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处长“政治经济学”

从古至今，政府都是中国变迁的一大核心力量。虽然对政府和官员行为观察分析不易，但欲深刻理解中国，此领域不可不察。先让我们观察中层官员群体。

我们说的中层官员多为参与中央或地方政策制定的人。虽然他们不是这些政策的最后“点头”者，也不完全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但他们手中的实权和影响力却不可小看，曾有人感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实际是那些重要部门里的处长们――的确，作为“兵之头、将之尾”、“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处长们可以说是我们界定的中层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干活的主力，是政策起草和推进的主力。

8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干部体制改革，之后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兴起，他们构成了中层官员群体的一大部分。高学历、专业化、年轻化是他们的主要标志。不过三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其一，中国变迁远不只是“经济增长”可以涵盖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阶层分化、文化碰撞等等都是综合性、全局性和结构性的，过于专业化的官员能否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其二，他们可能提供最初的政策方向甚至草稿，但就成长路径和阅历而言，他们都非常缺乏上一代官员对中国现实的体味，政策草拟者很可能并不熟悉政策影响的人和其中复杂的现实运作和关系。

其三，很可能现实也将告诉我们，青年也会老去，甚至更快、更直接更无意识、更容易融进过去的“路径依赖”。

2009年南京做了一次以《局处级干部想什么》为题的问卷，在问到“影响干部升迁的主要因素”时，215位局处级干部中选择“人际关系”的占56.9％，选择“工作业绩”和“机遇”的各占43.1％，选择“家庭背景”的占17.4％，“学历与年龄”的占14.2％。我们可以看到，局处级领导干部认为，家庭背景、学历、年龄等因素在影响干部升迁中的重要性在降低，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上升――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际关系缺少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以至于很多游弋于灰色地带。

这部分有利益的中层官员阶层，除了个别部门外，大部分人还是将升迁作为重点――这个本身正常，但对应的是真正用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时间少了。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官员精英，有想法，有思想，也非常矛盾，有的也渐渐被磨掉了抱负和棱角。

太多责怪中层官员本身是不客观的，其实这些官员的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类似，但如果政治竞争公开化，这恐怕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要进一步回答的是，一个“新”官员是如何在旧体制里行为的?前面谈到中层官员可能更容易融进过去的“路径依赖”里，这个“路径依赖”更多是指旧有体制中不好的东西。

比如大量国家资金和项目的部门化、缺少监督的管理、审批和发放，不但削弱了政府资金的公共性，更加强了小团体利益和权力的寻租空间，对制度和政策缺乏敬畏感，同时也让中层官员对改革的“增量”与“边缘”空间缺乏意识，无心推动――要知道，中国三十年改革就是从这些“增量”与“边缘”开启的。现在增量改革停滞了，不能不说，这与中层官员上述问题及路径依赖直接相关。

曾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新干部阶层更喜欢用物质激励和制度化的办法，而不是用意识形态、强制和群众运动治理。但问题是：制度化办法在哪里?不用运动式增长办法又用什么办法?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