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研究理路

【主编手记】

对一个文明远古史的研究涉及这个文明的起源，这个文明的根。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但若问起“我中华之发祥地何在？”这个与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息息相关的问题，却言人人殊，淮阳宛丘说有之，天水成纪说有之，西部昆仑山说有之，更有干脆不再探究唯一源头，提出“中华文明多源说”者。在此乱局之中，个别地方政府趁机造势，斥巨资将自己包装成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上演了许多闹剧。造成这一系列乱象，自有地方本位主义的狭隘心理作祟，然而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中华远古史的研究理路存在相当程度的缺陷。

理路乃学术之血脉，血脉不通，则学术危矣！有鉴于此，我《国学》杂志经反复甄选，精心审校，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研究所华仁葵教授的这篇力作。在本文中，作者对远古史研究界存在的问题作了入木三分而又理性客观的剖析，并一一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说，这是一份对远古史研究学界卓有见地的诊断书。又如一剂猛药，祛除学界的沉疴。

学界以外的读者朋友读本文亦将获得石破天惊之震撼——因为在本文中，华教授并非仅仅提出自己的研究理路，还自觉而严肃地运用这一理路，有力地回答了这篇手记开头的问题——我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就在王屋山区昆仑（húnlún）丘！

当然，华教授的结论也属一家之言，但是，在如许严谨的理路下得出的一家之言，是绝对值得被关注、被探讨的。小小的手记无法将原文的魅力传达万一，那就闲言少叙，进入正文吧！

任一古老民族都有文明发祥地，为何我中华民族不知其所宗？任一文化皆有原创地，为何我中华文字、中华易道不知其本原、本义？《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一段记载给出了答案：“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意思是从颛顼起古事便不能记而只能记近事。为何“不能纪远”呢？文献记载：“轩辕战涿鹿，杀两暤、蚩尤而为帝”（西汉·桓宽《盐铁论·结和》）“上帝（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这两段记载反映的是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三场部落大战之后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梗概如下：

炎黄时代，炎帝、蚩尤、共工部落不服黄帝、颛顼，爆发了炎黄、蚩黄、共颛三场战争。占据天下之中王屋昆仑丘的黄帝、颛顼战胜各自对手后采取了三项强力措施以巩固统治：驱杀蚩尤、太皞、少皞部落后裔出昆仑丘；从颛顼起，禁止使用原太皞、蚩尤、少皞部落的龙、火、鸟（凤凰）图腾标志（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的起源》）；“不能（不准）纪远”，即古史，“乃纪于近”，即黄帝、颛顼的史事。

以上三项强力政治措施是黄帝以前的中华远古历史、远古文化很少见诸《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正史的历史原因，也是中华初创文明及中华文明发祥地失落的直接原因。

不过，所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这一强制措施只限制了史官们追记黄帝之前的远古史，即只能限制官修正史，却限制不了广大民间对远古史、远古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故直到今天，虽然在中国正史中很难见到黄帝以前的远古帝王史，但在许多野史中却大量记录着从有巢、燧人，尤其从伏羲至炎黄、尧舜年间百有余代古帝王，自公元前六千多年至前两千多年的近四千年间始终都立都并归藏于王屋山区昆仑丘。

黄帝“驱杀蚩尤两皞部落后裔出昆仑”和“颛顼绝地天通”给中华远古史、远古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华远古史的失落是世界史上最重大的历史失落事件，也是导致当今文史界讹传中华民族多源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说、三千年说、两千年说等等的历史原因。

显然，“中华民族多源说”有悖逻辑，有悖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产生“多源说”这类逻辑悖谬，除远古文化失落太久外，我国文史界研究远古文史的思想路线存在某些误区也许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中华远古文化和对中华初创文明的正确认识，同时也误导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以下就中华远古史研究中十个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同时提出一些另类的研究理路，供国学研究者参考，诚请批评指正。

1、关于远古史研究之析理、考据、修文

研究、复原已失落的远古文化，通常必须一阐析义理，二据典考证，三修辞文章。析理、考据缺一不可，缺则无理无据。又若缺失先期之义理分析，则后期考证（包括考古挖掘）将盲无目的。当前的所谓“抢救性发掘”多属缺失前期义理分析而采取的被动措施，常常落在盗墓者之后，致使历史文物惨遭盗挖。国人不希望被动地“抢救性发掘”，而希望文物部门积极、主动地做好科学的前期义理分析，进而实施目标明确的考古挖掘。

限于时代局限性，我国早期修史，包括《尚书》《左传》《史记》等在内，通常仅有文章而缺析理且无考据，由此给后世识别记史之真伪留下诸多悬疑。这是许多失落了的文化至今难以寻找的原因之一。

按人类认知规律，应先据文献记录和历史传说认真分析所指事物、事件存在和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与机理过程，尔后方可有目的地作考证（包括考古挖掘），最后据分析、考证的结果修辞章。不应该不加分析地、盲目地乱挖乱掘，更不应该不加分析，不作考证便妄下结论。

例一，明中期有道士赵撝谦者，既没分析义理，又没作考证便在其《六书本义》中轻言传说于远古的太极图是“阴阳鱼式太极图”。赵撝谦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湮没了中华文明八千年的代表性文化——天地双龙太极图。

例二，同样，明中后期的王圻把先秦昆仑（Húnlún）丘与汉后昆仑（Kūnlún）山混为一山，仅凭意想便在其《三才图会》中编造龙首在昆仑山（藏疆青）的中国“三大干龙”，从而湮没了真正的昆仑（Húnlún）神龙。

例三，西汉易学家焦延寿没析义理，没作考证，仅凭“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便在其《焦氏易林》中提出“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二十字黄帝故里说。后世又据焦氏之说在新郑一带附会出“三爪金龙”“少典坟”“轩辕丘”“西泰山”“风后岭”“具茨山”“嫘祖洞”等等所谓“黄帝遗址、遗迹”。其实，就中无有一物为本真。

例四，有学者不做原理分析，便修文曰：“公元前7713年伏羲女娲迁居王屋山，乘弇兹梭罗天表，是年正月二十日（或二十三日）又恰值日全蚀、月全蚀同时发生，天地黑暗，万民皆惧，女娲认为是天道不满，于是登王屋山……设坛祭天，采……五色石‘布天’……同时颁布岁末5日补天历，……遂以女娲补天成功”的所谓“女娲补天新说”（《三皇五帝时代》），这明显是非科学的。

类似上述四例没析义理，没作考证便一言误天下者甚多。于是历主江宁、扬州等书院四十年的姚鼐先生便在《述庵文钞序》中提请做学问者曰：“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一当辨析义理，便能明了当年是“伏羲推演天地双龙太极图”；闻名古今中外的天中地中昆仑丘是龙的化身（原型）；黄帝故里不在新郑；黄帝墓不在陕西桥山、河南灵宝、北京平谷。据古文字、古文献和地图遥感图像解读，并经现场考证，黄帝墓在王屋山区昆仑丘峤山轩辕台，至今黄帝墓、祭天宰牲池犹在，且古本《史记》所记为“黄帝崩，葬峤山”，而非“黄帝崩，葬桥山”；伏羲女娲再神圣，日全食、月全食也不会发生在同一天；龙与昆仑丘、太极图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2、远古文化中的神话与史实

远古时代，颛顼绝地天通，驱杀蚩尤、两皞后裔出昆仑，是中华远古史失落的直接原因。同时，其时无文字载体可以留世，远古文史多靠口耳相传留存于世，直至周代以后方有文人陆续将其记录成书，后世将其中大部分文史称做野史或民间传说。又因这些口耳相传的野史或民间传说很难验证其真实性，于是又把这些本是真实的文、史误当成或讹变为神话，或多以神话的形式表述。

因此说，所谓远古神话大多是远古文化、历史的神化，远古神话中包含着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今天的人们研究远古文、史，切忌不分是非、不做考证地把远古神话一概看成“传通神话”，而应善于透过“神话”发现真实的历史。

例一，昆仑丘，长期来人们都以为是虚构于古时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的神话、仙话世界。因此，深藏在昆仑丘的中华民族伟大文明被湮没了几千年之久。今天，国人可以自豪地说，昆仑丘是开创八千年中华文明的正宗源头。

例二，西王母，几千年来几乎成了中国神话中的代表人物。说她穴居昆仑，状如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实际上，西王母确有其人，即羲王之母亲。真实的羲王母后半生的确穴居昆仑丘圣王坪南门一带，因南门有一尊“豹尾虎齿状如人”或“身大类虎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的象形残岩，所以道界把“东向立昆仑南门人面虎身”的“开明兽”神化为穴居昆仑南门羲王母的化身。

又因昆仑丘位于天台山西北十多千米，所以颛顼“绝地天通”以后，道界又据方位、取谐音把“豹尾虎齿”的羲王母二次神化为西王母。西王母神话由此而来。

西王母神话是后世讹传“昆仑西北说”或“昆仑西亚说”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解读远古神话，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是多么重要。其实，中原的昆仑发音为“Húnlún”，而西亚巴比伦的所谓“昆仑”发音为“Khursag Kurkura”，明显是西汉以后（Kūnlún）的转音。

例三，以神龙为核心的龙、麟、凤、龟“四灵兽”，以前多被认为是古人虚拟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实际上，“四灵兽”是生活在昆仑丘一带的远古部落以昆仑神龙为核心的部落图腾的原型山体，是中华文明初创时期包括开创大道文化、风水文化在内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寄托。这些龙、麟、凤、龟原型山体至今仍屹立在王屋山区。

例四，“绝地天通”，本是真实发生在颛顼时代昆仑丘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从燧人氏、伏羲氏到连山氏、轩辕氏三千多年间的许多中华远古文化皆因“绝地天通”而遭湮没。直至今日，学界仍误以神话论处“绝地天通”，以致于今天在昆仑丘仍深埋着发生在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不为人知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如今，在昆仑丘仍存有被颛顼之孙重、黎拆毁的祭天台、宰牲池等“绝地天通”遗迹。

3、远古史研究必须重初、重原、重物

我国文史界通常把古代文化划分为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又称扩散文化）两类。毋庸置疑，原创文化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绝地天通”后，随着太皞、少皞、蚩尤部落后裔被迫逃离昆仑丘（又称宛丘），原创于远古时期昆仑丘的许多文化亦随之转移、扩散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面八方。

思乡之情促使这些远离昆仑丘的夷戎蛮狄部落民众在被迁徙地仿照昆仑丘（宛丘）形状堆筑“宛丘”，建祭祀伏羲、女娲的神庙，并一代代传颂原创于昆仑丘的如龙虎凤龟四灵兽、羲王母华虚氏、天中地中、龙身人首伏羲女娲、太极八卦、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等等有趣的故事。这些就称作转移文化。

尽管转移文化是原创文化的复制，但因原创地与被转移地之间在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所以今人若把被转移地误当成原创地并以被转移地的时空环境解读原创文化则必然导致误解误读。而实际上，这种“误当成”或“误解读”几乎充斥我国对远古文化认识的全部。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不知其发祥地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解读和认识原创于远古的文化呢？中国道家提出解读和认识原创文化的“三重”原则：重初、重原、重物。兹举数例：

例一，距今八千年前的伏羲决不可能葬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才开始有人类活动的淮阳。所谓淮阳伏羲陵、淮阳宛丘等只不过是“绝地天通”后东迁的太皞部落后裔中定居在淮阳的一支，因怀念其先皇先祖而追附追建的纪念性建筑物。这种后世所追建的建筑物和转借他地的地名不能作为“伏羲都陈，陈有宛丘，宛丘在淮阳”的直接证据。本初的宛丘不在淮阳，而在昆仑丘北部圣王坪。伏羲墓在圣王坪鼎湖北侧高台，后世称其谓伏羲台。墓，远古时称台。伏羲台周边还有帝尧、帝喾、帝丹朱、帝舜等群帝、众帝之台（《山海经·海内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

同样，追建于汉、晋、南北朝时的天水成纪城、女娲庙等也不能作为伏羲故里在天水的证据。本初伏羲故里也在昆仑丘西侧凤凰台北之鳌背山南坡岩洞岩龛式村落成己（成纪）。古时风、凤同音同字同义同源，所以伏羲因凤姓风。至今凤凰台北仍有伏羲、女娲及其母亲华虚氏居住过的洞穴式村落。

例二，天中地中，本是流传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原始宇宙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大概意思是，人们看到昆仑丘与北斗七星形同龙，古称北斗为天龙，昆仑为地龙；北斗天龙绕天极旋转永不落入地平线下，周天星河皆围绕其旋转，故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里是天之中，是天帝所居，昆仑是地中，是帝王所居。天中地中观念由此而来。故西周前，道界已封昆仑为中岳（《道经》）。

出于皇权政治的需要，汉武帝、汉宣帝封嵩山为中岳；唐明皇李隆基又竭力宣扬嵩山南告成为周公测景处，是天中地中。直到现在，国人仍误以为嵩山是“天地之中”，这明显是扭曲了天中地中观念产生的机理及其原始本义。其实西汉前，嵩山既不闻名也非中岳，且其根本不具备能被称为天中地中的天象地形。

伏羲王都、伏羲墓淮阳说和对天中地中观念的曲解，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原始文化的根基。可见，远古文史研究必须强调遵循重初、重原、重物原则，切忌混淆、颠倒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的主从关系。

4、首批象形文字蕴藏真实的远古信息

中国象形文字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虽然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墟中刻于甲骨上的象形文字，但首批象形文字必定原创于商代前不知多少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只因当时的文字载体很难留存至今，或尚未被人发现，人们才误以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首批象形文字的创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首批象形文字是在何时何地创造产生的？

《说文·叙》记：“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其中指事字和象形字为创字之初的独体字。形声字和会意字多为后期的组合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则纯属文字高度成熟后的产物。由上可见，首批象形文字必然是独体的象形、指事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字原象形”。

此外，由象形、指示而引申出“字原应时”，即文字的创生必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应。比如人类不会酿酒就造不出“酒”字，也造不出以酒祭天之壇的“壇”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字原应时”。按此便可据象形文字推知其时代特征。

于是“字原象形”、“字原应时”便成为创字、解字的两条准则。这也就是说首批象形文字的字形、字义必反映创字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创字时期的时代背景。因此，解析首批象形文字便可以认识中华民族远古文史。以下谨举“中华”、“太皞”、“昆仑”、“宛丘”、“王屋”等与昆仑丘、伏羲有关的例子证明中华首批象形文字必定原创于伏羲时代昆仑丘。并以此表明远古文史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探源一定要重初、重原、重物，不应人为设障封顶于“黄帝”和“苍颉造字”。

例一，中华。象形文字“中”（ ），意为在天地之中、四方地域之中、部落联盟之中树立徽帜；“华”（ ），意为在天地中央大花园中心高台以美丽下垂的花朵祭祀上天。中华，意为和美虔诚地生活在天地中央大花园里的部落。

昆仑丘是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天地之中——“昆仑，虚四方”（《山海经·海外南经》）。据考，昆仑丘是有巢、燧人、伏羲至炎黄、尧舜近四千年的远古，一年三期几十亿株鲜花缀满昆仑悬圃，美艳绝伦。从伏羲到黄帝三千年间昆仑丘始终是帝王祭天祈年的神圣道场，是百余代中华远古帝王的归藏圣地。可见，“中华”二字所需的创字环境与昆仑丘的时空背景完全相符。所以伏羲时代昆仑丘无疑是象形文字“中华”二字的原创地，中华民族亦由八千年前天中地中昆仑丘一路走来，直到永远。

“中华”并非“古代华夏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以其在四方之中因称之为中华。”（《汉语大词典·中华》）亦非“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在四夷之中，后世应称其为中华。”（《辞海》）更非“日华”“光华”“荣华”“日华”等等“三代”后的引申义、联想义。

例二，太皞。太，古文“ ”由“ ”简化而来。本义为洗浴、淅涧、淘洗，又引申为大、极；皞，左“白”（ ）为向神祖祷告，上“白”（ ）为进献神祖的白米粒，下“夲”（ ）为持禾向神祖进献新禾，上下拜祭祷告，祈求神祖保佑丰收、平安。皋，意在郊野水边高地持禾举行祭祀祷告活动；皞，会进献白米、新禾祷告神祖以保佑平安、丰收之意。太皞，即在广大、圣洁之水边高地以白米、新禾进献祭告神祖，祈告年丰平安的部落。

昆仑北部圣王坪，广大无边，位天地中；滂沱大雨经“三百六十个老龙洞”将圣王坪淅涧、淘洗得清净圣洁；伏羲后至尧舜近四千年间的“众帝”“群帝”（《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内北经》）年年在圣洁的昆仑北圣王坪水边高台手持新禾进献白米粒祭祀上天和圣帝伏羲，祷告神祖护佑天下子民。因此说天地之中昆仑圣王坪无疑是伏羲创建的太皞部落的中心，也是“太皞”二字的原创地。

由“太皞”二字的出处可以知道，太皞部落是极其虔诚而善良的部落，所以深受周边其他部落的敬仰与向往。“近者阅，远者来”，最终发展壮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前身——太皞部落联盟。

与昆仑丘、宛丘本乃一地双名一样，中华与太皞亦是伏羲所建部落联盟的双名。类似中国人多有乳名、大名，太皞近乎乳名而中华近乎大名。故当时多称之为太皞，其后多称之为中华。

例三，昆仑。因昆仑文化的过早失落，所以“昆”字的发音、义理、字形已经讹变。

据《康熙字典·昆》、《中华大词典·昆》和《辞海·昆》，“昆”有三音九义：昆（kūn），同也，后也，兄也，明也，群也，山也；昆（hún），通“浑”，部落名——昆仑，即浑伦；昆（hùn），混也，《太玄·昆》：“昆于黑，不知白。”

昆（ ），出土甲骨文中未见此字，仅见于金文、篆文。“从日，从比，会太阳为天下人所共有之意”（《汉字源流字典·昆》）。析形是就篆文所作的解说，并非原始本字本义。“昆，通浑，通混”（《汉语大词典·昆》），本义为天地未开辟前的昆（混）然一体，昆（混、浑）昆沌沌。

据《先秦昆仑地望考》（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15期.2007）和《伏羲王都山西阳城昆仑丘考证》（山西文献77期.2001）研究，早在原始时期，昆仑丘已名扬天下，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包括伏羲在内的百余代古帝王都立都归藏于昆仑丘。故昆仑两字早在伏羲时代的昆仑丘已经创生，其字形、字构、字义、发音皆与昆仑丘自然环境相符。请看“昆”字初始本形（ ），从日，从丘，会天地昆（混）一，混混沌沌。因混流之水发出（húnhún）声，故“昆”字发音“hún”。

仑，繁体侖，甲文（ ），从亼，表聚集，从册，编竹简，会集合简牍编排次序之意。本义为编排完整，有次序条理，喻指天地开辟有次序条理。此“侖”之一解。

然简牍乃春秋时方有之，故此解并不能证明“侖”字原创于远古。于是又提出“侖”字远古解。

甲文“侖”（ ）与甲文“龠”（ ）形同义近，疑“龠”乃“侖”之本字。龠，象编管组成的排箫形，中有多孔，上有吹口。侖，或象琴瑟形，或象排箫形。故侖字本义为手拨琴瑟或口吹排箫，乐声和谐。喻指天地开辟，有次序条理，天瑞人和。

如上，“昆仑”当解读为“天地由混沌未分到天地剖分、伦理有序”。昆仑丘，是伏羲（、元始天尊的原型）“剖分天地、析理万物”的场所。

古书载，伏羲造琴瑟。琴瑟、笛箫是象形文字“侖”、“龠”、“和”等字的原型；远古时又传昆仑丘是神、人通天达地的天梯，是开天辟地后的中央天柱，人们顺“丨”（棍，天柱）可“若囱（管通）而上行，若棍（柱通）而下退”。可见，伏羲创制琴瑟、笛箫之时之地，开天之天柱昆仑丘无疑是“昆仑”二字的创生地。

例四，宛丘。《诗经·陈风》有注曰：“陈者，太皞宓羲之墟。”《左传》：“陈，太皞之墟也。”《尔雅·释丘》：“丘上有丘，为宛丘。陈有宛丘。”那么陈地宛丘在哪儿？这很简单，按图索骥地解读并对照宛丘二字的创字环境，就能找到真实的宛丘。

宛，从宀（房屋），从夕巳（表屈曲），会宫室回环盘曲。引申为凹入。《诗·陈风·宛丘》：“宛丘之上兮”。毛传：“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尔雅·释丘》：“丘上有丘，为宛丘。”

丘，甲骨文（ ），像古人穴居的废窑包形。既表示废墟，又表示土山。《说文·丘》：“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帮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

归纳“宛”“丘”本义：

1）宫室回环盘曲；

2）四方高中央下；

3）丘上有丘；

4）似古人穴居废窑包；

5）非人为堆积的土山；

6）人居丘东南。

宛丘所有的标志性特征皆与昆仑丘相符：

1）昆仑丘北部的圣王坪内部系纵横交错、回环盘曲的喀斯特溶洞群。“昆仑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博物志·地理略》）；

2）圣王坪是典型的四方高中央下的喀斯特陷落洼地；

3）昆仑丘为著名的“增（层）城九重”（《楚辞·天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三成（重、层）为昆仑丘”（《尔雅·释丘》）；

4）昆仑丘周边及其顶面有数不清的古人穴居的废窑包，八千年前伏羲时代太皞部落先民都居住在圣王坪周边尤其东南的岩洞岩龛之内；

5）昆仑丘是一座高一千七百多米的非人为堆积的天然“土”山；

6）自古便传说“人居在昆仑南，逝葬在昆仑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说文·丘部》）。

上述“宛丘”所有重要的标志性特征皆与昆仑丘一致，而与“淮阳宛丘”丝毫不相符。所以说“宛丘”二字无疑原创于八千年前伏羲时代的昆仑丘，也表明昆仑丘就是伏羲王都宛丘。宛丘与昆仑丘乃一地双名。前文已讨论过，之所以把宛丘硬安到淮阳，只不过是一次历史误会，混淆、颠倒了原创文化与转移文化的关系。

例五，王屋。有称因“天台（坛）山山形如王者车盖，故名王屋”。这不确切，因创“王”“屋”二字时，王者尚无车盖。那么“王屋”二字到底于何时何地创生？

甲骨文“王”有两解：一解为下砍的大斧（ ），象征权力，最高统治者。此解明显出自阶级社会之后，而非“王”字原创本义；二由孔子解为“一贯三为王”，并由董仲舒详释为“上横为天，下横为地，中横为人，而参通天地人者谓之王”。故《说文·王部》谓：“王，天下所归往也”。此解方为王之原始本义。“王”字充分体现出伏羲时代敬天勤民的时代特征。

中华先民以天中地中昆仑为能通天达地的天柱。《淮南子·墬形训》：“昆仑，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论衡·道虚》：“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古来皆谓唯于天柱昆仑方可“参通天地人者”，且道界称“百王先”伏羲于昆仑“王天下”百有余年（《遁甲开山图》），故象形文字“王”字无疑原创于伏羲时代的昆仑丘。

古文“屋”（ ），象远古半地下穴居上面层草覆盖的顶部之形，下从至，会人所至止。原始时期既无后世屋宇又无后世车驾，可见，“屋”并非造字于后世之屋宇，更非造字于车盖，而是创字于远古穴居、龛居时代。

伏羲在昆仑“王天下”时凡居平地多为穴居、山崖多为龛居，顶覆盖层草以防风雨、防寒暑、防蚊虫、防兽害。远古先民于昆仑的龛居村落至今犹存。足见“屋”字无疑原创于伏羲时代的昆仑。故王屋山是指原始帝王穴居、龛居之山，非指“山形如王者车盖”。

从以上所举十个象形文字已可见，中华民族首批象形文字中的若干文字皆原创于昆仑丘，原创于伏羲时代。同时，首批象形文字多与祭祀、和谐大同社会、原始宇宙观、原始人居环境、象形山体有关。表明“字原象形、字原应时”的确是创生、解析象形文字的重要原则与理路；首批象形文字决非原创于黄帝时代的河南新郑；象形文字的确是解读远古文史乃至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信息源；当年并非闭门造字，今日亦不能闭门解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