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不当“世界工厂”的质疑

自去年以来，在理论界、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语：中国不能当“世界工厂”。中国不当“世界工厂”，想当什么?想一步跨进“科技大国”，经营“知识产权”，但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国应珍惜承担“世界工厂”重任的历史机遇

中国担当“世界工厂”是世界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历史机遇，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这与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发展的中期或中后期的阶段承担的国际分工相一致。一些发达国家在他们经济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或中后期都曾担负过“世界工厂”的角色，除一些小国以外，任何大国都无法回避。担当“世界工厂”会有利，也有弊；会有得，也有失，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我们应该要当好这一角色，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将中国的地方品牌、国内品牌提升为国际品牌。

担当“世界工厂”利国利民，有利于为中国走向世界积累经验。增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担任“世界工厂”得不偿失，使国内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随商品的流动流向国外，把污染留在国内。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各国间的资源必然流动，实现彼此互补。商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措施和循环经济来予以解决。过多地忧虑，有碍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因地制宜

中国不当“世界工厂”，将使世界失去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使2000多万个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而重陷贫困，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所以成为现代“世界工厂”，其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生产成本比较低，商品竞争力强。另外，由于“世界工厂”的驱动，中国纺织、服装和家电等传统产业已形成产业集群化布局的态势，生产一件服装、一件家用电器，它们所需的主件(主料)和配件或附饰件，可以在半个小时内配套完成，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形成的产业链优势，也是其他国家不可能替代的优势。

当前，有些专家、学者和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发展水平，盲目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要求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技术水平和商品成本追赶发达国家水平。其理由是中国不能搞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的产品――将廉价的能源、材料和水资源输往国外。有些地方匆忙决策，要求限制对生产传统产品的中小企业供电、供水、供地和提供贷款，并提出“工资倍增”计划，要在5年之内将职工工资翻一番(平均每年提高15％-20％)，以迫使中小企业向外迁移。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大逆转，致使去年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关闭或搬迁。这不仅使投资者受到损失，政府的政策和诚信也受到质疑，对我国的就业和再就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这些限期产业改造的地区，是否能像决策者预期那样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转轨，值得研究。

就我所知，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这种产业的跨越式转移的条件尚不具备：一是我国的科技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4％～5％的水平；二是我国科研人员在人口总数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二十六，而发达国家已达万分之五十至六十，以色列高达万分之一百一十二；三是中国每年为世界提供的高新技术信息和创新的知识产权不足世界总量的1％，而美国已达60％左右；四是中国获得科技诺贝尔奖的人才尚无1人，几乎所有诺贝尔科技奖的获得者全在发达国家；五是能培养高精尖科技人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国很少，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无需各省、区、市采用一个模式，都以高科技产业为重点。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的不同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区。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应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科研力量雄厚的城市重点发展，其他地区应量力而行，不宜齐步走。特别是那些传统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区，无需“急过渡”，应充分发挥“世界工厂”的优势，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多、更好、丰富多彩的商品，以满足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强国实力。

总之，世界是个“大工厂”，各国产业有分工，不是你想当不想当，而是由它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新的品牌优势，调整国际分工格局。

（摘自《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