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企文化的海派特色

上海文化的历史构成

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客观地讲，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中等水平。尽管它所在的地区是江苏省的松江府，这是中国最近一千年来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最先进的地区，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上海县在松江府中不过处于中等地位，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还是它当时的文化状况，都抵不上松江府的华亭县，抵不上青浦，甚至抵不上嘉定。上海不过是一个县城，显不出多少优势来。但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外国租界林立，西方文化融入，上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上世纪初期，国内外公认上海已经具备了文化方面的某种优势。

除了租界以外，靠什么呢？应该讲就是靠人口的流动。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整个县的人口仅仅50万多一点，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到1900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突破100万；1915年的时候，人口突破200万；1929年的时候，人口达到300万；1942年的时候，人口已经接近400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常住人口是550万，加上流动人口号称600万。这样的速度，在国际上是少有先例的。英国伦敦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在人口增长方面，无论是从速度，还是从外来人口的比例来讲，都没有上海那么快、那么高。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来的移民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这些人多数是以定居为目的。来自各地的高素质外来人口，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营养，也使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交流。

文化交流的多元融合

上海的文化交流靠什么？就靠大批外来人口。这批人又是素质比较高的。为什么？上海主要的移民来自浙江和江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来自长江三角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浙西，现在叫浙江南部，还有江苏南部。这些地方是从公元10世纪以来，也就是说从五代到北宋初年开始，已经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地方，并且久盛不衰。所以上海流动人口来源的地方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这些移民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尽管不是来自发达地区，但是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他们的特长。所以，上海移民本身素质高，传播文化的能力就强。

另一方面呢，它是多元的。比如说，除了江苏、浙江以外，还有一批很重要的移民来自广东。我们知道，清朝在五口通商以前，唯一开放的口岸就是广州，广州早就积累了一批涉外人才。上海在刚开埠的时候，涉外人才十之八九来自广州。从一般的Boy（服务员）到打字员，到洋行的Compardor，就是买办，都清一色是广州人，以后才慢慢增加了苏州人、宁波人、本地人。广东移民在上海也有很多优势，比如南京东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是广东人开的。

又比如来到上海的安徽移民，特别是在华界的商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上海移民中的湖北人，因为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在铁路、机器制造、开采矿产方面，湖北有一批人才，在上海办洋务、造铁路、搞机器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发挥作用了。

这样看来，跟天津等其他移民城市相比，上海的国内移民是最多元的。几乎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这就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也使这样一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起来，进行交流。

上海的文化来自于国内外，也融入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流。上海刚开埠的时候，只有26个外国人。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上海外侨的高峰达到15万人，这15万人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是经登记的、在上海常住的侨民。其中有几支外国人群体起的作用显然更大。

一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沙逊、哈同、嘉道理家族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服务型的国际大都市中，如鱼得水。讲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话是西方人说出来的。“冒险家的乐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当然包括有些人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到上海，他们承担了风险并且也获得了成功，所以才成为乐园。

另外一支就是白俄。俄国革命以后，被驱逐出境的那些俄国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到了上海。他们对西方文化与上海文化的交流，比如在音乐、绘画、舞蹈、语言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很多在上海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就是跟着这些白俄知识分子学的，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艺术社团里，白俄移民都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对上海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这其中，有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但同时日本也利用上海在文化上进行渗透，进行他们的活动。

提到传统和现代的交流，有人觉得不理解，上海既然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会，它的传统体现在哪里呢？因为，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也会到上海来。这样，上海在近代这段时期内，就发生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交流。它的结果是相当积极的，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原层面。

文化生命力在于流动

当时的上海，由于处在这样的交流中，它的人口绝不是只进不出。比如说，上海在迁移的高峰时候，每年迁入人口大概在50万左右，但是每年迁出多少呢？上世纪30年代，有好几年迁出的人口在45万以上。也就是说，上海的人口尽管增长，但是曾经有进有出，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要集中到上海来。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是当时中国法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几位大法官、法学界的泰斗人物，几乎都是东吴大学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上海重要，而都迁居到上海来。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是在上海念的大学，然后到江苏去做小学教师，再到浙江去办一所中学，然后又回到上海，是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交流过程。这样的交流对双方都是互利的。

但是非常遗憾，1950年以后，这样的交流逐步停止了。人才的交流越来越困难。我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有谁要调到外地，或者从外地调进来，一般都要找到对象进行“两调”。从1958年国家制订法律不得随便迁入城市开始，体制以外的流动都停止了。

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改变？当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行政区划、单位所有和有进无出，是阻碍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因素。在今天，一方面资讯发达，另外一方面交通越来越便利，但是与此同时，阻碍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行政区划。以前上海如果要做什么事，比如当年南京梅山钢铁厂要划归上海，那里就要通用上海粮票、上海户口，就只能用行政区划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自由交流很难实现。

其次，就是单位所有。现在的交流，要么我们想把他们的人才“挖”过来，要么他们想把我们的人才“挖”过去。如果不“挖”，正常的人才交流就很困难。还有，我们往往认为人才归了你，我这里就削弱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交流，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让双方互补互利呢？

再有就是，现在往往是有进无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几年，上海敞开大门欢迎人才进来，但是出去了多少人？如果一个人才在上海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他会不会出去？现在看来，很少。还有，上海的文化假如说真的要影响国内其他地方，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才不走出去，不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行吗？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上海人、上海的文化进入到一个与江苏、浙江，与全国、全世界更加密切交流的时代。上海民营企业的文化不仅具有海派特色，更能显示中华特色、国际特色、民营经济的拓展必将如日中天，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