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效率分析

摘要：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进行调查，从资金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制度的效率偏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偏高；两种金融制度的效率有各自的空间，在规模和范围较小时，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更高，而超出一定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正规金融制度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凸显。

关键词：金融效率；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24-06

一、文献综述

“效率”一词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概念，在论述问题时被广泛应用。帕累托将其定义为“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称为“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更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不能使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又没有其他人受损，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此时经济恰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市场供求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谢作诗认为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是指资源配置实现了最大的价值，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和帕累托标准是等价的[2]。金融效率是衡量金融组织好坏的标准。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或者东方，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关于中国的金融效率已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对金融效率没有一致的概念及统一的标准。王振山认为金融效率指的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也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的配置以实现最有效的利用[3]。郭新明认为金融效率指一个金融结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始金融交易活动，降低交易费用，激励金融参与者更加用心地工作，促使储蓄更有效率地转化为投资，效率指标是衡量金融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指标[4]。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都认为金融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配置效率、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2003年以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关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正规金融的配置效率较差，如刘民权等（2003）认为由于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非正规金融的业务活动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其他人则对非正规金融制度的配置效率进行整体上的分析[5]。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崔慧霞（2005）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对于降低成本、减少内部人控制、减少道德风险、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有重要的作用[6]。周天芸（2004）认为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制度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高的配置效率[7]。卢峰、姚洋（2004）则证明了中国非正规金融中商业信用配置资源的相对效率比一般的是要高一些[8]。但这些看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持，对于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的关注相对较少。

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给予经济发展大量的支持与帮助，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城市到处可见，服务品种遍及存款、贷款、理财、信用卡等多方面，而且服务态度良好，与之相对应的农村情形却大不相同，在西部偏远农村，村民要翻过几座大山才可以见到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本文从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配置效率

对配置效率的衡量更根本的是在产出方面，即在当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资金是否被运用到产出最高的领域。这可从单位贷款所支持的经济增长量（GDP增量）加以考察。通过表1看出，农业GDP/农业贷款、乡镇企业增加值/乡镇企业贷款和全国GDP/全国贷款相比较均有较大差距，这恰恰说明农村剩余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在资源配置上起到应起的作用，如果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三农”，则资源配置状况将会更加优化[9]。

相比较而言，当前增加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放量引致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更加明显。从配置效率的角度衡量，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当然，这种低效的资金配置的存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经济的渐进转轨做出了贡献，可认为是改革的成本，或是为取得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一方的支持所做的补偿。当前传统农业己在向现代农业转变，而乡镇企业也与标准的现代企业日益趋同，资金已成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增加对农业尤其是对农村企业的资金供给，不仅仅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优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

（二）适应性效率

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创立之初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两者主要办理有担保抵押的大额贷款，针对农村的小额无担保抵押的贷款一概不予理睬，而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正是规模小、风险高、无担保，这样，正规金融机构完全不适应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长期以来，只有农业发展银行办理农业业务，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则将资金大量流入能够提供担保的大额的非农领域，资金大量外流表现出来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分散的金融需求的不适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也开始寻找适合农村的发展思路，邮政储蓄则改组成邮政储蓄银行，适应性逐渐加大。

（三）运行效率

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四家机构的经营状况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整体长期低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效率有所提高。

1. 农业银行在1997—2007年营业收入逐年增加，但营业利润却一直为负，只有加上投资收益后税前利润才转为正数（1998、1999两年依然为负）。其他研究指出，与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相比，长期以来，农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最差的一个[10]。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农业银行的驻县城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30.3%，分别比2004、2005和2006年下降了3.7%、2.6%和0.4%[11]，这表示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改制之后对农村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运行效率相应提升[12]。

2. 农业发展银行1997—2006年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在机构、人员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人均效益必然不断下降。营业利润在2001年转变为正，而在此之前需要财政的大量补贴才能运转，这表明农业发展银行在收缩政策性贷款范围的情况下自身效益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国家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目的，农业发展银行所发挥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与国家对它投入的巨额资金相比并不相称，持续下降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有关的案例分析也显示了农业发展银行运行效率低下：财政补贴不能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信贷资金不能封闭管理，同时粮食的敞开收购和顺价销售难以保证。表明其运行效率有提高的潜力。

3.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长期不好，近几年有所好转。仅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有关的分析报告看，行社分家后，1998—2000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连续三年增亏，根据谢平等提供的具体数据，2002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5 147亿元，不良率为37%，资不抵债缺口总量达3 019亿元[13]。作为一个整体，农村信用社在技术上已经处于破产边缘[14]。从2004年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7家、农村合作银行113家和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社1 825家后[11]，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初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体系。截至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比改革之初提高了20%，达到11.2%，不良贷款比例9.3%，与刚刚开始改革之时相比下降了28%[12]。

4. 邮政储蓄银行在2007年初成立之初就积极探索小额贷款业务等服务农村的有效形式。产权制度开始起步，法人治理架构初步建立。资产质量明显改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理念为“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大型零售商业银行定位，发挥邮政网络优势，强化内部控制，合规与稳健经营，为广大城乡居民及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截至2011年10月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资产接近人民币4万亿元（6 352亿美元），在中国商业银行中位列第六。

2012年1月21日，经中国国务院同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0亿元，拥有3.7万营业网点，3万亿元个人储蓄存款，9亿银行账户，400多万小额贷款用户，1 000多亿元支农资金。2011年2月10日，全国邮政储蓄个人存款余额总规模突破了3万亿元，达到30 299亿元。11月9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7 000亿元。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

与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相对应，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也从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配置效率

从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来看，“中国非正规提供的融资规模为9 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96%”左右。上文己经证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缺乏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把资金投向了城市和国有企业，如果将资金投向农业和乡镇企业是可以带来更大的产出的，而对农业和乡镇企业提供资金的正是非正规金融组织。从实地调查结果来看，非正规金融组织为其附近的缺少资金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方便，提高了闲置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使资金闲置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意义。

（二）适应性效率

与存在几十年的正规金融相比较，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了几千年，以乡村“熟人社会”为基础，具有分散化、灵活、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所进行的交易正是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它不需要复杂的审批手续，没有僵化的规章制度，彼此熟悉，甚至连彼此的祖祖辈辈都了解，因此不容易相互欺骗，或者欺骗的成本很高，因为有族长或者左右的监督和惩罚，这种惩罚有时候不是经济上的惩罚，而是风言风语的摧残，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贷款中的道德风险，从而有效避免正规金融机构所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能促使社会成员自发服从、自我执行，有助于促进社会信用关系的改善，并节约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违约概率极低。同事非正规金融能够充分利用乡村既有的信息资源和组织资源，合同都是建立在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的基础之上，同时它具有重复交易的特点，大大降低了缔约的交易成本。较好的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三）运行效率

据银监会统计，2007年末我国有7 800万农户获得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11]。2007年村镇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7.6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4.62亿元。村镇银行扩大试点范围到全国31个省（区、市）。截至2007年底，自从开始7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总共计发放贷款3.9亿元，整体运行良好，可喜可贺的是目前已有6家公司实现盈利，经营利润共计1 682.29万元，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正规度也在逐步向银行类靠拢。《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报告，小贷公司短期贷款余额1 952.57亿元，2010年实现账面利润98.3亿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全国小额贷款机构数量5 247家，从业人员数58 441人，实收资本4 257.03亿元，贷款余额4 892.59亿元，发展迅速，运行效率良好。

四、效率比较分析

（一）边际成本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逐渐加大，非正规金融组织服务在规模和范围方面逐渐改变原来的状态，比如业务活动范围就已经扩展到百里甚至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贷款机构对贷款人的情况和发展前景掌握的难度加大，可以想象规模扩大到某一点时会失去其在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15]。同时，非正规金融组织之所以一直是在地下经营，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具有管理体制和先天的制约，当资产迅速增加到一定范围时，经营管理的成本会高于正规金融机构[16]。因此，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边际成本呈现先下降达到某一点而后上升的趋势，从图形上看，呈现出“U”形（如图1所示），图中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曲线只有一个交点M。在点M之前，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规模小，边际成本曲线较为平坦，由于其具有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在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曲线之下[13]。

设f1（x）和f2（x）分别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函数，它们满足：

1. 当xf2（x），当x>M时，f1（x）

2. f1′（x）

由上可知，显然有：M>M0（如图1所示）。

（二）平均成本

假设正规金融的固定成本为cf，由于现实状况，非正规金融没有固定成本。那么，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函数c1（x）、非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函数c2（x），分别如下：

c1（x）=■+■■f1（t）dt（1）

c2（x）=■■f2（t）dt（2）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极小化条件分别为：

■=■-■■f1（t）+■f1（x）=0（3）

■=■■f2（t）+■f2（x）=0（4）

其中式（3）无解，因为

■-■-■■f1（t）dt+f1（x）=0

■■=0（5）

故正规金融的成本最小规模为无穷大，这是由假设条件“f1′（x）

而由式（4）得：

■■f2（t）dt=f2（x）（6）

设x=M1，即M1为非正规金融平均成本极小化的规模值，有如下方程：

■■f2（t）dt=f2（M1）

设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曲线交于点M2，如图3所示。由图1和图3可知，M2与M、M0、M1之间的关系为：M2>M>M0；M2>M1>M0。其中，M2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相等时的规模值，M0为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最小处的规模值，M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相等时的规模值，M1为非正规金融平均成本最小处的规模值。

由图3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有一个边界，也就是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最优分界点，此时由非正规金融承担融资任务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当Md>M2时，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均分别大于相应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此时由正规金融承担融资任务则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当Md介于M与M2之间（即M2>Md>M1）时，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大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其平均成本则小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由于决定总成本的是平均成本，这时由非正规金融来提供供给的总成本更低。可见，从发展的规模来看，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不是何时何地都绝对的有效率，它们的效率发挥有分界点M2，在规模大于M2时，正规金融更有效。相反，非正规金融更加有效。

五、结论

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或者东方，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在时间和空间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的预期。所有金融制度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在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17]。这样，每一种制度都有起作用的约束条件，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来看，约束条件包括规模、信息和风险，而后两者的问题都是随着规模的改变产生的，通过规模表现出来。从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在一定范围内则表现出较强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当风险不确定，市场规模较小时，非正规金融有效；当风险可以通过抵押担保等形式被确定，市场规模较大时，正规金融占有优势。随着市场主体活动范围无限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基于血缘、地缘的软信息优势将不复存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将逐步替代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但从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发展情况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20]。在规模小的时候非正规金融组织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当超出一定的边界，就不发挥原有的作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发挥受到规模限制，这导致了其在规模和范围上略逊一筹。首先，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关联风险发生的概率高；其次，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资金转移，使大量的不能资金在更宽广的空间进行配置，造成效率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追求规模收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笔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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