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复兴的维度

过去三十年间，中共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在持续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反传统，到今天大体肯认儒家，而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从七十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至此跃上了政治自觉的层面。也因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场相当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与国民价值、法律与生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冲突正在逐渐缓解，政治的极端性正在缓和。一种更为开放的、包容性的政治有可能出现。现实政治的主线，则可用八个字概括：文明复兴，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可看到，是为政治的显性线索。文明复兴，则是隐性线索。两者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文明复兴的自觉，让中国政治正在艰难地走出意识形态时代。必然还有反复，但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主体性地位日益强化，曾经支配政治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弱化。

也正是文明复兴，催生了全面改革。人们讨论正在展开的新政治，只看到了全面改革，而没有看到文明复兴这个维度。然而，若无文明复兴维度，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自觉而全面的改革方案：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需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反过来，文明复兴目标也将全面改革纳入一个确定的轨道：全面改革并不意味着全盘引进外国既成制度。本轮改革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两轮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自觉。这样，改革中陆续出台的新制度，将具有日益明确的中国性。在关于城镇化的诸多描述中，已可见端倪。中国人要创造自己的现代秩序。这是谈论改革时不能不深加留意的。而这正是中国思想用武之时。

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文明自觉。经过百余年奋斗，到中国现代大转型的收官阶段，中国人亦不得不如此。孔子为中国人树立了好学的典范，面对富强、文明、的西方，中国精英放低自己的身段，虚心学习。百余年来，中国的精英群体都是小学生心态。赶超他者，达到他人的现代状态，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梦想。

因为自身文明深厚的生命力，中国的追赶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中，零零散散地、程度不等地建立了现代制度。到了这个时代，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思想者和政治家面前：完整的现代中国秩序是什么？

以学生心态照抄国外制度，已不可能。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体，形成于且有效于比中国小一个量级的共同体中的诸多制度，是否在中国有效？至少存在巨大风险。中国有悠久的文明，中国人有自己的秩序想象。在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架构，一定能在中国塑造令人安心的良好秩序么？中国的大转型不能只是简单地学习，而应当是一场制度创造，型塑作为中国之道的现代实现形态的秩序。这一中国秩序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现有的种种问题，更可给其他文明体示范新秩序的可能性。

这当然绝不意味着全盘复古，或闭门造车。相反，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要求中国须对人类既有一切优良治理技术保持开放心态，因为全世界都看着中国。但同时，基于文明自觉，中国也须对中国特有的治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道，及长期积累的制度和智慧，保持开放。如同当年的美国立宪者，中国人须调用古今中西的资源，重新组合、装配并适当创新，创生一个适合于治理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体制，并使之具有向天下开放的潜力。

中国思想创发的机运在此。而中国思想之创发需要思想者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与世界历史主体性的双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