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LPMs的文献综述

【摘要】ALPMs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缓解失业压力,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者能力所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本文首先对ALPMs的提出做出了归纳总结,并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成果进行整理,最后对OECD国家实施ALMPs的组织模式进行分析比较。

【关键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治理失业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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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侠(1981―),女,南京财经大学劳动经济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