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

今日中国经济之危险处境，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何其相似；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经济体制等方面，中国又与当时的日本差距明显。

近来，中国经济“崩溃论”再次浮出水面。这种论调认为，中国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表明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中国经济增长将在近期显著放慢，并可能在9～12个月内崩溃。这种观点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无疑过于耸人听闻。

虽然今天中国面临的处境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颇为相似，且日本在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后的确经历过经济崩溃，并于随后陷入了长达15年之久的停滞，但由于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当时日本经济的特征，中国经济重蹈日本之覆辙发生崩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之异同

很多人将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试图在其中找到中国经济的“前车”。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目的，乃是通过分析高速增长的日本为何会近乎突然地陷入长达十余年之久的经济停滞，来预判中国经济可能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如果中国正在步日本之后尘，那么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中国经济可能的大幅减速乃至停滞呢?

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它至少可让或多或少沉醉于经济奇迹的我们保持对当前中国经济之清醒的认识。是的，今日中国所面临之一切不利因素，皆与当年日本神似；而一切可能的有利因素，却与当年之日本相差甚远。

总结起来，今天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处境：在分别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都积累了大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并因而面临着持续的货币升值压力；且由于货币升值预期的持续存在，海外涌入的大量投机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一道，引致了惊人的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导致了货币政策的两难，一方面要抑制泡沫，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泡沫破灭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一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正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引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却与当时的日本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今天中国产业结构的完善程度远不及当年之日本。有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有17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位居世界第一。反观今日之中国，产业多数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对资源环境消耗破坏极大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

第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远不及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才刚刚突破3000美元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人均3、4万美元的收入相比差距巨大。

第三，当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今天的中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5％，农村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但直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足50％，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有待转移。

撇开时代特征，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还至少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两国的制度安排存有较大差异。日本经济体系主体是竞争性私有企业，而中国经济主体主要为国有垄断型企业，且这种国有垄断不仅体现在大型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全权掌控的银行体系。

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国有垄断企业之外部融资成本非常低，极易获得巨额乃至多余的信贷资金；竞争性的私营中小企业则面临着极其高昂的外部融资成本，极难获得信贷资金。这种中国特色的“信贷配给”，是今天我国缺乏真正有市场竞争力企业的重要原因，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投资结构和贸易结构，因而也是我国经济所存结构性问题的根源。

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看上去真的很糟糕。今日中国经济之危险处境，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何其相似；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经济体制等方面，中国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所存差距又是多么明显。那么，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呢?或者，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比是否存在某些有利的因素可以帮助中国免患“日本病”呢?进一步，如何才能防止中国经济崩溃从而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答案取决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及能做对什么。张五常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之“奇迹”，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县际之间的竞争。之所以竞争主体是县，是因为土地使用权利在县手上；而统一的17％的增值税率和县政府对地价的调整则促成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种县际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等同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因而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起着居功至伟的作用。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经济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增长，必须要有制度方面的革新。

就目前而言，改变中国大部分行业国有垄断的格局、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是重要而迫切的体制创新。特别是要培育和发展民间金融，切实解决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逐步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此举不仅可以增强劳动力在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而且有利于将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加快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在这两方面，中国显然是做对了。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而在更早些的时候，中央即作出了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此外，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而且，相对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中国经济至少有三个不同特征：

第一，中国掌握了汇率政策的主动性。中国从没主动承诺过人民币升值幅度，并在本质上希望人民币币值保持相对稳定。2005年4月份到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8月份，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21％，与“广场协议”后日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升值近1倍相比，升值幅度要小得多。

第二，中国集中决策的政治体制在政策执行、危机应对等方面具有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高效率。这从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相应措施推出之迅速和中国经济率先回升中可见一斑。

第三。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之经验、吸取发达国家(如日本)之教训。如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调控房市，在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力求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发展之路。这些有利的因素，同经济制度的创新一起，将中国经济崩溃的概率降到了最低水平。

美中不足的是，若能及时小幅加息，则中国经济定会表现得更好。在当前民间资金拆借年率这30％甚至更高的情况下，加息有助于减少低利率政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扭曲。加息能够有效调节信贷资金之流向，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减轻通胀压力。通过改变资金使用的成本，加息能够引导资金流向那些有着更高潜在收益的项目，降低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甚至一般商品市场的规模。当然，为避免资产价格发生剧烈变动，加息方式以渐进小幅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