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递延逆反论

摘要：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度递延，而制度递延对全面理解和衡量制度变迁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发现制度递延会产生逆反效应，即一项制度变迁后，社会文化环境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从而部分抵制了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诚信面临巨大的考验。由此提醒：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

关键词：制度递延；制度变迁；市场经济；诚信危机；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73-05

一、一个现实的命题

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按照其经典理论解释可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它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1]。作为其理论代表的诺思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诺思(North，1994)指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可能被创新[2]。不可否认，诺思揭示了制度变迁的源泉和动力，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却忽视了制度变迁的递延效应。

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具有递延效应，制度递延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一项制度变迁，其作用不是即期完全体现出来的，其影响随着时间延续和制度功能的释放不断表现出来。由于经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制度变迁的形式是多样的，有时是一种制度发生变迁，又称为单项制度变迁，有时几种制度同时发生变迁，又称制度系统变迁。一种制度变迁会产生扩散效应，几种制度同时变迁则会产生复合效应。制度变迁的成效如何衡量，只有通过制度递延效应全面衡量。制度递延效应可假定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递延效应优化模式，即制度变迁既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从而使制度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二种模式是递延逆反模式，即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有限的推动作用，但对社会文化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抵消了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制度递延优化现象是比较多的，但是更常见的是制度递延效应的逆反，其原因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历史文化因素，若离开土生土长的历史文化环境，再先进的制度也是好看不中用，那么即使考虑了历史文化因素，新旧制度也有摩擦，新制度也有一个成长过程，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变型或走样[3]。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精心设计或移植的制度既无法达到理想的绩效，又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农村发展滞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情况。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生某项制度变迁后，某些个体农民采取各种非制度行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获得了收益，这种行为由于对不模仿者带来负外部性，从此造成其他人模仿并广泛传播，使原有制度功能下降，从而出现制度递延逆反，本文用典型案例予以佐证。

二、制度递延逆反的案例描述及影响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山东省的X镇，该镇由粮棉区变为蔬菜区后，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嬗变，从而产生制度递延逆反。山东省的X镇属于传统的粮棉区，一直到1980年代都以粮棉种植为主，1990年代，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粮食消耗减少，蔬菜肉食水果需求增加，使X镇迅速由粮棉区变成蔬菜区。粮棉区变成蔬菜区后，各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而社会文化环境变化最为突出。

(一)作息时间的变化带来文化环境的变化

X镇农民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农民一年收获两茬，农忙时间和空闲时间都比较集中，时间段也很分明，粮棉区变为蔬菜区后，农民没有农忙时间和农闲时间的界限，由此带来文化环境的变化。(1)文学活动。在传统的农闲季节，农村大人小孩集中起来，请人讲故事，猜谜语，甚至阅读文学名著，接受传统文化薰陶，也有一些农民练书法，习艺术、学手艺，由此产生一批民间艺人和能工巧匠，变为蔬菜区以后，农民作息时间变了，聚少离多，大家都忙碌自己的事，很难集中到一起，有时一家人都难得吃一次团圆饭，讲故事猜谜语活动基本不存在了，练书法学手艺的人少了，传统技艺和能工巧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娱乐活动。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农民的娱乐方式是农闲时间听民间艺人说大鼓书、看大戏、观民间艺术表演，接触传统文化较多，变成蔬菜区后，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主要娱乐方式是看录相和上网聊天，打电子游戏，往往接触一些喧染色情暴力的内容，从而产生网恋，甚至发生刑事犯罪。

(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社会环境的变化

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农民在农闲季节，自己动手制作传统食品、风味小吃、腌制土菜，保留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在春节等民间节日里，制作独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品、服装和饰物，使习俗文化得以传承；农民也可以在农闲时间走亲串友，加深亲情、友情，农村的婚丧嫁娶都有很多人参与，体现浓浓的乡情。变成蔬菜区后，农民生活越来越商品化了，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生意上的来往增加了，亲人之间的来往减少了，节日气氛淡化了，婚丧嫁娶参与的人减少了，过去的亲情友情逐渐被商品化取代。

众所周知，制度的根基是社会文化，其变化必然会使制度发生变化，同样社会文化环境的异化也使制度异化[4]。诺思指出，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结构。本文认为：由于制度变迁产生递延效应，一些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来有利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可能由于与结构中其他现存的制度安排难以协调一致无法生存，或者能够生存下来，但产生了逆反。X镇由粮棉区变为蔬菜区后，农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不尽人意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一，对婚姻圈的影响

农村婚姻关系的形成，往往是通过效用来衡量的，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农民婚姻圈的行为选择用函数关系式描述：

U=U(C、D) (1)

公式中的U表示效用，C表示经济条件，D表示距离。×镇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由于那时农村经济差别不大，农民父母不愿让女儿嫁到离自己太近的村子，怕她们结婚后在婆婆家受一点委屈就跑回娘家给自己添麻烦，而且女儿一旦出嫁后，为了弥补自己的孤单，就千方百计地介绍熟悉的人嫁过来，特别是娘家村子里的姑娘，在此情况下，距离则成为农民选择婚姻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保持一定的距离，个人的效用就大，上述公式(1)满足的条件是：

U[]D>0或max[]DU=U(C、D) (2)

由于远距离通婚，在传统节日里或农闲季节，走亲串友者较多，不同乡村的直接交流较为普遍，文学习俗、文化传统、民间活动的联系很紧密，异质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

X镇变成蔬菜区后，农民选择了就近婚姻，农民的女儿不再远嫁他乡了，农村的婚姻圈就大大缩小了。农民选择就近婚姻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条件的变化，粮棉变成蔬菜区后，菜农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过去自己的收入，也高于其他乡镇农民的收入，因此，谁也不愿把女儿嫁到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同时，现在适龄结婚的农村青年，基本上都是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农村孩子的减少，对孩子不像过去那样放养，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眼皮底下长大，孩子结婚后不舍得离开父母远嫁，父母也不舍得孩子远嫁，此时经济条件成为嫁女的一个重要指标，即女儿所嫁对象经济条件越好，个人效用越大，距离越近，个人效用越大，满足公式(1)的条件则变为：

由于近距离通婚，农村婚姻圈逐渐缩小，传统的文化氛围逐渐淡化，农民生活在很小的空间里，缺乏直接的信息交流，更缺乏文化传播和沟通，使农村的文化环境越来越不理想。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和经济是相互交融的，没有文化的经济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5]，从现代化建设来说，文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又是克服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有效手段，要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速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农村文化环境劣化，对农村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对同学圈交流圈的影响

按照行为科学理论，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农民也是如此，成年人交往形成交谊圈，中学生交往形成同学圈，假定同学圈交谊圈的形成都是以个人效用决定的，其函数式为：

U=U(C，N) (4)

式中，U为效用，C为经济条件，N为学校性质，×镇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农村孩子都在公立学校读书，学生按地域就近入学，同学圈的形成往往不太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学之间比较容易建立友谊，也比较容易结成平等关系。粮棉变成蔬菜区以后，成人交谊圈往往按经济条件决定，那么，农村同学圈的形成也出现泛市场化的现象，随着城市私立中学的出现，农村中的有钱人把孩子送到城市私立中学读书，这样，同学圈的形成也根据经济条件的优劣形成，公式(4)满足的条件为：

U[]D>0 max[]C U (C，N) (5)

其结果形成：农村学生在城市私立学校读书的，都是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这些学生形成一个稳定的同学圈，留在乡镇中学读书的，都是家庭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学生也形成一个稳定的同学圈，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看不起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家庭条件差的学生产生自卑感。从而农村孩子同学圈大大缩小，交谊也大大减少，不仅信息沟通渠道狭窄或堵塞，而且农村孩子还产生隔阂和分化，它对乡村文化建设是相当不利的。

乡村基本文化网络的变化，使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沙化，使农村青少年吸收异质信息的渠道越来越狭窄，而且数量越来越少，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而外来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着乡村，并且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农村出现一个“去农村化的农村”，农村变成“城市化影子的影子”，它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垃圾。

乡村社会文化环境的异化可能影响到乡村治理[6]。我国进入新世纪后，乡村社会秩序处于一种重构之中，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从农村逐渐退出，国家与个体农民经济关系正在弱化，使农民经济上的自由度加大，同时，村民自治制度使农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民力，这给乡村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如何重建或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依靠现代司法体系和国家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是当前乡村治理的根本路径依赖，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法律的力量是不足的：一方面，农民获得法律救济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法律总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难以促成村庄社会内部的主动协作(贺雪峰，2002)[7]，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治理还需要村庄精英来补充。然而，由于乡村文化环境的恶化，文化氛围的变异，乡村社会缺乏对村庄精英的认同，它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乡村精英产生的土壤逐渐丧失，二是乡村精英的不断流失。在乡村精英流失的情况下，乡村秩序的建立将更加困难，村民自治也可能因缺乏权威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由此产生乡村治理的空白点，从而使新的乡村秩序杂乱无章。那么，粮棉区变为蔬菜区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将随着社会效益的降低而抵销。从全国层次来分析，乡村治理不良，必然会葬送我国农村改革的前程，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将是画饼充饥。

三、制度递延逆反的进一步推论

从典型案例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本文发现仍然存在制度递延逆反现象，最为突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信用缺失现象。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但同时存在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并使这一制度部分扭曲变型。

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信用关系越稳定，信用体系越健康，因为一旦失信，很难有立足之地和生存空间，然而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表现有所不同[8]。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活动领域的失信行为发生频率较低，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失信行为发生频率很高，根本原因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基础不够完备，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直接引进西方规则移植西方制度建立的。不可否认，引进西方规则对尽快建立我国市场体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旧的思想体系被打碎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时乘虚而入，并与传统的不健康观念相结合，造成人们的行为失范，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守信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市场秩序的维系，除了靠法制外，还要靠社会信用，它可以解决法律延伸不到的领域，我国市场体制的确立必须要靠信用关系支撑，而这一制度递延的结果却是人们不守信用，它与忽视文化建设而导致人们信用观念迷失有关，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下，一方面守信的人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反而要为他人的失信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失信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却能掠取本该属于守信者的部分收入(张亦春，2002)[9]，其结果造成不守信的人越来越多。

本文用Akerlof(1970)的旧车模型分析人们为何不守信用。设市场主体的总收益为K，信用收益为k，不守信用收益为k'，交易次数为h，守信次数为q，则不守信次数为(h-q)，不守信率为(1-q[]h)，不守信的惩罚次数为m，每次惩罚额为r，不守信用自我谴责感为f。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越守信用效用越小，越不守信用，效用越大。即：

由于目前信用水平较差，并且监督不力，对不守信者的惩罚次数较少，惩罚额度较小，不守信者的自我谴责感几乎为零，那么以下两个条件成立：

由此可见，经济主体的效用取决于不守信用，不守信用次数越多，个人效用越大，从而使经济主体选择不守信用，进而造成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的恶化。[10]。

信用关系的恶化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从而延缓了市场化进程，甚至使市场经济体制变异。当前失信行为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经济决策领域，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该市场化的市场化了，即出现泛市场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放弃向全体大众的承诺，将医疗、义务教育、住房甩包袱，造成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另一方面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一些地方政府截留本该属于企业和市场主体的权力，利用拥有的权力。凡此种种都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名义，违背了初衷。

四、结论与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出口不断攀升，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农村落后的状态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它成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家作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通过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本文认为，为了使这一制度设计达到预期的效果，防止递延逆反，必须采取合理的配套措施。

(一)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当前，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如火如茶地全面铺开，但是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开展的，似乎政府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是农民，建设主体也应该是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必须做到四个方面：首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各级政府必须取信于民，说一有一，说二有二，坚决禁止失信于民的行为；其次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或一个模式，让农民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再次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农村医疗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最后制订长期的发展规划，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增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信心。

(二)新农村建设要与乡村整治结合起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农村建设面临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基础设施不足，装备水平落后，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因此，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与乡村综合整治结合起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要消除一个不正确的认识，即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多修几条公路，多建几所学校和医院就完事了，如果如此，那么新农村建设很可能造成投资膨胀，并变成大起大哄的造势运动或摆花架子。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整治结合必须做到三个方面：(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供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基本之需的公共品。(2)保护生态，优化环境，提供满足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3)节约资源，降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公共品。

(三)加强文化道德建设，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

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新型的农民和合格的市场主体，否则，很难成功。当前，农民整体素质不高，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它给新农村建设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注重加强文化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从硬件方面来看，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从软件来看，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包括各种科技培训和职业培训，各种形式的文化道德教育等。

(四)农业利润要留给农民

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是农村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而比较效益低下又是农业利润的流失所造成。长期以来，相关产业投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农村劳动力价格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它们组成联合收割机把农业利润割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把农业利润留给农民。政府要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门槛，鼓励农民自主办企业，提倡并引导农民发展各种形式的高利润的特色农业，农业产业化的利润要向农民倾斜，建立农业利润的返回机制。

(五)农村服务的多层次化

农村服务落后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服务待遇是农村落后的又一个原因，农民要获得同一种服务所付成本比城市居民高得很多。新农村建设还要提高农村的服务水平，使农民获得多层次服务，首先政府应免费提供公共服务和高质量的服务类产品，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民能够获得低价的收费合理的各种技术服务。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5] 赵有田.综合国力竞争与文化冲突[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78-205.

[6]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贺雪峰.论村庄社会关联[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

[8] 华民.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1-24.

[9] 张亦春.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0]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