷7“回疆风土记”之“物产”条云：冬虫夏草，生雪山中，夏则叶歧出，类韭，根如朽木，凌冬叶干则根蠕动化为虫，入药极热。[31]

清代回疆专指新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人居住地区[32]，地理上与今日北部有交叉。七十一曾久居新疆，其称冬虫夏草是“回疆”物产之一，当属一手资料。不过前已提及，冬虫夏草不产于今日的新疆地区。

唐秉钧等《文房肆考图说》（刊于1778年）卷7“补益似参”条云：《青藜馀照》载：太史董育万宏，偶谈四川产夏冬虫，根如蚕形，有毛能动，夏月其顶生苗，长数寸，至冬苗槁，但存其根，严寒积雪中，往往行于地上。京师药铺近亦有之，彼尚康熙时也。迩年苏郡渐有，但古来本及木诸典故从未之及，未详性味。近出吴遵程《从新》，有此品，言“保肺益肾”，不道从何考据。余仍疑之，未敢轻尝。以意察之，其不畏寒而行雪中，则其气阳性温可知。应奎书院山长孔老师，讳继元，号裕堂，系先圣裔，桐乡乌镇人，诚正君子也。述伊弟患怯，汗大泄，虽盛暑，处密室帐中，犹畏风甚，病三年，医药不效，症在不起。适戚自川解组归，遗以夏草冬虫三斤，逐日和荤蔬作肴炖食，渐至全愈。因信此物之保肺气，实腠理，确有征验。嗣后用之俱奏效，因信此品功用不下人参，故附志之。[33]

文中所引《从新》即《本草从新》，吴遵程即吴仪洛（字遵程）；《青藜馀照》是清代唐方沂（字抡三， 上海籍）的著作。[34]可贵的是，此条记载在转引二书之外，还特别叙述了孔继元的弟弟和唐秉钧自己使用冬虫夏草的临床效果，并记其来自四川。唐秉钧认为其功效不下人参，故以“补益似参”为题对其加以记录。同时，他还留下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早在康熙时期（1661-1722）的京师药铺就有冬虫夏草出售了。冬虫夏草作为药材商品从西部产地运抵北京，其途遥远。虽然目前缺乏康熙朝及其以前的相关文字记载，但是可以认为这种贸易一定是长期逐渐从产地往东部非产地推进的结果，而不是骤然出现的。

秦武域撰于乾隆昭阳单阏岁（1783）的《闻见瓣香录》丁卷“冬虫夏草”条云：冬虫夏草，出四川嘉州、打箭炉等处，夏则绿叶攒生，冬则其根蠕蠕欲动，土人剖而食之，云其性热，大滋补。亦有阴干，束为把，以馈遗者，长可三寸许，半带草叶，叶细如韭，少半为根，皮层层如蚕蛹，此皆前此所未闻者。昔人著本草时有增加，可知天地生物无穷也。[35]

嘉州应即当时的四川嘉定府，而打箭炉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县。这条记载提及当地人把冬虫夏草扎成束，与《奇美眼饰》书中附图所示类似；且当地人除了自己使用冬虫夏草外，还将其作为礼物馈赠。这种扎成束的冬虫夏草很可能主要是为了便于贸易而制，用于馈赠只是少数。

李心衡撰于乾隆岁次上章阉茂（1790年）的《金川琐记》卷6“冬虫夏草”条：冬虫夏草，俗称“虫草”，初生，抽芽一缕如鼠尾，长数寸，无枝叶，杂生细草中。采药者须伏地寻择，因芽及根，虫形未变，头嘴倒植土中，短足对生，背有蹙屈纹，可辨。芽从尾茁，盖直僵蚕，非仅形似也。然剖之已成草根，每岁惟四月杪及五月初旬可，太早则蛰虫未变，太迟即变成草根，不可辨识矣。味甘，平。同鸭煮，去渣食，益人。[36]

金川位于四川西北，历来有藏民聚居。此条记载对冬虫夏草的形态及其发生的描述较为详细；与上述一些记载相比，臆想成分也相对较少。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称虫体“头嘴倒植土中，……芽从尾茁”。实际上，虫体在土中是头朝上，尾朝下，真菌部分（亦即文中的“芽”）从头部长出。此条记载又为嘉庆《四川通志》（刻于1816年）卷75“物产”篇之《动植谱》所转引；但是同书卷74“物产”篇却记其为“嘉定府”的物产。 [37]

龙柏撰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脉药联珠》卷6《药性考》之“虫部”有“冬虫夏草”条：冬虫夏草，味甘性温，秘精益气，专补命门。[38]

朱枫（字近漪， 1695-？）《柑园小识》（成书年代不详，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卷下有“春虫夏草”条：春虫夏草，生打箭炉，春生土中，如蚕，夏则头上生苗。形长寸许，色微黄，较蚕差小，如三眠状，有口眼，足十有二，宛如蚕形，苗不过三四叶。以酒浸数枚，啖之，治腰膝间痛楚，有益肾之功。以番红花同藏则不蛀。或云：与雄鸭同煮食，宜老人。

在关于冬虫夏草的汉文文献中，只有朱枫称其为“春虫夏草”。事实上，冬虫夏草只是概称；据1936年的《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调查报告，四川汉源、康定、泸定等地的虫草就产于春季。[39]朱枫对其形态描述得十分细致：冬虫夏草的虫体确实微黄，形态像三眠（即第三次蜕皮）时期的蚕，长度也大致相同。对于“苗不过三四叶”的描述，是由于冬虫夏草的真菌子实体顶部偶尔会出现分叉现象，或者是由于虫的头部有时也会长出两个或三个子实体。朱枫称虫体的“足十有二”，并不准确，因为冬虫夏草的虫体为蝙蝠蛾幼虫，共有8对腹足。[40]不过除了中间4对明显的腹足外，其余腹足并不是特别明显；加之运输和保存过程中可能的人为损坏，要辨别出这8对腹足并不十分容易。他还特意指出用番红花（Crocus sativus）来防止冬虫夏草遭虫蛀，以及冬虫夏草与鸭一起煮食的使用方法；其中后者亦为传教士巴多明所描述。朱枫曾在陕西、河南一带客居和游历[41]；他对冬虫夏草的描述表明其并非抄掇旧籍，而是源于自己的耳目见闻。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5“草部下”有“夏草冬虫”条，除了转引一系列前人的记载外，还记有作者自己的耳闻以及对它的认识：出四川江油县化林坪，夏为草，冬为虫，长三寸许，下趺六足，以上绝类蚕，羌俗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绍兴平菜仲先生言：其尊人曾任云南丽江府中甸司马，其地出冬虫夏草，其草冬为虫，一交春，虫蜕而飞去，土人知之，其取也有期，过期无用也。……潘友新云：粤中鸦片丸，用夏草冬虫合鸦片人参合成，乃房中药也。此草性更能兴阳，则入肾可知。……按：物之变化，必由阴阳相激而成，阴静阳动，至理也。然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如无情化有情，乃阴乘阳气，有情化无情，乃阳乘阴气。故皆一变而不复返本形，田鼠化，化田鼠，鸠化鹰，鹰化鸠，悉能复本形者，阳乘阳气也。铆石化丹砂，断松化为石，不复还本形者，阴乘阴气也。夏草冬虫，乃感阴阳二气而生，夏至一阴生，故静而为草；冬至一阳生，故动而为虫。辗转循运，非若腐草为萤，陈麦化蝶，感湿热之气者可比，入药故能治诸虚百损，以其得阴阳之气全也。然必冬取其虫，而夏不取其草，亦以其有一阳生发之气可用。张子润云：夏草冬虫，若取其夏草服之，能绝孕无子。犹黄精钩吻子相反，殆亦物理之奥云。周兼士云：性温，治蛊胀，近日种子丹用之。炖老鸭法：用夏草冬虫三、五枚，老雄鸭一只，去肚杂，将鸭头劈开，纳药于中，仍以线扎好，酱油酒如常，蒸烂食之。其药气能从头中直贯鸭全身，无不透浃。凡病后虚损人，每服一鸭，可抵人参一两。[42]

《本草纲目拾遗》成书过程较为复杂，其中含有增补于嘉庆八年（1803年）的条文。[43-45]赵学敏以阴阳理论解释冬虫夏草的形成和变化。文中不仅提到了与《金川琐记》所记相似的用冬虫夏草和鸭同炖的食用方法，还更细致地描述了把冬虫夏草和鸭共同蒸食的方法。王学权《重庆堂随笔》（刊于1808年）卷下也记载了冬虫夏草[46]，但文字系转引自《本草纲目拾遗》，且未注明，此不赘述。

陈镛《樗散轩丛谈》（刊于1804年）载：嘉庆八年冬，余叔由四川秀县旋里，带归一物，其形类蚕，长经寸，尾生草，长二寸许。问何物？曰：“此小金川所产，名‘冬虫夏草’。虫性忍寒，故冬月则到处蜿蜒，夏日则缩身入土，虫腹即化绿草，而从尾出。该草长一、二寸，虫乃死。土人往往取以炖鱼肉鸡鸭食之，大补肾水。亦可配合补药。老年人食之更宜。”余求得数十枚，示于人。或曰：人患心头痛，以此虫煎汤食之，立愈，永远不发。[47]

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部，源出邛崃山，西流至丹巴县附近入大金川。这里称“草”（即真菌子实体）从尾部长出，亦误，应该是头部。

王培荀撰于道光乙巳年（1845年）的《听雨楼随笔》卷6录有“冬虫夏草”，并附有两首诗作：冬虫夏草，冬则虫，夏则草，市中所鬻但草耳，根似头，末有须，似其尾也。“何形毕竟是真形，为草为虫化未停。那似流萤终灭没，春风原上不重青。”“居然小草宿根存，蠕动还能返本真。自有真机随变化，炎凉总不负天恩。”[48]

王培荀在四川为官14年[49]，该书是他根据自己在四川的游历和见闻所著的笔记，其中明确提到了当地的冬虫夏草贸易，但指出“所鬻但草”，表明当时冬虫夏草用作药用时已把虫体和真菌子实体区别使用。文中所说的“须”，正是两部分分离后连在子座基部的菌丝。

吴其（字瀹斋）《植物名实图考》（出版于1848年）卷10“山草类”录有“冬虫夏草”，并附图一幅。该条先是转引了《本草从新》的记载，然后说道：按，此草两广多有之，根如蚕，叶似初生茅草。羊城中采以馔，云鲜美，盖与啖禾虫同。[50]

两广为广东和广西，羊城即广州。文中称两广地区“多有之”。如果理解成两广地区出产冬虫夏草，并不符实。晚清的广州是中外贸易以及国内货物集散中心之一。广州的冬虫夏草，更可能是从西部转运而来，因为两广地区气候湿热，不适合冬虫夏草的生长。另一种解释是，两广的冬虫夏草并非真正的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而是虫草属（Cordyceps）的其他种类，如生境包括两广的亚香棒虫草（Cordyceps hawkesii）。同样的，李佐贤《吾庐笔谈》（出版于1875年）卷8“花草化虫”条：“冬虫夏草，夏植生而冬蠕动。今闽广尚有之。”[51]“闽广”（即福建和广东）也是不产冬虫夏草的。不过，吴其确实见过真正的冬虫夏草。齐学裘撰于同治癸酉年（1873年）的《见闻续笔》卷1“冬虫夏草”条云：瀹斋中丞著《本草图说》，多于时珍《纲目》者数千种，抚滇时，复得异卉数百种，非惟陆玑、嵇含所未知，即其奇形异色，真有思议不及者。有冬虫夏草，冬则虫蠕蠕而动，首足皆具，夏则为草，作紫翠植色。山中人取其半虫半草者鬻之。植物、动物合为一气，又不特雀蛤雉蜃之化矣。何造物之奇也。[52]

“瀹斋”是吴其的字，《本草图说》应即其《植物名实图考》。齐学裘提及吴其在云南为官时记录了数百种当地植物，其中就有冬虫夏草。

唐宗海撰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本草问答》卷3也记有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本草》不载，今考其物，真为灵品。此物冬至生虫，自春及夏，虫长寸余，粗如小指；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及夏至时，虫忽不见，皆入于土，头上生苗，渐长到秋分后，则苗长三寸，居然草也。此物生于西番草地，遍地皆草，莫可识别。秋分后即微雪，采虫草者，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一锄掘起，而虫草即在其中。观其能化雪，则气性纯阳，盖虫为动物，自是阳性，生于冬至，盛阳气也。夏至入土，阳入阴也；其生苗者，则是阳入阴出之象，至灵之品也。故补下焦之阳则用根，若益上焦之阴则兼用苗，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53]

文中的“采虫草者”非常专业，应该是职业采集冬虫夏草以出售的人；“西番”即陕西、四川、云南以西的少数民族居地。不过他说“《本草》不载”却不准确。此外，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也有提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提及万家请酒，“头一碗上的冬虫夏草”，称其是“外方来的……扬州没有……苏州也未必有。”[54]徐昆撰于1792年[55]的《柳崖外编》属于志怪性质，其卷一“冬虫夏草”条云：“滇南有冬虫夏草，一物也，冬则为虫，夏则为草。虫形似蚕，色微黄。草形似韭，叶较细。入夏，虫以头入地，尾自成草，杂错于蔓草溥露间，不知其为虫也。交冬草渐萎黄，乃出地蠕蠕而动，其尾犹蔌蔌然带草而行。盖随气化转移，理有然者。和鸭肉炖食之，大补。”[56]叙述生动，却不免流于臆想。

三、小结

前贤认为明记小说也有冬虫夏草的记载，但实际上，汉文记载迟至清代雍乾之际才开始出现。关于冬虫夏草的名称，藏文文献用“夏草冬虫”，而一些汉文文献虽然也使用这一称呼，但大多数却使用“冬虫夏草”，至今亦然。词序颠倒的原因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夏草冬虫”既是最初的称呼，也是流行于产地的称呼，只是后来逐渐被“冬虫夏草”所取代了。关于冬虫夏草的产地，藏文文献较为笼统，至多表明出产；而汉文文献记载的产地，就大范围而言，有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乌蒙塞外、回疆、陕西边地、西番等，就小范围而言，有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嘉定府（辖今乐山市、峨眉山市、洪雅县、夹江县、犍为县、荣县和威远县）、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江油县（今江油市）、化林坪（今四川省泸定县兴隆镇化林坪村）、小金川（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部，源出邛崃山，西流至丹巴县附近入大金川）、丽江府中甸（今云南中甸县）和羊城（今广州）。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生长于高寒地带，产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而广东、广西、福建等处出产的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而应是虫草属（Cordyceps）的其他种类。

关于冬虫夏草的形态和生活史，由于其特殊性，古人的解释多带有想象的成分。藏文文献认为它是长在蠕虫身体上的草，而汉文文献则基本都认为冬虫夏草是相互联系的两种生物，即夏季的草（或草根）和冬季的虫，二者相互转化。从哲学角度来说，赵学敏和唐宗海都用阴阳理论来解释虫与草之间的转化，前者认为冬虫夏草“感阴阳二气而生，夏至一阴生，故静而为草；冬至一阳生，故动而为虫。”此外，也有认为冬虫夏草中的“草”是虫腹所化（《樗散轩丛谈》），不存在相互转化。关于冬虫夏草的药性，根据藏文文献，其性微温，味甘、辛，具有在不增加痰液的同时治疗生命气息疾病和胆汁疾病的药效，且在增加、提高方面功效显著。根据汉文文献，其性温或热，平，是一种滋补药材，具有补精益髓、秘精益气、专补命门、却病延年、保肺、益肾、止血、化痰、止劳嗽、治膈证、腰膝间痛楚、蛊胀和心头痛、实腠理、绝孕等药效，服食之法有剖而食之、浸酒、煎汤、和荤（鱼肉、鸡、鸭）蔬作肴炖食等，和藏文记载既有联系，又更为多样，应是长期用药实践中探索和总结而来。冬虫夏草在非产地地区入药的历史早于最早的汉文记载。唐秉钧指出，康熙时京师药铺就有冬虫夏草出售了，而后苏州也逐渐有其出售。药铺中的冬虫夏草，必定是贸易而来。关于其贸易，齐学裘和王培荀都有提及，后者指出四川产地就存在这样的市场。可以肯定的是，贸易在冬虫夏草从西部产地向非产地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贸易也和其他因素（如游历者的叙述、书籍的传播等）一起推动了相关知识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1887年10月，英人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 1852- c. 1920）到达中国宜昌后，见到了一种叫做“虫草”（Tch?ng-ts?o）的药材从这里出口至其他地区。这表明，由于当时宜昌海关的存在，宜昌成了冬虫夏草从西部转运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再转口至其他地区的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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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芦笛（1986），男，江苏南京人，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科学和医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