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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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人类学开始被人们定义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学者将这一学科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和莱斯特·怀特的“文化进化”为代表，都力图探讨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第二阶段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为立论，两者都深受系统论的影响，接受了“动态平衡”的新理念，使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点充实；为了回应“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的不足，并完善斯图尔德和怀特的早期研究，有学者提出了“过程主义的生态人类学”这可以视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进入20世纪90代后，人类学家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比以往更积极主动，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兴起环境人类学。可以说新起的环境人类学是传统生态人类学的展拓和延伸，也是传统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过程主义；环境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02-08

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是一门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不仅其名称在变，而且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视角也在发展变化之中，但研究的主要对象基本维持不变，这就是“人地关系”。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曾经被人们当作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一个分支学科，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或者文化地理研究的主题相同。其思想根源产生于地理学、环境保护主义理论、生物模型，以及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①（①Robert McC. Netting， Cultural Ecology（Prospect heights： Waveland Press，1986）：v-vi。本书作者坦言，虽然讨论的是生态人类学，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论，仍然沿用传统的“文化生态学”作为书名。）此后随着它的发展变化，又分别产生了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lology）和环境人类学（envionmental anthropology）等。

20世纪80年代，有人把生态人类学定义为研究人口动态、社会组织、人类文化与其居住的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它既包括对特定人群进行的对比研究，也有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的分析研究[1]。目前，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它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因而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对策。于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和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便成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2]国内已有学者对生态人类学进行过一些介绍[3][4]，本文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考察美国生态人类学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生态人类学的“前身”

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很早就出现在世界一些地方的民间信仰中。例如在中国、日本、印度、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美国等地，都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北方人严厉、强壮、勤奋、谨慎，南方人随和、懒惰、话多、乐观。影响西方思想史的许多学者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伽林（Galen）、波利比奥斯（Polybius）和托勒密（Ptolemy）等，都赞同“环境决定论”。又如博丁（Bodin）注意到平原和河谷是文明的沃土，文明的发生要受到经纬度和高度的限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热带地区的高热让人没精打采，加上自然能为人们提供所需的一切生活物质，这就使得当地的土著民族缺乏脱离原始状态的动力；那些生息在寒冷地区的人群同样也不能发展成文明国家，因为极地的居民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食物、衣服和居所；相较而言，温带地区的自然条件既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也不会让人们不得不耗尽精力才能养活自己，所以文明的中心在温带地区，而文明的程度则随之向极地和热带方向递减。拉采尔（Ratzel）是第一位系统研究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居所之间关系的学者。在其两卷本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1年）中，他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与他们所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随后出版的《政治地理学》（1903年）中，国家的生命基本上是从与土壤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的。拉采尔关于居所与文化关系的极端论述，被一些学者发展成呆板、强硬的环境决定论。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享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讨论了气候带来的广泛影响。他认为，气候条件是导致曾经伟大的帝国和文明昌盛和衰落的首要因素。

环境决定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如费弗尔（Febvre）考察了所有有关“地理决定论”的观点之后，发现他们的论述并不充分。威尔逊·瓦利斯（Wilson D. Wallis）的文章揭露了包括享廷顿、德雷珀（Draper）、森普尔（Semple）等在内的其他“现代”的“环境决定论者”的谬论。

在人类学中，对环境决定论的简单归纳导致了对该理论的强烈反响。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最能解释文化本质和模式的源泉是历史和文化的力量，而不是环境。在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Melville Herskovits）、达雷尔·福德（Daryll Forde）和阿尔弗雷德·克娄伯（Alfred Kroeber）等的著作里充分表达了上述观点。其中，赫斯科维奇指出，相同的文化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环境，而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存在于相同的环境中[5]。

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美国人类学家普遍赞同“环境可能论”的观点，认为环境可能导致某些文化现象的产生，但是经常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并不能保证每一种可能性都成为必然[6]。在这个阶段里，许多学者提出了文化进化的多种模式，虽然各种文化模式的具体细节和概念有所不同，但是学者们倾向于假设所有文化都可以置于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内，不同的文化以相对固定的顺序在这几个阶段之间移动。摩尔根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人物，他确立了社会发展有七个阶段的学说。在美国以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博厄斯为代表，质疑“进化论”中的“单元进化论”，以及进化中固有的“进步”假设。他们接受文化发展和变化的观点，但是更加关注每个文化变迁的案例研究，致力于考察每个文化特征是因传播而起，还是自身的发明所使然，以及文化事实是如何被接受者所改写，从而诞生了“历史特殊论”这个学派。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乃是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源泉之一[7]。

二、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①（①这部分主要译自Benjamin S. Orlov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9 （1980）：235-273.）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奥拉维（Benjamin S. Orlove）把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回应，并非只是简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内容上的增加，因为有的作者在新方法引入之后仍然在采用早期的研究方法，所以这种划分更像是一种分析的框架，而不是界限分明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以朱利安·斯图尔特 （ Julian Steward ）和莱斯利·A·怀特（Leslie A. White）的研究为代表；第二阶段被称为“新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阶段”；第三阶段则被称为“过程生态人类学”，其中第三阶段尤其重视对于生态学的联系和变化机制的分析研究。

第一阶段从1930年到1960年，以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为代表人物，他们分别在柏克利和芝加哥受教于博厄斯。斯图尔特在柏克利接触到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后，让他开始考察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他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方法”。用这种方法研究具有一定文化特性的人群，与其生活环境特点之间的关系。就环境方面而言，他重视对资源的质量、数量以及分布的研究；在文化方面，他考察得最多的是技术、经济配置、社会组织和人口。他强调环境只影响文化的特定成分，即被他称为“文化核心”的那部分，其他文化成分则要受到文化历史独立发展的影响。斯图尔特尤其对他称为“规律性”的发现感兴趣，即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或者习俗里，会重现类似的文化现象，这或许可以解释成相似的环境特征产生的结果。他的方法可以同时对长时期和短时期的进化过程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分析。

像斯图尔特一样，怀特也写了一篇历史特殊论的论文，但不久之后就毅然放弃了这种方法。1929年的苏联之行让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断然拒绝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历史特殊论”，重新考察有关“文化进化”的学说。怀特也和斯图尔特一样，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他更加关注进化的广泛细节，而不仅仅是具体的适应。至于环境对特定文化的影响怀特则不感兴趣，不过他强调能量使用水平是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在人类学上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对文化演变连贯性的认识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两者的区别在于，怀特比斯图尔特较少关注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他的文化演进的模式是一元的、单一原因的；斯图尔特则主张有多条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许多不同的原因。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60年到1970年代，被称为“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也称“实用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欧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热情高涨阶段，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讨论生态人类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书籍。①（①有关书籍参见Patricia K. Townsend， Envionmental Anthropology_From Pigs to Policies（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09）：11.）这个时期人们针对斯图尔特和怀特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展开了讨论。该阶段有两个主要趋势，一种是“新进化论”，认为斯图尔特和怀特都是正确的；另一种是“新功能主义”，认为他们俩都有错。

“新进化论”确立了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利用“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并存的新见解，调整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使之适用于怀特关于“单元进化”的立场。“新进化论”的提出是为了和早期的“经典进化论”相区别。他们认为，“一般进化”使得并存文化趋向于一元化，而“特殊进化”又会使得文化更其多元化，两种进化的并存共同支配着文化的变迁。不言而喻的事实在于，他们所称的“一般进化”来源于怀特的观点，他们所称的“特殊进化”则是对斯图尔特的创新。“新进化论”就这样同时包含了斯图尔特提出的“综合水平”和怀特的“每人每年能量使用水平”两项理论精华。为此，“新进化论”也确立了一些进化阶段，同时又将“文化适应”的观点包容在其中。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萨林斯、托马斯·哈定和塞维斯等。“新进化论”学派的研究深受卡尔·波兰尼（Karl Paul Polanyi）基于互惠、重新分配，以及市场交换而提出的三种经济形式的影响。一些研究考察了明显的文化倒退，或者从文化进化中高级阶段退化到低级阶段的变动，他们把这些例子看作是异常情况，并被用来加强对“新进化论”中“一般进化”的说明，而他们强调得更多的“多元特殊进化”则是对斯图尔特理论的健全和完善。其中，塞维斯综合采用一般的系统理论、考古学家，以及社会人类学家的方法来研究农业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

“新功能主义”以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安德鲁·维达（Andrew Vayda）和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为代表，和“新进化论”一样，也以哥伦比亚大学与密歇根大学为阵营。人们使用“新功能主义”这个名词是因为这种方法把社会组织和特定人群的文化看作是一种功能的适应方式，让这些人群能够在不超过环境承载力的情况下成功地开发他们居住的环境。这种方法与早期“文化功能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的单位是人群，而非社会秩序；它和生物生态学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是立足于人群展开研究，而非立足于个人去展开研究。适应环境乃是人群的行为总和，而不是个人意志所使然。尽管这一学派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看法上的不同，如哈里斯更看重因果关系，维达和拉帕波特则注重系统功能，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却相同，因而将他们还是归属于同一个学派。总之，“新功能主义”立足于社会组织和文化，去揭示相关人群对所处环境的文化适应，并以此去评估文化适应的具体功能。应该说，尽管“新功能主义”与斯图尔特和怀特的研究有相同之处，但是他们的区别更加明显，他们把当地人群，而非文化模式当作研究单位。他们考察环境与人口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再把环境看作一个被动的塑造文化的背景去看待，而是更加看重文化对所处环境的再创造功能。和前人的方法论相比较，他们的方法论以清晰、严谨和定量化而著称。尽管因为人类学与生态学在基本原理和研究人员之间都缺乏历史上的联系，人类学家使用生态学的概念也显得幼稚甚至过时，但是他们还是热衷于借用生态学的概念。这些借用的专业术语包括适应、生境和承载力等。

如同“新进化论”一样，“新功能主义”也深受“系统论”的影响，两者都接受“动态平衡”新理念。该学派的学人在考察生态系统时，“能量流”这个术语使用得更其频繁。这两个学派都倾向于随着生态学的某些潮流推进，而不断地接纳新的理念和方法，他们进而关注生态系统水平过程的规律性。这种方法认为，人群如同其他动物种群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同不同动物物种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样，故这种方法强调物质、能量和营养的循环。生态系统的紧密结合具有相对性，这一生态学新观念也被他们所接受。此外，他们还接受了一系列有关“演替的”的分析方法，认定“成熟的”生态系统必然更加复杂、多样、稳定和高效等。

他们有关生态学新理念的源泉主要来源于奥得姆（E.P. Odum）的《生态学原理》（Fundamentals of Ecology）一书。这两个学派都遵循生态学家的基本理念，强调生存和繁殖是生物体生命目的的见解，因而强调人口压力是引起变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和生物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弱化了“自然选择”的原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尽管两者讨论的人群规模，以及时空范围各不相同，但是很多方面还是一致的，而且虽然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同，但是都选择斯图尔特和怀特认为重要的问题展开研究。他们都给早期的“唯物主义”加上强烈的“系统论”的导向，不过“新功能主义”强调与能源使用、食物生产，以及人群规模大小相关的负面反馈机制；“新进化论”则强调这些变量的正面反馈机制。同时，新进化论者划分“一般进化”的阶段（如“队群”“部落”“酋邦”）与新功能主义者确立的基本生产方式类型（如“采集和狩猎”“刀耕火种”“农业”）在实质上可以相互对应。这样一来，在文化变迁的实情中，进化阶段与生计方式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新功能主义”把解释“民族志”中的难题，当作重要的研究使命。由此而得出的逻辑必然是，如果明显不切实际的行为在生态学的基础上能得到解释，那么实际一些的行为也应该是解释得通的。但实际上，他们也不能对这些构成生态人类学的主要课题作出更合理的解释，通常只能提出一些替代性的解释方案，这些替代方案根本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去加以求证。

新功能学派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构了食物生产系统方面的准确描述方法；二是更加关注对环境信息和人口容量数据的记录；三是提出环境、社会组织和文化之间系统性的相互影响模型；四是澄清斯图尔特和怀特著作中的一些弱点。不过他们也有不少缺点（有的也适用于“新进化论”），这些缺点包括：一是“功能主义谬论”。由于新功能主义者没有对那些人口导致环境发生显著破坏的例子展开深入分析，所以他们一贯主张要将人口控制在低于环境承载力水平之下的见解显然是错误的。二是“生态简化论”。该学派的许多作者倾向于假设社会组织和文化的特殊方面在帮助当地人群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因而倾向于把社会组织和文化看作是一组组非结构性的实践活动和信仰，不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三是对“能量学”的曲解。能量不一定是人口增长或者社会复杂程度的限制因素，尽管生态学家早就认识到这点，但是生态人类学家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点。四是把当地人口当作研究单位。当地人口很难确定，往往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纠缠在一起；五是时间尺度。当地人口处于动态平衡的假设很难评估，因为这要求很长的时间尺度。这种研究倾向于在共时的平衡和长时段之间，演绎出一个明显的断裂。这在实际的研究操作中很难办到，而这种要求正好与新功能主义者和新进化论者之间的区别相似，他们都缺乏对文化短期进化机制的说明。

生态人类学的第三阶段是“过程主义”的生态人类学。这一阶段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过程生态人类学是为了回应“新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的不足，并完善斯图尔特和怀特的早期研究成果而提出。它要求采用历时时期的尺度，而不是仅仅考察共时的自我平衡状态，或者是概念性的叙述数千年的人类史，这样做才能保证对变化机制的深入探讨。通过灵活的研究单位，而不是“新功能主义”关注的当地人口。其研究既可以在更大的单位（政治经济），也可以在更小的单位（参与者模式）等不同层面去展开分析。

过程生态人类学吸收了当时社会科学中最近的几个新潮流：人口统计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适应策略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新学说、决策模式等，把这些新潮流都联系起来。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差距因此而逐渐缩小。随着两个领域的专家对对方工作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努力把两个领域的理论联系起来，比以前更加慎重地引用对方的知识。把决策模式引入到变化机制当中，导致人们更加重视社会组织和文化的作用，因为社会和文化系统影响着参与者的行为和目的、人们对资源的分配，以及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受到的限制等，都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阶段的生态人类学十分重视对文化区，或者进化阶段的比较研究，也有利于对“新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所研究的生计方式做比较研究。随着此项研究的深入，生态人类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共鸣，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条理化，通过不同行为模式的建构，最终实现人群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和谐。

生态人类学在过程生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历史生态学。20世纪80年代末，已被生态人类学所接受的许多见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有的甚至被认为是“神话”。这些“神话”包括：高贵的生态野人、原始森林中孤立的布须曼人、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新功能主义”，以及野生食物充足等等见解。为此，海德兰德建议人们启用生态人类学中称为历史生态学的与众不同的新方法。这是一种理解目前民族学中土著文化的较好工具。历史生态学家不仅强调环境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认为“自然的”与人为的景观之间的二分法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历史生态学家认为，几千年来人类已极大地改变了所有的生态系统。在当前，人类能够观察到并加以研究的生态系统绝非纯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是打上特定文化烙印的文化生态系统。历史生态学要求人们在考察人类居住的生态系统时，不仅要探明人为引发的成分——如经济、宗教、政治、新路以及医院等，是如何影响信息流和能量流，而且还应该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出发，去考察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如何具体的改变纯自然的生物属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算理解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居住于其中的人群的文化时，我们就必须研究它的历史。“历史”这个术语在历史生态学者的眼中，不仅是指人类的过去，而且应当包括人群的存在对环境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所产生的各种作用，并把这两种变迁做辩证统一的分析。因此，仅仅研究纯粹生态系统的历史，并用以理解居住其间的人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察人类本身的历史。历史生态学的提出使得文化生态观得以更其完善和健全，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生态人类学一直在探讨的前沿领域[8]。海德兰德也承认历史生态学不会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但是以历史生态学为工具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

生态人类学家早已认同，生态学的工具对理解传统民族的文化至关重要。这项研究不仅是一项极深奥的纯学术探讨，而且在当前的生态安全维护中，还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正如卡罗尔·科鲁姆雷（Carole Crumley）所言，今天我们星球的环境变迁是“全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最危险的挑战”。如果我们准备帮助政府决策者找到一些解决方法的话，那么历史生态学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在2001年出版的《人类学和环境研究的新方向：两者的交叉》（New Directions in Anthropology and Envionment：Intersections）对上述见解就有专文讨论。历史生态学为人类学和环境学的研究提供历史层面的解读，并有助于回答“我们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一难题。正确理解环境变迁的由来，对评估今天的生态现状，对理解当代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隐患，对界定当前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对正确理解人类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同样至关重要。

历史生态学的产生有如下几个前提需要正面说明：第一，历史生态学认识到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就必须在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框架内去展开分析；第二，历史生态学认为，在自然与文化互动过程之间，双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已经相互渗透得很深了，以至于难分彼此。进而认识到不同时期的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到其后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最后会使得历史生态学必然扎根于特定的地点。不同人群的生存总是在特定的地理位置发生的，但是却必然要与许多更大和更小的空间尺度密切联系。这些空间既可以小到一个地方，也可以大到全世界，梳理这些时空方面的联系同样是历史生态学的一项任务。

经济模式和信仰方式能够将特定人群的生存活动与环境紧密的联系起来，因而这两者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就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一样，都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才得以生存和繁衍，因而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人们获得物质需求的生存之道。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中的关键内容。有关特定人群在自然界所处位置的信仰以及由此类信仰而发育起来的价值观，可以为这个人群提供一个有力的动机，支配他们如何去认识、对待和利用自然，从而使得他们的经济活动和信仰必然要与其他人群的存在发生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比如特定人群的成员与技术，就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他种文化的活动，因而也是考察他种文化的参数。其中，对其他人群经济活动的影响肯定会通过环境而施加各不相同的复杂作用[9]。

三、环境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对环境问题的热情有所减退，这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无奈；另一方面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也随之而有所转移。然而，进入90年代后，人们从日常生活中逐渐感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在这时经受了最强的“厄尔尼诺”冲击；在美国的东海岸，从马里兰到墨西哥湾都遭逢了有毒赤潮藻的冲击，不仅导致鱼类的死亡，当地居民也因之而患病。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引起公众对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重新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人类学会于1996年成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人类与环境协会”。在乔治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同时立项了相应的环境人类学研究课题。更重要的是，环境人类学不再只是研究人员、教授和学生讨论的学术问题，目前参与讨论的许多人员是实践者，包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实用环境人类学者、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商业人士等。他们参与此项研究是为了帮助环境决策的设计，并推动这些决策付诸实践。

人类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参与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更为积极。研究的内容包含了许多新方法、理论和专业化的研究新兴趣。这些掌握了新方法的人类学家或许可以把他们称为演化生态学家、历史生态学家、政治生态学家或者民族生态学家。汤森德在她的《环境人类学——从猪到政策》中认为，可以用环境人类学的术语把这些方法全部囊括在内。环境人类学比生态人类学的内容更加宽泛，生态人类学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人类学研究，是一种描述包含人群在内的简单的生态系统的田野研究，生态人类学经常研究的是只有几百人的村庄或者社区[10]。事实上，该书的作者并没有试图给环境人类学下定义，在她看来，凡是涉及到环境问题的都可以理解成环境人类学，相较而言，传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围显然要较窄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说，新起的环境人类学显然是传统生态人类学的展拓与延伸，也是传统生态人类学的现代化新面孔。

四、余论

前面谈到，为了回应环境决定论，人类学家提出环境可能论、文化相对论等，进而发展成文化生态学。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的主要刊物《美国人类学家》召开了两场关于生态和文化的会议，此后生态学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其中，斯图尔特的“多元进化”的方法与“文化生态学”紧密相连，这种方法适用于考察文化对所处环境的适应，也有助于探讨社会组织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斯图尔特的创意在于，通过生态的视角，而不是在封闭的社会内，就文化去探讨文化，而是从更多的并存系统去展开有效的人与自然关系分析[11]。因此，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能提供一个现实的、有行为导向的和系统论的方法，以便于有助解决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各种问题，还可以直接处理有关环境变化的专门问题。

然而，在人类学中引入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也可能派生许多问题，必然导致生态学方法的许多优点可能会在引进的过程中被丢失。对此，维达与麦克凯（Vayda&McCay）于1975年撰写的《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新方向》一书中，就论及如下四个对早期生态人类学的批判。它们是：过度强调能量的作用、缺乏解释文化现象的能力、迷恋静态平衡以及没有明晰的分析单位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质疑早期生态人类学以平衡为中心的观点。指责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只重视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或者只关注人口与环境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消极反馈”，因而忽视了非自我平衡的变化、系统的扰乱，以及人群与环境之间“非平衡”的关系等；二是指责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无法解释诸如冬季赠礼习俗的生态意义，也无法解释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三是批判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过分偏好食物、能源流动研究，嘲笑他们是一批对热能着了魔，进而把“营养简化化”；四是指责他们的研究对分析单位要么没选好，要么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为此，该书认为，针对环境问题和人们为此而做出的应对，理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新问题：一是关注能源利用以外的环境危险问题，哪怕是那些可能危及环境的其他问题也必须关注；二是需要明确界定危险的程度、持续时间、新奇程度，以及人们做出反馈的时间，还要关注其他特点之间的可能联系；三是放弃平衡为中心的观点，探寻与平衡有关的变化；四是不仅要研究群体，而且还要研究个体是如何应对风险的[12]。

接受了人们对自己的批评后，生态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历史过程的考察。然而，困难在于，尽管生态人类学家积极的借鉴生态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丰富了这门学科的内涵，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但另一方面，这种对其他学科的刻意仿效，也导致了生态人类学理论架构细碎化的危险，把它变成了一系列过于专业化的研究圈子，从而失去了关怀人类社会本质的人类学学科特点。在这里，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多样化虽然涌现出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也可能会导致类似成果之间失去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对这个领域内理论问题和复杂历史的研究始终是一项迫切的任务[13]。

基于以上对生态人类学的介绍，读者可以看到，生态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在短短几十年迭经变化，其变化的直接原因往往是理论经不住实际生活案例的考验。笔者认为，缺乏对过去自然环境变化过程及规律的认识是造成理论流变的根本原因之一。生态人类学家在还没有弄明白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就发展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其结果必然经不住历史和现实的考验。所以，理清过去的环境变迁过程十分必要，有了变化的过程，再研究变化的原因，总结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孕育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无疑这需要历史地理、环境史学者和生态人类学者的协同努力。

此外，生态人类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每个时期都是对前一个时期理论和方法的修正和补充，这是一切科学进步的必然表现，但造成频繁变化的原因还在于它缺乏明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过这个目的正逐渐变得清晰，“意在通过协调多学科的研究，结合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以超越我们自身领域的研究，恢复人类学的整体论研究；使当地人群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以便解释传统环境知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寻求历史时期人们管理环境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普及到地方、地区和全球政策的层面，务使这样的政策能够影响到各个团体。”[14]有了这一清晰的目标，不论是采取生态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或者其他学科的方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能通过整体的、系统性的研究才能达到上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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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Eco-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N Zhao-qing

（History & Geography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and 1970s， eco-anthropology was defined as a sub-disciplin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ttracting attentions increasingly. In the 1980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its research， some scholars divided the discipline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ere cultural ecology proposed by Julian Stewart and cultural evolution by Lester Wright， who tried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of culture in concern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he second stage was the forming of the argument of neo-evolutionism and neo-functionalism，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systemism and absorbed the new concepts of dynamic equilibrium， enriching the theories of eco-anthropology； in respons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neo-evolutionism and neo-functionalism， 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arly studies by Steward and White，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processual eco-anthropology，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hird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anthropology. From the 1990s，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more positive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ave been further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f eco-anthropology， leading to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ew-bor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is the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eco-anthropology as well as a trend of traditional eco-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y； cultural evolution； processual；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