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时代下媒介暴力产生的影响及对策

【摘 要】大众媒介是社会的公器，媒介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媒介逼视、人肉搜索等媒介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的安宁，文章将通过电影《白雪公主杀人事件》，对网络传播时代下媒介暴力的含义、产生的影响及如何应对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媒介暴力;媒介逼视;人肉搜索

日本电影《白雪公主杀人事件》是根据日本推理小说家凑佳苗的作品改编，电影讲述了“白雪公主香皂“公司的美貌职员三木典子离奇被害，郁不得志的电视台员工赤星雄志得到与死者共事的大学同学狩野里沙子的关于案情的小道消息，赤星雄志根据猜测以及采访死者的同事，断定凶手就是被害人死后失踪的同事城野美姬。揣测城野美姬是凶手的节目播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空前热议，更加大了社会对杀人案件的高度关注，赤星雄志的工作受到重视与认可，但是城野美姬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处，一时间杀人嫌疑的矛头全部指向她，城野美姬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等个人隐私遭到“人肉搜索”全部曝光。被冤枉陷害的城野美姬在看到铺天盖地的不实报道与指责谩骂后精神崩溃，写下遗书道出事情经过后准备自杀。就在此时，电视上又报道了真正的凶手其实是死者同事狩野里沙子，一时间舆论的导向急转，城野美姬在关键时刻洗刷了冤屈，没有含冤而死，而报道失实的赤星雄志则自食恶果反被推上舆论风口。

电影反应的媒介暴力问题是全球范围的问题，电影中把所有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一起杀人事件的报道，虽然电影的结尾处城野美姬并没有因流言而死，报道失实的赤星雄志也自食恶果，但不实报道带来的怀疑揣测、指责谩骂已经对城野美姬造成了莫大的伤害，随着社会对案件的高度化关注，由此造成的媒介逼视、人肉搜索，更是对其造成了第二次伤害。暴力化的媒介产生了媒介暴力，这种隐形的暴力，会悄无声息的对受害者乃至全社会产生负面效应，其危害性值得我们去关注、深思。

一、媒介暴力的含义

媒介暴力包含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内容暴力”，即指包括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播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另一种含义是指“媒体暴力”，它显著区别于第一种含义，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极易被人们忽视的隐性媒介暴力――“媒体行为本身的暴力”，即媒体利用议程设置和话语霸权造成的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损害。大众传媒利用“把关人”这一特殊地位实现了对话语权的控制，普通民众不通过大众传媒就很难找到表达观点的切口，这就逐渐形成了以传媒尤其是主流传媒对于话语的“极权主义”，在很多时候会体现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文章着重研究第二种“媒介暴力”，据此我们可以将媒介暴力理解为，媒体报道及受媒体报道所影响的大众或网众对媒介报道的事件行为，包括媒介报道过程中对被报道对象的身份、家庭背景、工作情况等隐私的过度曝光，对事件的各种评论、深挖等行为，造成陈力丹教授所说的“媒介逼视”，侵害被报道对象的隐私，对被报道对象造成舆论压力等二次伤害。

二、媒介暴力产生的影响

（一）媒介暴力侵犯受害人隐私对其带来巨大伤害

媒介暴力造成的媒介逼视的主要方式是人肉搜索，这可以和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联系在一起。戈夫曼认为，人的活动分为“前台”和“后台”。媒介报道的事件发生在公共场合，因此属于“前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应当受到公众的谴责。但是在人肉搜索中，当媒体将原本属于“后台”的私人行为，例如生活工作的状况等展示给公众时，这种情境的打破就会使报道个体产生焦虑不安的心理体验。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中，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并且具有“舞台化”效果。电影《白雪公主杀人事件》中被害人死后失踪的城野美姬被认为是杀死死者的嫌疑人，电视台将这种怀疑编录采访成节目播出，造成媒介逼视，继而掀起疯狂的网络“人肉搜索，将城野美姬原本属于“后台”的个人隐私全部暴露在公众之下，造成其精神崩溃想要自杀。这种关乎社会道德的议题很容易形成“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剥夺了阿伦特所谓的“私人拥有的可以藏身的地方”，这种对私人领域的过度侵犯会将被报道者卷入在正常情境中不应该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下。

（二）媒介暴力滥用权力，失去媒体公信力

媒介滥用权力跨过道德界限，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素材或依靠话语权滥用监督职能，将权利触角肆意地伸向私人领域，将个人隐私置于“探照灯”下，呈现出个人信息的公众化，从而达到消遣受众，争夺眼球的目的，不但对被报道者形成本不该有的舆论压力，更会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巨大破坏。电影《白雪公主杀人事件》中，电视台两次针对城野美姬的节目报道均涉及其私生活，尤其以第二次节目报道为甚，节目组为站在舆论制高点，博取受众眼球，不惜挖掘其童年经历，对其贴上“不祥”、“诅咒”的标签哗众取宠。但当真相大白，一切水落石出之时，电视台虽向公众道歉，但电视台俨然已经丧失受众对其的信任，长此以往最终只能丧失权威、信誉和社会影响力，并最终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如何应对媒介暴力

（一）媒介从业者要当好“把关人”

假如电影中电视台职员赤星雄志没有听取大学同学狩野里沙子及死者一干同事的片面主观之词就断定城野美姬是杀人凶手，而是从正规司法机关处获取信息，不追求所谓的“独家新闻”、“内幕消息”，及时在二次报道中摆正舆论态度，那么就不会造成对城野美姬的伤害。赤星雄志报道失实没有肩负起“把关人”的责任，同时反映了其作为媒体人媒介素养的缺失。媒介从业者把握着媒介暴力的源头和渠道，他们的工作态度、专业修养、甚至自身道德水平，都直接影响着媒介暴力的社会控制。因此，大众媒介从业者自身职业道德、专业修养的提升至关重要，应严守媒介自身角色，既不缺席，也不越权。第一，媒介从业者不要被主观的新闻常识、泛滥的感情或道德正义所蒙蔽，而要学会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第二，媒介从业者不要滥用话语权利及其优势，对当事人的报道要守住最后的伦理底线，肩负起“把关人”、“引路人”的责任，不要忽略了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第三，媒介从业者在对事件进行播报的时候，首先应该协调好新闻“真实性”与“时效性”之间的关系，不要盲目追求实效，而忽略了新闻本身深层次的真相。

（二）政府部门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网络

在媒介暴力的社会应对中，政府的行政部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行政部门的措施也许不如立法部门那般立竿见影，但却可以在宏观角度上实现更全面更长远的监管。首先，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切实提高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媒介暴力是全球范围的问题，影片背景的日本社会是大众媒介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形成了较成熟体系：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着力点已经从以前的学校教育转为社会学习，并由此形成一张各社会主体相互协作的媒介素养社会协力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日本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学界、企业界等各个主体共同构筑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实践的“社会行动者网络”。

对日本已经形成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其或是以学校教育以及民间机构等为阵地，如果我们将日本的经验借鉴过来，自下而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中进行启蒙，继而利用民间机构进行普及，让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正确认知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媒介暴力的破坏力就会大幅减弱。其次，政府可以利用新闻规律的相关理论进行媒介监管。根据“二级传播”理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活跃着一群可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人，他们积极地给予社会的其他分子以信息、建议。意见从媒介先到舆论领袖再到受众，舆论领袖在社会传播中起着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政府可以在社会民众中亲自扶持部分舆论领袖，面对媒介暴力的扩散，尤其是在一些突发事件的传播中，能够迅速反应进行相应的舆论引导，积极引入主流话语，利用媒介暴力自身的流通渠道对其进行控制甚至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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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秦培玲（1989- ），女，山东青岛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