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沿海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与承载力提升关联作用研究

摘要：在剖析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关联作用的基础上，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及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进行测度，揭示二者的动态变化与空间差异特征；进而对2001-2012年承载能力与集聚程度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构建两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之间的动态效应关系。研究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性；从二者动态关系变化上看，在特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和负向影响；随着规模效应、成本效应与竞争优势的发挥，旅游产业集聚会推动区域旅游环境承载水平的提升，承载力对集聚的影响转化为正向影响；同时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变化的贡献水平远大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对集聚变化的贡献水平。

关键词：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产业集聚；动态关联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呈现规模扩张、结构优化的特征，已然成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沿海地区旅游产业要素集聚现象日益凸显，至2015年54个沿海城市旅游总收入占沿海地区总量的比重高达60%以上，游客规模达到17.72亿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分布，使沿海地区在空间上形成以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为依托的区域产业集群。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产生规模效应、成本效应以及竞争优势，对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强化旅游产业之间关联程度、实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沿海地区旅游产业要素、游客集中分布，使得环境污染程度更加严重，区域环境的支持能力降低，脆弱的生态环境又可能阻碍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当前，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必经之路。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全域旅游的战略发展定位，要求不仅形成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空间，而且改善目的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优势，促进以旅游环境承载能力为核心的功能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环境空间的调整和转变，从而最终实现旅游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研究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和影响机制，探讨承载视角下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以及集聚视角下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路径，对促进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动因、测度方法及其外部效应等方面。主要的研究结论认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较大[1-3]，因而，提出计算集聚测度指数，如基尼系数、区位熵等[4-6]；进一步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启示，提出区别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的计量方法，更准确的测度空间集群的变化特征[7]；并指出区域旅游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8-9]，形成区域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10-11]。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则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结论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设施承载力、经济环境承载力及社会心理承载力都会对区域的环境承载力产生影响[12]，构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各个子系统；针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量分析，构建了AEM模型和MADTECE模型，测度旅游环境承载力[13-14]，分别运用单要素分析法、综合指标法、模型法等[15-16]等作出相应评价；对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预测分析并提出了优化调控对策[17-19]。对二者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观点认为旅游产业的地方性集聚受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且旅游产业发展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20]，旅游产业发展必须与社区经济环境发展相协调[21]。综上，既有研究多基于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独立体系展开，忽略了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时空分异与相关性，对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较为匮乏，且研究尺度大都以景点或社区为主，以中国沿海地区为地理区域的研究更为罕见。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关联机理，以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与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对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测度，采用区位熵指数测算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考察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二者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拟合分析，进而从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承载力提升视角提出推进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关联机理

旅游产业集聚主要是指旅游产业相关生产要素，因在地理空间上邻近，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性、共通性和互补性，共享资源、信息、设施、市场和政策，从而在效率、效益等方面取得竞争优势。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可以从结构、布局、效率与发展潜力四个方面来表征，其中，旅游产业结构体现旅游行业部门分层次的比例关系和联系程度，旅游产业布局反映围绕旅游资源展开的旅游产业部门的分工特点，旅游产业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在运用一定的成本之后所能获得经济效益，其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率关系，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则表示在当前的资源与环境背景下旅游产业在未来发展的能力。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某个旅游地系统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旅游社会环境承载力、旅游经济环境承载力和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四个子系统，其分别代表不同的内涵。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构成了旅游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根本条件，旅游社会环境承载力表明人口、心理等社会因素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反应程度，旅游经济环境承载力主要反应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则表示区域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产业集聚能够产生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旅游产业集聚能够实现特定空间内的旅游产业链条上各旅游企业的互补整合，提高区域旅游环境承载能力。产业集聚在规模效应的基础上产生成本效应。旅游企业及相关产业在区域范围内的集中，形成较为统一的市场，可以迅速容易地获得市场变化信息，减少时间成本，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产业链条上的不同的旅游服务部门可以分享客源，降低营销成本和市场开拓成本。同时具有相同性质的旅游企业之间竞争更为激烈，这就迫使相关旅游企业进行改革创新，提高旅游服务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区域内部的竞争优势。而创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相关知识的扩散又会带动相关产业部门改革及周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技术溢出的带动作用，增强区域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旅游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以及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旅游环境承载能力的提升。同时，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旅游目的地接待能力提高，大量游客涌入，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此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限制作用突出。政策制约的完善、资源循环技术的应用、生态效率的提高，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会逐渐缓解，反而进一步促进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环境承载力的互动发展呈现为“微笑曲线”。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系统之间存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关系，如图1所示。

1.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依赖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大小。旅游资源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区域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型及旅游资源的质量决定主导旅游产业及支柱产业的选择。区域旅游资源的禀赋以及对旅游资源的利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地理环境存在地域分异及自然资源要素分布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存在差异优势，影响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产业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合理的旅游产业结构能够适应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维持区域旅游资源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可持续利用能力。

2.旅游产业空间布局受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受旅游资源区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旅游产业在特定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表现为以目的地旅游资源为中心，各旅游产业部门通过交通线路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系统。旅游产业网络系统是开放性的，也包括许多发展旅游所必须的社会非营利因素[22]。故此，旅游产业集聚对目的地居民生活及旅游者活动产生影响，从而改变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态度和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感知形象。旅游产业空间布局过于集中或地域分布不均，过度占用旅游目的地交通设施、生活场所及其他公共设施，目的地居民心里容量突破极限，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感知满意度降低，旅游地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易导致旅游社会环境承载力失衡，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旅游产业效率应与经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旅游产业集聚促使旅游要素向区域中心流动，单位要素投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产出最大化，即提高了旅游产业效率。但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应与区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避免过度依靠外资，造成“旅游飞地”现象。若旅游目的地对本地区旅游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则区域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增强，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区域旅游系统的存续能力[23]不足，限制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注重与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旅游经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

4.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受制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未来阶段的潜在动力，也是未来阶段旅游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不仅受到产业内部环境的影响，更加受到外部生态环境的制约。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必然依托旅游目的地水、土、植被等各种生态环境要素，适当的要素集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聚集过度容易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负担。生态坏境的不可再生性或者再生周期过长，形成“木桶效应”，限制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旅游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大小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一）旅游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四）数据来源

在数据选择方面遵循客观性、典型性的原则，选取2001-2012年度我国沿海11个省域的相关数据样本对旅游产业集聚以及旅游环境承载力加以研究，旅游产业集聚相关指标主要来源于2002-2013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建设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网站，旅游环境承载力相关旅游指标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及中国旅游局网站、各省市统计局网站和旅游政务网。

四、实证与结果分析

（一）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承载力水平的时序分异特征

通过区位熵指数计算公式以及综合指数模型分别对2001-2012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以及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测度，结果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区位熵综合指数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但各年份沿海地区旅游区位熵指数都大于1，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仍然存在集聚优势。在2001-2012年间，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后劲较强，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由此可知，沿海地区整体在持续的旅游产业集聚优势情况下，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二者之间在各省域空间上存在的差异需进一步分析。

（二）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承载力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

为揭示沿海地区各省域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的差异或关联特征，借鉴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26]方法，构建集聚程度-承载能力相关指数（Coupl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Capacity，简称CIC指数），反映各个沿海市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差异性或一致性，CIC系数=各省域旅游产业区位熵综合指数占沿海地区总和比重/各省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占沿海地区总和比重。利用ArcGIS软件分别对2001年、2006年及2012年的CIC指数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沿海地区各省域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空间差异性演变过程，如图3所示。在2001年，属于较高程度差异及高程度差异的省份包括天津、上海和海南，这些省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较大，旅游产业集聚优势明显，而旅游环境承载力则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河北省和山东省在2001年并未形成旅游产业集聚优势，且两省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较低，因此处于不协调的低程度差异阶段。到2006年，较高差异程度的省域消失，较低程度差异的省域数量增加，至2012年，约54%的省域为低程度差异省域，37%的省域成为较低程度差异省域，仅有上海市处于较高程度差异的类别当中。此阶段，进入低程度差异的省域主要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域的旅游产业集聚优势较为明显，同时旅游环境承载力不断提升，发展成为相对协调的低程度差异阶段。

（三）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承载力的关联作用分析

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拟合回归，以确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作用。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建立VAR模型之前，本文通过Eviews6.0软件运用ADF方法（The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变量Inc和环境承载力变量Cap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其平稳性，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在进行ADF检验之前，分别观察Inc和Cap的随时间发展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序列Inc和Cap偏离零值，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故此两个变量在检验过程中同时选择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通过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变量Inc和环境承载力变量Cap原始序列的检验统计量大于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接受原假设，即两个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进而对旅游产业集聚变量Inc和沿海地区环境承载力变量Cap原始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Inc和ΔCap，并对二者进行单位根检验，ΔInc和ΔCap的ADF检验统计表明其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故此需要对序列分别进行二阶差分，得到ΔInc（2）和ΔCap（2），检验结果表明ΔInc（2）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旅游产业集聚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而ΔCap（2）的ADF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旅游环境承载力变量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所以旅游产业集聚变量Inc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变量Cap为二阶单整，可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分析，且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承载力的动态效应研究

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探讨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当前及未来的动态变化态势。其基本思路是确定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即在影响因素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冲击，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带来的动态影响。图5是基于VAR（3）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本文选取的滞后区间为20。

第一，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自身进行一个标准差冲击后，产生持续正向响应，并且这种正向相应在第十期之后呈现平稳态势。旅游环境承载力对自身扰动项的冲击反应较为迅速，首期响应大约在0.3%左右，到第二期迅速上升到0.5%，到第三期又有所回落，从第四期开始波动幅度不断减小。这表明区域旅游承载能力的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效应，较强的旅游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区域旅游产业部门数量的增加，扩大居民参与旅游相关产业的范围，提升区域旅游接待能力，增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对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产生新的正向冲击。

第二，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来自旅游产业集聚的扰动响应程度较大，且为正向响应。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立即作出反应，并在第二期形成1.5%左右的响应，并在第三期迅速回落，并以波动状态持续发展，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变化形成波动性发展特征。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对旅游环境承载力产生正面影响，促进旅游承载能力的提高。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的集聚发展形成规模型区域，产生规模效应，短期内迅速提升旅游环境承载力，但经济主体的不断涌入也给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导致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正向效应下降，而经过区域发展的“内化”过程后，旅游产业集聚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规划，增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存续能力，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突出，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能力。

第三，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于来自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扰动做出较为迟缓的响应，在第二期呈现负向响应并发展到极致，为-0.1%左右，到第三期转为正向响应，到第五期又转为负向响应，之后沿海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负向效应程度不断减弱，并逐渐收敛接近于0，表明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存在制约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依托于区域旅游资源环境，而区域旅游生态资源的脆弱性、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等都会抑制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维持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坚持适度开发的原则，并注重对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保护，但随着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旅游产业变革的深入，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制约作用趋弱。

第四，旅游产业集聚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首期产生了正向响应，在第二期迅速转为负向响应，并于第三期转正，旅游产业集聚对自身产生正负交替的影响，并随时间推移逐渐稳定。自21世纪以来，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推动沿海省域旅游基础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旅游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产生集聚现象，但是集聚也会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淘汰落后企业，兼之环境的制约作用，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会有所下降，随着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的显著，产业集聚程度则会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通过方差分解将旅游产业集聚（Inc）和旅游环境承载力（Cap）的变化分解为与之相关的组成部分，分析每个内生变量对此变化的贡献程度，以评价内生变量的重要程度。表5左侧为旅游产业集聚（Inc）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一期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只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在第二期才显现出来，且随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变化幅度较小。虽然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冲击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强烈，但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值，可以看出沿海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存在制约作用，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要适应旅游环境承载能力要求，否则不利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虽然旅游产业集聚对自身冲击影响反应较大，但是也不能忽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作用。表5右侧为旅游环境承载力（Cap）的方差分解结果，结果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要大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对自身的影响，且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从第一期的61%增长到第二期的86%，后缓慢下降。整体来看，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贡献程度显然要比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贡献程度大得多。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值可以看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对环境承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强。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及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进行测度的研究基础上，利用2001-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及旅游环境承载力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构建VAR（3）模型，并进行相关分析，探讨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沿海地区整体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是集聚优势依然明显。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不断提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而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较低的省域数量逐渐减少，各省域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与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具有同向发展趋势，且逐渐向协调的低差异程度阶段发展。

2.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为双向因果关系，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会促进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提升，而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提升也能为旅游产业集聚提供环境保障，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

3.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较为平稳。从长期来看，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断减弱。旅游环境承载力对自身冲击产生正向响应，而旅游产业集聚对自身的影响先为正向响应后为负向响应，呈现波动状态。预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预测方差的贡献水平较高，且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而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预测方差的贡献水平较低，但是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优势，注重产业空间布局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加强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差的地区施行限制开发、建立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转变部分省域旅游产业集聚程度高、旅游环境承载力弱的状况，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旅游产业活动与环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带来的正向效应，提高区域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系统的支持能力。

其次，注重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旅游环境承载潜力的整体提升，基于可持续承载视角下，打造网络化、整体化和生态化的区域旅游集聚发展模式。将分散的旅游企业和相关产业协调优化为旅游产业生态链，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化和生态化，从而建立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将负的外部效应转化为内部的循环，以促进旅游产业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最后，通过对优化沿海地区旅游资源组合、提高旅游资源知名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旅游者的生态意识等手段不断增强旅游环境承载能力，降低沿海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旅游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以及知识溢出效应，提升旅游经济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社会环境承载能力，最终实现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参考文献：

[1] Pamela J，McRae-Williams. Wine and Tourism： Cluster Complementar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New Zealand Tourism and Hospit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04，Wellington.

[2] Julie Jackson，Katherine Ea-sterling. Growing South Carolina′s Tourism Cluster[J].Business &Economic Review，2006，（6）：15-20.

[3] Sara Nordin. Tourism Clustering& Innovation-Paths to Economic Growth & Development[EB/OL].http：//www.etour.se，2009-12-12.

[4] 邴振华，高峻.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研究[J].旅游科学，2010，24（1）：86-94.

[5] Glenn Ellison，Edward L.Glaeser.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311-316.

[6] David B Weaver and Laura J Lawton. Visitor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Integration in an Australia Urban-Rural Fringe[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04，2（42）： 286-296.

[7] Mori，Tomoya，Smith，Tony E.A probabilistic modeling approach to thedetec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14 （3）：547-588.

[8] Sara Nordin. Tourism Clustering and Innovation-Path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D].European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Mid-Sweden University，2003（14）：1-85.

[9] Julie Jackson.Developing Regional Tourism in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ctivating Business Clusters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Tourism Management，2005（2）：1-12.

[10]王兆峰，杨琴.旅游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研究――以张家界旅游产业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30（6）：93-98.

[11]刘佳，张佳佳.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30（3）：73-78.

[12]Alexis and Saveriads. Establishing the social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for the tourist resorts of the east coast of the republic of Cyprus [J]. Tourism Management，2001（21）： 147-156.

[13]Tony Prato. Modeling Economics： carrying capacity for national parks.[J].Ecological，2001，39（3）：321-331.

[14]Steven Rlawson，Robert E.Manning Waetal. practive monitoring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of social carrying capacity in Arches National Park：an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ing.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3，68（3）：305-313.

[15]刘伟.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及开发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

[16]张林博.广州白云山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17]章锦河，张捷.旅游足迹生态模型及黄山市实证分析[J].地理学报，2004，59（5）： 763-771.

[18]文传浩，杨桂华，王焕校.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研究[J].农业环境保护，2002，21（4）：365-368.

[19]赵志友，冯城城，周家婷等.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以九寨沟景区为例[J].中国水运，2008，6（1）： 210-211.

[20]刘春济，高静.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205（11）： 68-75.

[21]Ainhoa Urtasun，Isabel Gutierrez.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panish case[J]. Tourism Management，2006（27）：901-912.

[22]申葆嘉.从“从旅游产业的范围和地位”想起的[J].旅游学刊，2007（11）：5-6.

[23]韦惠兰，刘晨烨.经济承载力初探[J].绿色经济，31-34.

[24]张广海，刘佳.中国滨海城市旅游开发潜力评价[J].资源科学，2010，32（5）：899-906.

[25]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67-318.

[26]封志明，刘晓娜.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J]. 人口与经济，2013（2）： 3-11.

Research on Associated Actio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Carrying Capacity Ascension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LIU Jia， WANG J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related mechanism of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the paper measures tourism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dex in coastal region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change and spa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n it tests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concentration degree index from 2001 to 2012 and builds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to analyze the dynamic effect between tourism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dex in coastal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rrying capacity has negative impact o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but it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positive influence alongside regional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ascension by the scale effect， cost effec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industry agglome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change of carrying capacity is greater than the carrying capacity′s contribution to the change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Key words：coastal areas；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dynamic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