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艺论文：国内文艺学生产的社会学综述

作者：王刚 妥建清 单位：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依照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化了的身体视为一种理解的生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库，视为被赋予了某种结构形塑潜力的一种‘能动的知识’形式的载体，而不是某种客体对象”［2］。在以往的学科“自述”式的反思研究中，我们过多地审视了作为行动者主观赋予(有意识建构)的对象化结果的文学理论学科史的“自性”特征，而很少从这种外显的知识形态中去思考社会关系(表现为场域思维中的社会世界)逻辑主导下的生产习惯、主体间性对于理论研究、批评和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活动的内在规导和潜在制约，进而据此对社会历史的“长时段”结构中学科知识系统的经验积淀(功能性、制度化产物)作出深度解析。在当下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化思维中，我们更需要强化这样的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文学史事件中经验、建构的学科知识，其真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并非自明的、静态化、无须重新验证的客观存在。相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义恰恰在于文艺学知识群体对于社会实践的价值确证、因果诠释和情感再体验的行动中。韦伯在其方法论的基础范畴界定时强调，“意义”可以有两种含义:“事实存在的意义”和“纯粹类型的意义”。而“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种确证”，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理性的(逻辑的或数学式的)、拟情式的再体验(情绪的或艺术欣赏式的)［3］。同时，他还指出，一个具体活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而对一个典型的行动(可理解的行动类型)所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当地(不论何种程度)确认［4］。实际上，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文艺学是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生产、精神生产，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历史化、地域化和具体化的特定存在，这种文化再生产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文学和文化活动意义的情感诠释，是对于社会群体诗性智慧和审美精神共通感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围绕着对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向度和主体精神指向的确证，文艺学学科知识分子往往力图在先验理性的基础上、事实上也每每是在实用理性的过程中完成了话语建构，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文艺学对新时期文学和美学的本体特征、对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成长过程的具体行动、对作为“典型行动”的知识生产个体与群体的关联关系等进行诗化、情感化、逻辑化的因果诠释。这些“确认意义”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具有主观意义的行动，它同时富含了求理、拟情两种特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从现象学还原的角度，可谓之“文学经验诠释学”?)才具有了自身的实践合理性，也才具有了我们所理解和尊崇的意义。毕竟，“社会世界给予个体以存在的理由。……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最终根源，是对意义和尊严的渴望，而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游戏带来的利益”［5］。在近年来种种关于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的质疑中，除了必要的语境问题、价值问题、知识体系问题外，一个不可回避的疑点就是———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意义”的确认，而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需要用社会学的理论来阐释。综观文艺学作为知识学科的以往个性和当下品格，我们首先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衡量中国文艺学作为一个长时段结构中的整体性智识实践体系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预设和价值判定，既是对20世纪以来学科知识生产经验的回顾和凝练，同时也是对当下人文学科领域内哲学观念“多元转向”、“价值转向”背景的自觉呼应。诚如钱中文先生所论，“百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今天以历史的整体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无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的评价已可以不囿于一时一事，可以在历史的联系中了解它们，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评价。”［6］我们在反思学科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时，着重要突出文学本质主义和功能主义思维模式的局限、西化方法论构建中的意义危机，以及学科自主性缺乏等所带来的知识内在逻辑的偏差和行动因果关系的悖谬。这种认知态度和反思行动，也就是要对在社会化、“外在社会关系实在化”的过程中，被主体的“内化了的性情倾向”所建构的知识状况的一种求真、拟情的阐释。特别是在由现代向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文艺学知识群体角色转变的境遇中，这种学科生产结构和话语模式所具有的科学范式意义，更值得我们深度解读。本文提出新时期文艺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命题，首先是基于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的“否思性”认识论对于科学范式的普遍质疑。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其《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UnthinkingSocialScience:TheLimitsofNineteenth－CenturyParadigms)一书序言中谈到“为什么否思”时指出:19世纪社会科学的假定，“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而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7］。作者强调，“我一直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发展和时空范畴———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析。……(发展)这个概念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动因，而事实正相反。时间和空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概念。它们目前的用法追溯到17世纪科学思想的变迁，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概念呈现给我们，而是作为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恰恰使人们不可能询问与我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有关的问题。”［8］沃勒斯坦强调，我们首先就需要否思(Unthinking)我们的理性束缚，“知识世界已经面临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9］“否思”认识论作为对认识论理性建构的一种“负的方法”的思考，以及对19世纪传统范式局限性的摒弃，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新的知识理性和结构方式。这种知识理性，不同于现代性传统中的唯理智(唯科学、唯方法论)主义，而是一种从根本上背离于“学院派知识生产模式”的新的结构主义，其目的显然如同布尔迪厄所指斥的那样，避免“方法论”概念中的学院习气“通过将方法从对象中错误地分离出去的方法，把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10］。

由此一视角去观照文艺学学科，则我们关于知识生产方式和话语分析技术的批判性认知需要强化。实际上，从新时期30年来中国文艺学学科知识体例的变更、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论域的游移，以及教材编撰、大学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修订等等关乎知识体系生成的行动类型、知识范畴、象征符号，以及不同代际学科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精神指向等来看，也印证了文艺学生产场域结构的较大变化。在此，我们所谓的本学科知识生产“不确定性”的认识内涵和学理逻辑主要显现为三个方面:确立研究对象和更新学科概念范畴方面的游弋不定;彰显学科实践性和价值型特质方面的先天不足;实现学科自主化、体制化过程中的后天失调。就学科对象和概念变迁而言，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经由对纯文学到人文科学、再到泛文化的研究对象迁移，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学专门研究也由思想文化界、作协文联等意识形态的工具部门向着“大学场域”秩序化流动，并在世纪之交愈来愈走向“疆域自封”。知识话题也在所谓的“术语革命”中游弋穿梭，从文学内部到外部、从“美学化”到方法论、从主体性到意识形态、从人文精神重构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失语症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既是学科话语操演，也是主体的资源抢占。就学科实践特质和价值属性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言，此处所指的主要是1990年以来，在文艺学界经历“后启蒙”语境之后，始终缺乏价值属性方面的主导意识，与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逐步深化而导致的文化失序相伴随的，是学科审美化、历史化之内在特性的断裂，以及对多元价值体系的“无目的性”追求，因而近二十年来，“后启蒙时代”的价值焦虑，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文艺学现代学科特质不够鲜明、“意义不确定”的最大象征。至于体制化、自主化过程中的“后天失调”，主要意指多年来“大学行政化”和“学术资本化”所导致的权力思维主导了文艺学等人文学科本身的学术生产逻辑，追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生产方式与场域关系，形成了不利于学术自治和学者们精神成长的现实语境。这种外在的社会结构往往对应于知识分子主体的心智结构，成为惯习“内化”于社会化身体的根本性因素。因而在学科非自主的状况下也导致了知识共同体较为驳杂的认知旨趣与相对混乱的知识类型。其次，“不确定性”也源于文艺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动态变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现代性意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也需要强化这样的意识:变迁的时代与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变之间的动态倾向，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质感———不断超越和重构自我，追求更新和变化。关于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清理和学术反思常常给我们深刻提示:以往我们过于注重“确立”总体性知识的地位，以此来展示本学科的“合法性”，实际上这种对于局部性、地方性、具体性的知识生产范式和个体行动的抑制和贬损，往往遮蔽了多样化知识对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活动的全方位阐释的功用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我们在知识生产中长期注重移植西方思维模式而导致的“元叙事”行动有很大关系。30年来文艺学的现代性品格的显现主要依托于西方文论作为骨架的“元叙事”行动，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也就移位为中国现代性的本然性的逻辑特征。利奥塔(J－F．lyotard)认为，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的基础性理论，或者以他的术语来说就是元叙事(科学、人文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实质性的缺陷，因为它们都不能为自己的权威之普遍性奠下根基。相反，在利奥塔看来，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知识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事实上，我们应该放低对知识的标准，应该容忍局部性、多样性的知识［11］。作为西方后现论家的利奥塔不只是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他在对于后现代观念的梳理中，实际上也提出了“后现代”状态本质上是现代性对于自身的超越(对此，有学者指出———利奥塔反对阶段性划分的目的是展示某种不可预期的偶然性的存在，“事件”充分反映了当下的特性，因为事件的本性是突发性、不可确定性、偶然性，它意味着无法规范，或者说处于一种突破规范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展示的“后现代”状态，而它正是建立在绝对的“当下”的特性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利奥塔一再强调后现代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超越自身的冲动)［12］。对于我们反思文艺学发展而言，强调这种本原意义上的一体化，也就是形成我们对于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性观念”，即在“不可确定的、偶然性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分析具有内在学理逻辑的当下特性的必然”。比如，多年来，在我们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以专业教材编写和理论体系化为主要特征的观念“总体化”的现代性建构中，营造出的是学科知识信仰的“本质主义”思维和秩序，但当我们在反本质主义的观照中反思时，就会意识到以往文学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中久被遮蔽、或不可言说的话语困境。著名文艺学家童庆炳先生在近年来的谈话中，就曾无奈地指出了这一点。童庆炳先生在《反本质主义与我的教材编写》中谈到，自己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应该用福柯的“事件化”来加以解释。“大家应替我想一想，在1989年的之后不久，在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当时国内的主导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我在那种历史语境中，能够拿出怎样的教材的指导思想和体系构架?”在当时文学又一次要遭受政治干扰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了广义的、狭义的、折中的多种文学概念之后，专列一节把文学定义为“显现在话语蕴含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个定义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允许走到的最远方。因为这个文学定义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同时也是一代学人在“”结束后提出的新论，这是一个兼顾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大体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我们的文学定义的历史维度是很清楚的［13］。最后，我们提出文艺学知识生产“不确定性”的特质，更是基于对新时期文艺学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作出系统理解后的判定。依照当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所引发的学科知识形态的讨论，主要关乎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性建构及其不确定性。如上所述，新时期文艺学理论体系在关于文学“本体论”“发展论”“功能论”“方法论”和“接受论”等知识图景的描述中，始终是出于实用理性而作出的知识抉择，而一旦这种“语境中确立的”知识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意义工具，又在现实中成为大学教育再生产中不可辩驳的公共意志，从而重新规训出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等文学知识之“真理”(知识社会学中绝对的相对主义观点，即认为真理“仅仅是”社会基础或文化基础的一种功能，它只是依靠社会意见的一致，因此，任何在文化中被接受的真理理论有权主张它的有效性等于任何其他真理理论［14］)。基于此，当我们在经历了审美经验积淀、社会认识深化、科学自主性意识增强的历史过程后，对于持续运动着的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审视角度便有了新的形式感。特别是面对传统文艺学知识论所难以涵盖的“文学性渗透”和“技术垄断、娱乐至死”症候下的消费化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性、地方性的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式等崭新对象时，我们当下的知识生产更需要拒斥所谓的客观化的“确定性”，从而通过生产主体持续不断的开拓意义的社会行动来增进认识，把握世界。“人们认识的自然过程，就是用新的概念和范畴不断地取代旧的概念和范畴，旧的概念和范畴不断地被新的概念和范畴所否定。而每一个新的概念形成以及概念之间的转化，都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类正是通过概念、范畴和规律等等，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和发展着的客观世界”［15］，对于在“中国新时期历史语境”中生成“中国模式和意义”的文艺学而言，更需要在当下的文化变迁中突破意识形态的“理”，建构自身开放性的知识系统和意义模式。毕竟，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文学理论“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久性地拥有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发言权［16］。只有在主观上实现思维的突破，我们才能在客观上走向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