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独育儿”现状调查

没有长辈可以帮忙照顾，也没有邻居、朋友或社区可以托付，父母必须独立负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日本将此称为现代家庭的“孤独育儿”。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社会各种有关青少年问题不断显现，学龄儿童厌学、暴力、不良行为甚至自杀等的发生比例持续上升，这些都与现代育儿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如今，“孤独育儿”也成为中国许多家庭的现实。

超过一半的家庭曾没人照顾孩子

“2013年，我到上海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调研，见到一位河南来沪打工的女士。她的儿子读一年级，白天不需要家长看管，这让她感到非常轻松，但回忆起三年前的日子，泪水就不停地在她的眼睛里打转。”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程福财对本刊记者回忆。

三年前，这位女士家住在奉贤，因为白天夫妻俩都要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又在外地，找不到人来照顾孩子，家附近也没有托儿所可以送。母亲只好找来绳子，把三岁的儿子一只脚绑住，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桌腿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程福财说，这几年的调研中，类似情况很多。

相关调研数据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与上海社科院日前完成了一项针对上海2000户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常住人口家庭育儿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家庭曾经遇到过家中没人照顾孩子的困境;超过40%的家庭在孩子寒暑假期间遇到过没人照顾孩子的问题;也有高达45%的上海家庭面临孩子放学后没人看管的无奈。

在受访者中，有39.2%的12岁以下儿童曾被独自留在家中。而即使是0～3岁的婴幼儿，也有12.8%曾被父母独自留在家中，3～6岁的幼儿曾被独自留在家中的比例更是高达21.4%。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包括服刑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父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据2012年的统计，上海户籍服刑人员中就涉及2000余名未成年子女，其中约一半向政府提出监护孩子的求助。

上述调查只是涉及上海常住儿童，还有不少短期来沪的儿童，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农村留守儿童，寒暑假期间到上海与父母短暂相聚，这部分孩子的临时短期保护更是政策和监管的空白。

“每年都有一两条来沪儿童遭遇车祸、溺水等意外死亡的新闻，特别让人痛心。这些孩子比起城里的孩子，对城市风险和安全都缺乏了解。我曾经写过相关提案，但有人认为受众面太小，不值一提，而这确实是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空白点。”程福财对本刊记者说。

家庭能够获得的育儿资源有限

在传统观念中，生儿育女本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如今看来这已慢慢成为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规模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

近30年来，低生育率已经使得我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了近30%，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家庭规模也不断趋于小型化，平均每户人口数大幅下降，平均家庭规模从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4.41人，减少到2010年的3.10人，且绝大多数城镇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

上海的人口问题更为凸显，根据《2013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上海市全年户籍常住人口出生10.52万人，出生率为7.39‰;死亡11.65万人，死亡率为8.19‰;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生育率已降到0.7，为全球最低。

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启动。一年后，国家卫计委最终确认，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与此前官方预估的每年约200万对差距较大。2014年底，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举办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谈会，与会专家均对现阶段我国的生育政策表示堪忧，强烈呼吁尽快全面放开二胎。

该政策在上海更遭冷遇。在近期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表示，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90%符合双独或单独政策，但申请二孩的比例不足5%。原因是经济压力大、精力与时间不足、不想为孩子失去自我和社会支持欠缺等。

上海社科院的相关调查显示，在孩子日常生活照顾方面，有3.8%和23.6%的受访者选择“压力非常大”和“压力大”;而回答“家中祖辈有没有帮你照顾孩子”的时候，22.6%的人表示老人只是“偶尔帮忙”，9.8%的人表示从来不能得到祖辈的任何支持。而这一点对于新上海人家庭和没有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托儿所数量急剧减少

为了协助双职工家庭特别是劳动妇女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出社会化的儿童照顾服务。但目前在我国，由于近几年迎来了人口出生的高峰，为了将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满足3～6周岁孩子的教育需求，不少地区的公办托儿服务规模明显缩减。

据上海市教委官网显示，上海三周岁以下儿童进入托儿所的数量在2003年时为29700人，2013年骤降至6058人;独立托儿所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187所下降到2013年的41所;班级数从1352个减少到274个;教职工人数从2875人降至700人。

这些变化显示，上海家庭的育儿问题不仅面临家庭内部照顾能力欠缺，也面临社会化服务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大多数时候只是为2～6岁的幼儿提供日间看护服务，对2周岁以下儿童则没有提供日夜间照料。但即便是政府提供的儿童看护服务，也因为投入不足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家庭的需要，特别是双职工家庭、新上海人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

2011年1月，一个名为“活力社区”的社区活动中心在上海市闵行区新安市场成立。

新安市场是江川路街道范围内进城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代表性区域，有来自20个不同省市的近1800名流动人口，其中约300名是未成年人。活动中心附近有民办小学一所，公办小学六所。

“活力社区”是要通过在城乡结合部开放社区中心的方式，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其上海区负责人熊春燕对《t望东方周刊》介绍，新安中心配有四名工作人员，年度志愿者约400人，至今累计已为1200余名儿童提供服务。

2013年，新安“活力社区”获得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公益招投标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实际上，“活力社区”早在2006年就在北京大望京建立了第一个社区中心（现已拆除），随后又在北京相继建立了四个中心，并获得朝阳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支持。

家庭发展司职责不明晰

儿童福利政策是家庭政策的一部分，但在我国至今仍未公开明确承认实行了针对普通家庭的家庭政策。

在发达国家，一般都会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家庭政策问题。比如，在欧盟，超过80%的成员国家庭政策由家庭部或一个主要部委制定;奥地利、德国、爱尔兰、荷兰等14个欧盟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他没有专门家庭事务管理部的国家，也有主要的部委来负责家庭政策事务。

“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家庭政策完善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可回避的主题，例如可建立专司家庭事务的常态权威职能机构。”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对本刊记者表示。

2014年5月，本刊曾刊登他的署名文章《找回中国家庭》，探讨如何建立和推进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

上海社科院近期的《家庭政策蓝皮书》也强调了建立一个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的必要性――整合人口计生、民政、税收、人保、卫生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有效推进中国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

专家说，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制定儿童福利政策方面将有更大作为。比如，探索建立完善的亲职假/父亲假政策，让养育有婴幼儿的父母可带薪、或带半薪、不带薪休假照顾孩子等。

国家卫计委目前设置了“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职责究竟是什么，具体要做什么，至今还不是特别明晰。”胡湛说。

他认为，家庭发展司设在卫计委下面，而很多家庭政策涉及多个部门，因此这个司所能发挥的职能还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