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清:教育由来 端在实践

许崇清，别号志澄，1888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8岁丧父，家道中落，1900年到湖北姑丈家寄养，在当地一所教会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1918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随后转入帝国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学和教育哲学，1920年毕业。回国后，在孙中山的推荐下，许崇清回到广州，先后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政务委员和广州市教育局长。随后在1931年和1940年，曾先后两次担任中山大学校长。1951年，许崇清接受新中国政府任命，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直到1969年去世。

开创“教育本质论”

“教育本质论”是许崇清最为著名的教育理论成果之一，大大发展并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体系。

许崇清曾明确指出，过去将教育看做是“技术”“生产力”或“教师对于学生的意识的作用”等观念都是错误、违反科学发展规律，“教育是教人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实践中教育自己，人是他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成果。”

因此，他非常反对教育脱离实践、学校脱离社会，认为学校应该社会化，让学生“有社交机会”。同时，他还极力反对让学生读死书，并曾举例说：“越是好学生，他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越是不理解，生活的原理越是把捉不着。这是何等悲惨的一大错。”如果学校再不让学生生活在“社会刺激”之中，学生将来很容易变成非社交、非社会的特殊群体。

在教育的基础方面，许崇清认为教育的本质是起源于实践，他通过对教育学的研究得出，教育产生于劳动实践过程之中，劳动、创造、生产等实践活动既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学的基础。

在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方面，他主张教育决不能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相隔离。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教育只要依照教育原理去办，教育要超脱于政治影响之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发展。”对此，许崇清予以严厉地批判，他以中西方教育发展的差异举例，认为教育应当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合实行，通过改造教育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化。

在对待外国文化教育方面，许崇清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有针对性地借鉴。一方面，他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侵略和奴化教育，曾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西方的唯心主义或机械论的学说予以系统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反对那种借口保护和发扬民族固有文化传统而拒绝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落后思想。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弊端在于缺乏科学性，在对待西方文化教育上，主要是借鉴他们的科学性。

实践表明，他的“教育本质论”结合我国国情，在教育哲学和教育学方面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不仅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且也突出了教育的重大社会意义，对以书本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主张

许崇清在晚年进行的一项重要教育理论探索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1957年，他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一文里系统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很快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科学性的教育科学论著”。

建国初期，“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被当作教育方针提了出来。而许崇清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运用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中外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在智育与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与美育之间做到统一，直至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

第一层次――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劳动，人是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成果。劳动又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以人就是在智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中发展而来的。但是旧时的教育一般只属于脑力劳动的范畴，缺少体力劳动教育的学生，其发展必定是片面的。所以，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结合，教学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互统一，才能造就全面发展的学生。许崇清的这一思想不仅为教育界长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找出了一条解决之道，而且为当时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条理论支持。

第二层次――心理、意志、气质、情绪等多方面的综合提高。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知识和技术等理性方面的提升，而且还包括人的心理、意志、情绪等感性方面的发展。为此，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概念来看，它包含着促进人的身体机能正常发展，促进他的神经系统机能的正常作用，促进他一切心理、意志和情绪发展正常作用。因此，学校就不能将学生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而应该把教育看做是致力于提升和完善人的心理、情绪、性情、气质的过程， 塑造更优雅和更优良综合素质的过程。第三层次――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方面的要求。许崇清认为，学生在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方面的发展，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学校不应一味孜孜不倦地只教授科学知识，要结合国家理想和追求，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历史责任和使命感的人。

总体来看，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问题，是一个至今仍很有现实性的重要问题――如何在教育中贯彻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不但有知识和技术， 而且更有良好的气质、兴趣、爱好、性情，有更好的合作能力和交往能力，有崇高的信念和世界观的“全面发展的人”。

矢志大学改革

许崇清一生中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前后在职20年，几乎占据了中大90年建校史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担任校长期间，他积极推动大学改革，尊重人才，大批聘用知名学者，倡导形成学术研究自由气氛，不仅开拓了中大进步自由的风气，更对我国高校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积极调整院系设置，奠定专门学科教育基础。1931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许崇清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上任不久，他于9月9日召开国立中山大学第三次会议，决定将学科改称学院，并规定完善了学院的各专门学科设置。通过这样的院系调整，国立中山大学成为一所具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聘请知名教授，创造学术研究自由氛围。在担任校长期间，许崇清先后聘请了一大批知名进步教授，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法学家梅龚彬、哲学家李达、戏剧家洪深等。这些知名教授主张政治民主，学术自由，推动了中山大学民主运动与学术讨论的发展。另外，为了增强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气氛，他还常常亲自在研究院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多次主持举行学术讲演活动。许崇清重视人才的开明措施，促进了中山大学民主运动和学术自由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山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地位。

稳固学校发展，传承革命精神。许崇清前两次出任中大校长之际，皆是我国抗日战争之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山大学很快便于9月23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大会推举许崇清校长和师生代表等21人组成“国立中山大学反日救亡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呼吁全国各学术界联合起来，坚持抗日，不再退缩。1938年广州失守，中山大学迁校至云南澄江。1940年4月，二次接任中大校长职务后，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日积极性，他毅然决定将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在舆论上声援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必胜的信心。

“教育由来，端在实践”，是贯穿许崇清一生的教育理念。他不仅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其博大精深的教育学理论及尊重科学、勇于探索真理的进取精神是对“教育建设新社会”革命理念的最好践行，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