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铜镜所见中日文化交融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源远流长。中国用作鉴容的铜镜传入日本，成为其历史上帝王政治、财富、权力的象征。迄今所知，在日本北九洲为中心地域属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两汉时期)出土的中国制铜镜达300面之多；属古坟时代(相当于中国魏晋时期)的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一为中国制造。据《三国志・魏志・倭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遣使来到中国的魏朝，魏明帝曹睿又赠送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此后，日本先后仿制中国汉镜和唐镜。明清之际，中国铜镜业日趋衰退，日本在积淀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创造出有花草、蝴蝶、飞鸟等日本纹样的“和镜”。日本镜工艺精致，镜纹别具特色，传入中国深受欢迎。今对所见江户时代(1603～1867年)流传在中国的日本铜镜试加讨论。

江户铜镜风格式样

今见日本江户时期铜镜，分圆形、带柄及长方形三种。直径7～40厘米不等，以8～18厘米者居多。黄铜者多，青铜镜少。镜体厚度0.2～0.8厘米不等。柄平直，晚期宽短，低窄缘压柄，多数有粟点地纹。纹饰题材以花木为主体，有松、竹、梅、柳，花卉纹有樱花、牡丹、、兰草，与龟、鹤、雀、蝶相组合，取其数种构图，主次分明，疏密有致。这种以洲滨、龟鹤、松竹梅组合的镜纹尚有镰仓时代(1192～1333年)形成的蓬莱纹镜遗风。

江户镜纹富有桃山时代(1573～1615年)田野派画风的紫藤攀缘竹架，花穗悬垂；葡萄架上枝缠叶茂，硕果累累；庭院园艺，坛花簇锦，龟伏碑石，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日本岛国在飞鸟时代受中国六朝佛教影响，大造瓦顶寺院，有天平时代(729～765年)“青瓦奈良城”的壮观景象，江户镜上那种依山傍水，松林处寺院屹立的滨海画面，动静结合，美不胜收。图案状镜纹有叠菱、云纹、桐叶、银杏花叶，变幻莫测。铭文镜稀少，往往用一两个吉祥汉字作镜的主纹，配以不同的景饰纹。已见的有楷书“乾”字樱花纹、篆书“木”字纹、篆书“唐”字云纹、行书“龙虎”二字梅竹纹等。开光(窗)式果形纹内，捶丸图、古松狮子图展现了江户时代“大和魂”精神，不墨守成规，慎独进取，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日本工匠名款的变化

流散在中国的江户时期铜镜上，有工匠铭款者常见，藤原光长、藤原光政款最多。其他还有桥正兴、正重肥后守、藤原吉重、因幡守义信、若狭守、美仙等，多数在铜镜左侧下方直行楷书，个别位右侧或下方。不少在工匠名前冠以“天下一”三字，较完整的铭款如：“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天下一杰村因幡守作”“天下一滕原吉重”“天一川鸿贺子藤原光重来”“原田和泉守藤原金益”等。个别的只有“天下一”三字而无工匠名。

镜铭“天下一”三字的书法有的端正，有的潦草。“天下一”是天下第一名牌的意思，似有商业广告性质，它启用于日本桃山时代，相当于明万历年间。在室町时代晚期，日本战乱，信长、秀吉两人平定战争，统一了日本国，兴建安土、大阪城，起用能工巧匠，对那些有精湛技艺的匠师，赐予“天下一”称号，因此最早镜铭“天下一”者，应在桃山时代的城堡建筑之后，它成为名誉镜的象征，后仿铸者不少。至“天和”二年(1682年，相当于清康熙二十一年)，江户幕府下了一道禁令，不经批准，不得随意将“天下一”三字铸在镜上。到了江户后期，镜匠为了免遭追究和处罚，故将“天下一”三字连在一起书写，蓄意混淆，与禁令前的书写格式截然不同。根据“天下一”的书体大致能推断江户镜的年代迟早。

近几年来日本镜逐渐被收藏者所重视，日镜现代新工艺“江户纹样”的铜镜流入我国，它们工艺精致，纹饰优美，其中不乏有书体工整多达10字以上的工匠铭款，不能等同于桃山时代的天下一工匠名款。

蓬莱纹中“高砂镜”

在江户时期的镜纹中，唯有以松竹梅龟鹤为镜纹的蓬莱纹最为突出，用浅浮雕技法，山崖旁苍松蟠虬曲枝、冠华叶茂，成为镜纹的主体。数枝秀竹挺茎穿松拔地而生，枝叶摇曳；梅树横枝孕蕾，争艳吐芳；溪流处立鹤引颈高歌，与空中翔鹤相呼应，灵龟在涓流中探首张望，生意盎然，镜纹上有“高砂”二字。镜纹蕴涵着中国宋镜上岁寒三友、松鹤延年的思想。日本江户镜上的松针有的呈球团状，有日本大阪松的风格；龟耸耳生毛，超脱了中国传统风格。“高砂镜”改变了桃山时代鹤龟啄口相吻的格调。

“高砂”日文是“风景美丽”之意。日本民众喜爱松，甚至视松为神。在日本的都道府县中，有高知、千叶等十余地均以松为本地的代表树。日本民族有新年之际搭“松门”的习俗，称之谓“迎神”。延至今日，风俗不变。在日本婚俗中，婚礼仪式上，新人、宾客均需食蓬莱纹糕点，以求吉祥祛灾，爱情高洁；在新人饮交杯酒后，须由媒人起唱一首《高砂曲》古谣，祝福新婚夫妇。可见“高砂”寓意深长，备受日本民众欢迎。高砂镜铸量较多，在我国时有所见。

中日铜镜文化交融合壁

近时出现了少数形制风格特殊的铜镜，其共同特征是圆镜宽凹面缘内切弦纹环，印章式镜钮，钮上有中国明式镜工匠名款，呈典型的明镜风格。钮上铭款有“珠珍仰记”“方仲名造”“黄家自造”等，有的字迹模糊，难于辨认，估计远不止这些。然其镜纹不同于中国明清镜。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417图注：“明，黄家造花鸟镜。”主纹一棵苍松蟠虬曲枝，松叶呈球状聚集，松下兰草丛生，岩上立鸟与空中飞鸟相呼应，钮上方有圆形飞鹤“图徽”，浅浮雕工艺。鉴于镜纹风格有异，我在《铜镜珍藏》日本镜鉴赏一文中把它归为日本镜。最近收集到一面有柄低窄缘、粟点地纹的铜镜，镜纹与“黄家造花鸟镜”如同一范所铸，左下方直行铭纹“藤原光长”，呈典型的日本镜风格，乃日本“松兰双鸟镜”。又“海滨胜景镜”，钮名“珠珍仰记”，署“藤原光政作”。这类既有中国明镜形制特点，兼备浅浮雕工艺、粟点地纹、日本镜匠铭款，堪称中日铜镜文化工艺的合璧。这类镜制作工艺良莠悬殊，有的青铜厚重，包浆黑色晶莹，也有为黄铜质的粗犷之作，对它们的产地有不同的理解：1、日本江户镜。理由是镜纹精美，浅浮雕工艺精良，有日本风格，兼备日本工匠铭款，2、中国镜。依据是宽凹面缘，印章式钮铭，有的工艺粗劣，借用江户镜纹样，冒用日本工匠铭款；3、代加工。日本江户之际，铜镜运销中国，日商提供镜图纹样，委托中国铜镜工匠制造所谓的日本江户镜，就地销售，减少了运输成本。对其产地目前难以定论。

图徽字标创新意

在江户时期铜镜上频繁出现有“图徽”“字标”纹样，置于镜的正上方，在凸起的圆环或方格内饰图案样花纹者称“徽”，有文字者称“标”。已见的图徽有叶纹、花朵、飞鹤、松树，形态不尽相同。另见没有环框界的裸叶徽、梅花徽等。字标已见的有“室”“福”“寅”“目”字。同样的徽标，有不同工匠钮铭，同一工匠使用不同的徽标，从而推断“徽标”是在江户中后期出现的新的镜饰艺术，它不是作坊或工匠的标记。值得一提的“喜鹊登梅镜”的左上方圆环内有“思明制”4字，形如中国方孔钱，改变了印章式传统镜钮铭，风格新颖活泼而有创意。

明末清初，中国大批遗臣逃亡日本，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在江户时代镜纹中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散发出中国文化艺术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