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股东价值创造能力研究

时间:2022-06-24 05:57:38

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股东价值创造能力研究

摘要:基于对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内在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保费收入、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对比重以及流入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其次,经营绩效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结构和组织管理上更加规范,经营绩效较好;再次,不适合用ROE来衡量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而经过单位化后的EVA per Capital比单纯使用能更好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绩效;最后,3家上市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绩效不会显著增加股东财富,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公司暴露的非系统风险,却可以显著地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超额收益。

关 键 词:保费收入;经营绩效;经济附加值;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22-06

一、引言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中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与国外都存在巨大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险业也随之迅速发展。保险业的发展依赖于保险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不断增加的保费收入方面。但是,随着保险公司的股权改革,投保人和投资者不再仅仅关注保险公司的规模及其业务的发展,也开始关注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

评价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通过市场博弈进行市场定价。但是,现阶段我国只有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3家保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其他保险公司仍属于非上市公司。因此,如何评估这3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以及利用这3家上市公司获取的市场信息来评估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绩效,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中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经营绩效与价值创造的内在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是否存在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保费收入增长率。如果保费收入增长较快的公司同样具有较高的EVA(经济附加值),那么保费收入增长率和EVA都可以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第二个问题是最大化诸如EVA这类经营绩效评估指标能否使股东财富最大化?换句话说,是否因为较高的保费收入增长率以及正的EVA,就会增加对保险业进行股权投资的风险补偿率?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公司利润是销售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因为成本不仅仅是产品的制造成本,还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经营管理成本,所以,销售收入增长的速度与利润增长的速度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经营绩效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正相关的,因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流动资金充裕,必然会增加产量、扩展业务。但是,经营规模的扩大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甚至会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绩效。事实上,对公司经营绩效的考量,更多的是对管理层对现金流和成本控制能力的衡量。对销售收入增长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可以明确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是属于粗放型还是属于集约型,即是侧重于通过销售收入的增长以获取利润,还是侧重于控制成本以获取利润。

由于管理层与股东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成本问题。经营绩效的衡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管理层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能力,即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或者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绝大多数公司都会使用各种财务指标来反映公司的经营目标,而最常用的指标包括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净利润率,以及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报酬率(ROE)等;这些指标从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营者的薪酬激励机制是与经营者是否达到公司经营目标相联系的,而这些指标正好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目标,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管理层的管理效率和经营业绩。但是,由于忽略了资本成本,这些传统的指标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即它们缺乏一种规范的机制用于确定是否达到了经营目标,也即是否为股东创造了财富。

美国斯特恩•斯图尔特(Stern Stewart)咨询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绩效衡量指标,即经济附加值(EVA)。EVA的衡量方法与净现值理论密切相关。EVA是减去所有可确定的成本后的净收益,包括股权资本等机会成本。Brighan和Gapenski(1997)指出,会计上的净收益从经济概念上讲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在计算会计上的净收益时,没有扣减股权资本成本。而EVA克服了会计制度的这一缺陷,可以衡量公司的真实利润。[1]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与资本成本,因为EVA考虑了包括股权资本在内的投资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讲,EVA是与股东财富创造直接相关联的绩效指标。Stewart(1994)指出,将EVA作为财务绩效指标使用,则可以作为如何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依据。[2]因此,EVA的衡量方法是评估绩效、确定战略目标、项目评估和确定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

Lehn和Makhijia(1996)的研究表明,EVA与股价的市场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EVA作为绩效衡量指标的有效性。[3]Grant(1996)指出,EVA显著地影响了公司的市场附加值(MVA),这种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源于公司正的资本收益率。[4]Peterson和R.Peterson(1996)指出,与传统绩效指标相比,附加值指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更密切。[5]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余劲松(2005)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1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无论是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还是偿付能力,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都存在较大的差距。[6]杨波、李庆霞(2005)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0-2003年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的总体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各财险公司经营绩效差别并不显著。[7]王攀(2005)较早地探讨了如何将EVA引入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提出经营管理应以价值为核心,提高企业效益。[8]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Panel数据处理方法,引入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三、保费收入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分两步研究保费收入增长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首先,将样本公司分别按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的升序进行四分位分组,检验几种经营绩效衡量指标的无条件分布。然后,使用样本数据,估计保险公司绩效的多变量回归模型。

本文在用传统的ROA和ROE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指标的同时,也将采用基于公司价值的EVA和EVA per Capital(单位资本经济附加值)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数为非上市公司,因此,本文不考虑保险公司的MVA(市场附加值)。

EVA强调的是资本成本及其重要性,其定义为:

EVA=NOPAT-COC=NOPAT-WACC×TCA(1)

其中,NOPAT为税后净营业利润,即公司的销售收入减去除利息支出以外的全部经营成本和费用(包括所得税费用)后的净额;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COC为资本成本;TCA为资本总额,是公司的全部资产减去商业信用债后的净值。

计算EVA的关键是获取保险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其难点是保险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的计算。由于非上市公司没有上市交易的股票,不能通过估算?茁系数的历史值来代替下一时期的?茁值,也不能用回归分析法估测?茁值从而获取股权资本成本,所以就不可能直接计算出非上市公司的WACC。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引入杜江、赵昌文、谢志超(2005)所采用的相对估价法的分析方法,[9]将上市的3家保险公司作为可比公司,将非上市保险公司作为评估的目标公司。先计算出3家上市公司的WACC,再采用相对估价法,用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资本总额乘以上市保险公司的WACC,从而获得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

(二)实证分析

1.数据

由于我国的保险公司数量较少,并且成立时间不长,因此本文将主要采用2003年和2004年绝大多数中国保险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从样本中排除了2003年和2004年新成立的保险公司。由于总体样本较少,而且时间存续期较短,无法进行Panel数据分析,因此本文仅将两年中的中国保险公司样本合并为一个截面数据样本(共计57个样本数据),进行截面数据分析。本文所需的非上市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等3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公布的季报或年报,上市公司的市场交易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网(cn.finance.省略)的香港股市行情报价数据系统。

2.单变量分析

本文根据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对保险公司进行排序,排在前25%的公司为第一组,称之为第1四分位组(Q1);排在第二个25%的公司为第二组,称之为第2四分位组(Q2);然后依次为第3四分位组(Q3)和第4四分位组(Q4)。针对各分位组的公司,分别求其绩效衡量指标的均值,然后观察均值是否按分位组的顺序逐渐增大,从而确定保费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与绩效衡量指标是否正相关。

表1是根据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对所有公司样本进行分组后的统计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1)在所有公司以及各个分位组公司中,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四个绩效衡量指标的均值均为负值。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2003年和2004年我国保险公司大多数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值造成的。(2)保费收入增长率(或净利润增长率)的大小与经营绩效的好坏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如第4四分位组的公司增长率最大,但所对应的绩效衡量指标的值都不是最大值;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增长率是最小的,但相对于其他分位组的公司,其4个绩效指标都表现较好。(3)4个绩效衡量指标所表现出的信息也不尽相同,2个传统绩效指标(ROA和ROE)和EVA per Capital表明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经营绩效最好,但第1四分位组的公司EVA值却最小。由于EVA是一个绝对值,所以在与传统绩效指标进行比较时,本文认为用EVA per Capital更恰当。

3.多元回归分析

多变量分析可与单变量分析的结果相互印证,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保费收入增长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进行分析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PM=某种经营绩效衡量指标,在此本文将选用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滋=回归方程的截距;q=第q四分位组;Dq=根据保险收入增长在第q四分位组中的公司为1,否则为0(q=1,2,3);?啄q=各四分位组的系数,用于衡量在其他因素一定时,各四分位组中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零假设为第1至3四分位组与第4四分位组的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差异,即当q=1,2,3时,?啄q=0;Ci=第i个解释变量;?着=回归残差,本文假设?着是独立的并且分布一致;?茁i=衡量第i个解释变量对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

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绘出公司的特征。为了衡量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使用保费收入增长率作为第1个解释变量。现金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值是公司资产流动性的衡量指标,正如Opler等人(1999)所得出的结论,公司现金的持有量与经营绩效以及对增长机会的投资能力都显著相关。[10]因此本文将公司持有的现金及其有价证券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2个解释变量。同时,本文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公司规模,作为第3个解释变量。净现金流是衡量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由于保险公司财务数据的不足,本文用保费收入和再保险收入所体现的现金流入量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4个解释变量,用于反映现金流入水平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最后,本文将固定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作为第5个解释变量,用于衡量所持有的固定资产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对于货币衡量的变量,诸如现金及有价证券、现金流、固定资产,本文都用其除以净资产价值,以便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这样处理有两个目的:其一,因为公司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其资产(而不是所持有的货币资产)的函数,每单位净资产的货币资产价值比货币资产价值本身更能恰当地对不同公司进行比较;其二,用净资产对各种货币衡量的资产进行标准化,可确保回归方程的残差恒定。因此,我们对回归方程的假设更具合理性,回归结果产生偏离的可能性将减小。

表2所示的是所有公司以及对公司进行分组后,5个解释变量的均值。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四分位组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很大。这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新兴的保险公司在开设后的几年内业务拓展较快;另一方面,因为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的差异性较大,所以本文对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与经验绩效内在关系的研究结果更明确。由于用净资产对现金及等价物、现金流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标准化,所以各四分位组的这3个解释变量的均值差异并不大。

表3是根据两种不同分组方法对4个经营绩效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从对3个虚拟变量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评估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时,对其进行分组是有意义的。对于多数衡量指标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1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与第4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第2四分位组、第3四分位组中的公司与第4四分位组中的公司绩效差异的显著性逐渐降低。

从5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5个解释变量对ROA、EVA和EVA per Capital的回归结果都很好,调整后的R2值在0.4左右,并且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本文设定的5个解释变量无法很好地解释ROE,两种分组方式下的F统计量都不显著。对于其他绩效衡量指标而言,回归结果发现保费收入的增加、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对比重以及流入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无法拒绝系数为零的零假设。然而,从回归结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保费收入增长率并不是影响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保险公司并没有因为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注重对成本的控制,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更侧重于单纯地扩大业务以增加保费收入。同时,我国保险公司的规模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在1%的水平上,其系数显著异于零。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保险公司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完善;相比而言,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结构和组织管理上更加规范。

四、经营绩效与价值创造的相关性分析

经理层使用EVA指标来衡量投资补偿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与股东价值创造如何联系起来呢?借鉴Bacidore等人(1997)的研究结果,[11]本文假定股东的股权投资与用α衡量的超额收益率相关。所谓超额收益率,是相对于股票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而言的,所以本文对超额收益率的研究仅限于3家上市保险公司。当α为正时,股东可获得比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机会成本更高的补偿;相反,当α为负时,股东获得的补偿率不足以弥补承担的风险。因此,本文假设α与EVA正相关。为了检验这种关系,本文应用Bacidore等人(1997)提出的回归模型,并对这个回归方程进行修正,引入了保费收入增长、公司规模和非系统风险。回归方程是对季度Panel数据进行估计,时间为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5年第四季度。回归方程为:

式中,α=超额收益率的一个向量,其中各元素表示在特定季度一家上市保险公司α的估计值;v=α条件均值的估计值,且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用于衡量各上市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浊=回归残差,假设其服从独立一致分布;EVAPC=EVA per Capital,即单位资本的经济附加值;SIZE=保险公司资产总额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公司规模;S.D=估计超额收益率α和?茁系数时,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

对于每个季度的α,本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并用公司的日收益率与恒生指数的日收益率进行估计。然后,用式(3)对α的估计值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的3个解释变量分别为EVA per Capital、资产和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使用EVA per Capital,主要是想确定这一绩效衡量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超额收益率,因为保险公司规模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在此,本文同样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公司规模,研究公司规模与公司价值创造的关系。最后,正如Shun和Srulz(2000)所提出的,公司实际的期权价值与公司具有的非系统风险水平正相关。[12]非系统风险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正系数,意味着股东因承担了公司的非系统风险而获得了一个补偿。这一结论与普遍认同的有效市场是不会为承担非系统风险提供回报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评估公司所具有的特殊(非系统)风险对超额收益率的影响,本文在式(3)的解释变量中加入了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

从表4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很好。在不加权情况下,调整后的R2值为0.8544;在加权情况下,调整后的R2值为0.8222,并且两者的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在3个解释变量中,仅有CAPM回归方程残差的标准差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其他两个变量在通常的水平上都不显著。这说明3家上市保险公司的超额收益率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与3家保险公司分别面临的非系统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就这3家上市的保险公司而论,提高经营绩效并不会必然地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相反,引入风险管理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暴露的非系统风险,可以显著地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超额收益。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经营绩效和为股东创造财富这三者内在关系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

1. 由于2003年和2004年我国保险公司大多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值,所以,本文计算的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按保费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分组后,四个组的绩效指标均值都为负值。这意味着2003年和2004年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整体较差。

2. 保费收入的增加、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对比重和流入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是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因素。由于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还是侧重于扩大业务、增加保费收入,缺乏对成本的控制能力。同时,相比而言,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结构和组织管理上更加规范,经营绩效较好。

3. 在ROA、ROE、EVA和EVA per Capital这4个绩效衡量指标中,ROE不适合用来衡量中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而经过单位化后的EVA per Capital比单纯使用能更好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绩效。

4. 就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人保财险这3家上市的保险公司而言,经营绩效的提高不会显著地增加股东财富;相反,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公司暴露的非系统风险,可以显著地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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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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