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前言】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发展和现代化历程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被用于指称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以社会的理性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产业化、文化的世俗化及现代人格的形成为特征，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标志。 理性是启蒙运动中用以替...

摘 要：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理性；乌托邦；人文关怀；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38-03

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基本属性来看, 现代化所张扬的是理性, 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二者是矛盾的。把社会主义置于乌托邦之下会抵制现代化, 而现代化所要求的理性主义则易导致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理性、现代性及其困惑

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发展和现代化历程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被用于指称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以社会的理性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产业化、文化的世俗化及现代人格的形成为特征，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标志。

理性是启蒙运动中用以替代上帝作为价值之源对现存事物进行评判的标准, 是人们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它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用以认识事物本质的认知理性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道德理性、宗教理性、启蒙理性等等。希腊精神中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都包涵了“理性”的基本含义。

近代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为武器向传统的宗教神权、封建专制宣战。他们把理性推崇至万能,认为以理性为武器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在启蒙时代，人们在理性的照耀下充满着乐观主义和进步向上的精神,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洛克就认为,理性是最高的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和决定事物取舍。相信人天然具有理性能力,人类心灵能够获得知识,其最强悍的表述就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一前提下,知识以及构成知识的理性,其本身是毋庸置疑的,“成问题的只是如何、用什么方法得到知识, 知识的范围能扩展多远。”[5]431正是以理性、知识和科学以及其他类似的名义,“现代性”才得以踌躇满志地向人庄严承诺,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获得自己的解放,并成为这个时代乐观主义的依据。可见，理性是现代性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并成为现代性的核心。

以理性精神为底蕴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自然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与技术的结盟又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使人们对理性产生了许多困惑：仅靠理性,人们能否走出这种文明危机?

1. 理性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困惑。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它是理性得以产生、壮大并且战无不胜的源泉。那时,“我思故我在”作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可以说是一个思维和主体得以确立其合法性的普遍性命题。笛卡尔以鲜明的人的主体性代替经院哲学的神学性,以清新明晰的思维取代盲目沉醉的信仰,以人取代上帝,无疑成为近性文化精神的划时代开端。黑格尔进一步将主体性演绎成为主宰一切的绝对精神。然而现代性的骚动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这就是：主体以理性的名义鼓吹解放与批判,然而它却不能像宗教那样提供足够的文化凝聚力。理性在现实中的推进反而加剧了文化的分裂,解放反而导致纷争。据韦伯的理解，现代性从社会学意义上应是一个理性苏醒并逐步祛魅的过程,即理性引导社会脱离传统束缚,转而依赖它的合理与理智去认识并征服世界,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大大伸张了工具理性。而正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于是乎，人们不禁要追问:主体性作为一面飘扬的旗帜,它能否真正担负起拯救人类未来的责任?

2.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发展,理性与现代化所带给人们的并不完全是福祉。在工具理性的导引之下,现代人的物质扩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人们还是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精神上无家可归。诚如法国思想家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言:“无论在何处,如果没有信仰的破碎,如果没有发现现实中现实的缺失――这种发现和另一种现实的介入密切相关――现代性就不可能出现。”[1] 而现代性的问题,其根本价值指向应该是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这时，人们又进一步追问:理性与现代化的理由和根据何在?

3.对于西方现代性理念之普世性的质疑。从西方的现代化逻辑来看,现代性体现为理性,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表达着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现代性把西方文明置于毋庸置疑的位置,认为现代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和侵蚀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客观上必然导致对既有民族传统的否定,并造成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尤其是20 世纪中叶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去检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参照限度及其现代性理念的普世性问题,以期在此基础上求得现代性之真正的民族动力。

由此可见,如何找到一条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走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

二、 乌托邦体现着对理性与现代性悖论的超越

“乌托邦”(utop ia) 一词是由两个希腊语“ou”(无) 和“topo s”(场所) 构成的, 本意表示“无场所”、“没有的地方”, 亦即“乌有之乡”。它是因托马斯・莫尔同名小说被人们认同的。但乌托邦或者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价值和乌托邦精神却由来已久。在此,应首先对乌托邦作出界定,并对乌托邦的内涵作出相应的解释。笔者认为,“乌托邦”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完全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由于它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理想与期盼，这就决定了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彻底实现的,或称之为乌托邦的“永不在场”。但这并不表示它对现实的消极无为, 而是一种更深层意义的“有为”：它不断向现实输送新鲜的“血液”,以防止其“凝固”而堵塞历史向前发展的道路；它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并葆有自身的超越性、终极性、无限性和总体性,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起到道德制约和价值制衡的作用。总之，乌托邦理想作为一种批判反思的、追求至善的超越性精神，实现着对理性与现代性悖论的超越：

1.乌托邦作为人的一种价值理想，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也是人寻求主体性价值的重要体现。人不仅受到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支配, 还会受到超验的想象启发, 前者是形而下的经验层面, 后者则是形而上的价值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精确的计算和预测代替了人的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安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丰富了,大地却贫瘠了,社会离散了, 人的内心体验也贫乏和干涸了；人变得越来越“精明能干”,但对各种关涉“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却无能为力。乌托邦精神的阙如使现代社会中人变成了“物”, 变成没有崇高理想的、任由物欲和贪婪支配的“存在者”。这就是没有乌托邦的世界所展现出来的灰暗的“世界图景”,“如果乌托邦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枯干, 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荒漠。”[2] 330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面对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大的悖论――也就是说, 已经对生存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理性控制的人, 却变得没有任何理想, 变成纯粹由各种冲动组成的动物了。因此,在经历了曲折漫长而又非常英勇的发展过程之后, 恰恰在达到最明智的阶段――在这里, 历史不再是某种具有盲目性的命运, 而是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己的创造过程的时候,人类由于放弃了各种乌托邦而可能失去其塑造历史的意志,并且因此而失去其理解历史的能力。乌托邦理想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3] 215-216人才会在“是其所不是, 不是其所是”的生成、运动中，按照人的目的性的价值理想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乌托邦理想开启了未来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从而可以使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人生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始终指向一种目前尚不属于实然的东西, 而这正是乌托邦精神得以存在的人性根基。在现实社会中, 人追求的目标往往是能够实现的可能性, 对于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视之为空想, 这就把诸多虽然不可能但对人来说却至关重要的价值排除在外了。因此, 人不但需要依靠现实逻辑来维持生存, 更需要有超现实的乌托邦精神来展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为人的存在提供丰富的选择机会，让人生存的社会得以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3.乌托邦理想是人对未来历史终极性的价值诉求，从而可以超越理性、现代性的悖论。人类的历史是由不同的社会阶段构成的, 但作为历史的总体并不是由不同阶段的现实社会简单叠加而成,因为,所有已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只是历史的过去和现在, 至于历史的未来怎样存在,这往往是由人们超越现实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来开启的。乌托邦理想对未来历史的展望“首先预设了一个绝对的至善理念或理性本体,然后以为社会历史不过是它们的展开、实现和回归的历程；从它们出发,人类历史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4] 42 乌托邦理想相信人类能够摆脱苦难和堕落、疏离与异化,最终使至善理念在人间得到完整和真实的体现；这并不是对未来历史的经验式描述,而是表达了一种对历史总体的信仰与形而上之思，从而实现了对理性与现代性的超越。

三、 在理性与乌托邦张力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诚然，经济发展和追求效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理应具有第一优先性的地位。这时，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尊重科学, 反对迷信；注重效率, 反对无所作为；推崇法治, 反对人治；追求客观规律,反对形式主义；主张创造,反对因循守旧的内在要求,因而它对于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科教兴国”的战略都体现了对理性的高度重视。

但是, 理性又是依附着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 它一旦与追求财富的欲望联系起来,演变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时, 就导致了拜金主义盛行、意义追求的缺失、理想主义的缺位、社会分化的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精神家园的荒芜。这种理性与现代性的分裂是不能在其自身逻辑中得以解决的, 必须求助于一种总体性和超越性的价值理想。这时, 乌托邦理想也就显示出了其意义：它能对理性的片面张扬进行制约，它不是在“ 非此即彼”中进行选择和判断, 而是以一种超越当下和消除片面成见的方式寻求和谐与意义, 解答人们从何处来、向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在传统与现代、外源与内源、理想与现实等多重关系交织的背景下生成、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论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外源与内源的互动, 还是理想与现实的沟通, 都面对着理性与乌托邦的张力问题：不仅需要工具理性的弘扬,以逐步消除传统社会的落后生产力，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同时也需要有追求美好未来的精神即乌托邦理想，以引导现代化沿着人类最终的价值诉求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性与乌托邦的关系：

1.理性是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量。理性体现了主体对客体规律性的认识与驾驭,并由此形成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的发展,构成人类文明的积淀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依靠理性,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另一方面又在自我意识的更深层面体味着人生价值。当人们依赖理性拓展了实践领域,实现了更大的目的并看到了不断发展的广阔前景时,也就有了对自由发展的需求，有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上升的期盼。理性的不断深化，使理想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现实展开成为可能。 （下转第51页）

（上接第39页）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与乌托邦有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提升的内在联系。理性的存在,通过阶段性地实现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为实现理想的追求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2.乌托邦理想是实现理性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自然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是规定适用方式和手段的认识前提。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以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与认识为基础。自然界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性也在历史地变化着。在人们认识、掌握、驾驭事物规律的过程中,有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体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为提高工具手段的知识含量,增强现代人的主体性和科学技术力量,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这便是乌托邦理想对理性提供的精神支撑。

3. 理性和乌托邦理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社会主义,无论从社会理想、社会运动还是现实社会制度来说,都表征着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价值选择。它既包含着理想性的价值诉求,又体现着现实性的价值要求；既有感召人们不断递升的先进性价值理念,又有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并实践的广泛性价值体现。它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而言, 就必须把理性的成长与价值的诉求、把现实的发展与对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因此，理性和乌托邦理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准则判断现代化中的是非, 以全面发展寻求现代性的意义, 以协调发展调整各方面的关系, 以可持续发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就为消除或抑制现代性的分裂提供了全新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方向。

参考文献：

[1]Jean-Fr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Explained[M].Minneapolis :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1993:9.

[2]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美]蒂里希.政治期望[M].徐钧尧,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M].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5]邹广文.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及其当代启示[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

[6]骆徽.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7]张彭松, 李彦龙.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2).

[8]余满晖,马露霞.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途径[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