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外资的抱怨(三)

外资企业在华难以享受国民待遇吗

国民待遇原则是世贸组织（WTO）协议的一项基本原则，指的是WTO成员除了在承诺表中明确提出例外的领域外，应给予外商投资不低于本国企业的待遇。WTO所涵盖的服务贸易领域有别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允许各成员对按照WTO有关分类的近160个服务业在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下列出其开放承诺。外国律师事务所抱怨不能参加其客户与政府官员的会面；外资零售企业提出在寻求扩大业务的过程中，遭遇了比本土竞争对手更繁琐和耗时的分区和选址过程，从而提高了外资零售商的成本、推迟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中国的法律法规确实对外资来华形成阻碍了吗？

中国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包括《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集中出台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了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则，对吸引外资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上述外资三法在2001年前后进行了修订，以适应WTO的要求。2012年，由于在产业政策、产业准入目录、企业并购、安全审查、股份公司、合伙企业等方面缺乏必要内容或内容不适应形势变化，加之《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新政相继，中国开始启动对外资三法的修订。除了内外资法律统一的目标外，也要为下一步全面推开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做准备（可参阅本刊2014年第1期《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一文――编者注）。加入WTO时，中国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推进，在WTO服务业开放中的承诺行业部门达到100个，开放的数量和领域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根据WTO的过渡期安排，作为新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中国享受了一定的过渡期。在过渡期结束时，中国已经基本履行了所做承诺，对于承诺的领域已经全部完成了开放。

应该说，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态度是积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承诺中对于国民待遇的例外并未有过多的规定，外资在中国承诺的领域都不会受到与中国本土企业不同的待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土地和人力资源保障条件等方面甚至是高于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家乐福、沃尔玛等国外大型零售商2001年以来在华扩张步伐加快，但受其整体品牌和形象维护的考虑，业务扩张会对原有商业地貌发生影响，在某些时候会引起本地业者或消费者的反对，也影响了其市场的拓展，所以其业务渠道的拓展很可能因此放缓，也不尽然是审批流程长的问题。

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限，中国对外资的市场准入确实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与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话说回来，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也常常存在国内规制措施等导致外资难以享受国民待遇的情况。按照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RTAs/FTAs）数据库计算，尽管中国在“WTO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WTO+）方面的覆盖率为69%，略低于发达国家（美国最高，为88%），但承诺率达到98%，仅次于美国的100%。在中国对外协定中减少国民待遇的例外，这方面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也有望给外资带来更好的发展信念。

中国政府透明度影响外资决策了吗

透明度的问题十分宽泛，也是WTO的重要原则之一。一般而言，透明度涉及从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公平、公开的政府决策。良好的透明度增加了公众对行政许可过程的了解，也对减少管理不善和腐败的发生有益。一些外资企业认为，中国的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他选定的政府机构对其透明度承诺的遵守程度都不同，在网站公布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少、征求意见期短，所有机构都需要进行相当大改善。

外资是不是难以获得其所需的信息、进而影响了其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的速度呢？

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论是政府管理的理念还是企业运营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形成市场主导的模式。相关的决策过程较为漫长且复杂，实际上也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但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积极调整管理模式，通过电子政务建设打造各种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为有关各方参与决策、了解信息提供了重要途径。国务院各部委在网站的硬件建设和软件更新管理方面都投入了不少资源，提供信息并改进了办事流程，获得了各方好评。通过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都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政府的各类行政审批的规定，甚至对审批的流程、标准都有所了解。为了给浏览者提供更为清晰准确的信息，许多网站还进行了多轮调整，优化信息展示方式，提高关键内容的展示流程。2014年1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的公开国务院部门全部审批事项清单的做法，是提高透明度的重要举措。各地在各种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制度调整前举行听证会的做法，也是决策透明度提高的重要体现。WTO规则中规定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也为外资提供了寻求因自身遭遇不公平待遇而申诉和解决的新办法。中国在审议机制中经受住了各国的质疑，提交了多份审议报告，回答各方关切问题，既符合WTO相关机制的要求，又为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透明度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实际上，在面对公开信息和保护国家机密等涉及安全的问题时，世界各国都需要有所取舍和权衡，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每年公开的审查情况就非常概要，难以据此了解审查的具体情形从而服务企业的投资活动。在中国现有的信息披露状态下，无论是中资抑或外资，都能够正常经营，很难找到因为无法了解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定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案例。2013年末，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很高，这方面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要使得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主体就更需要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为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腾出足够的空间。因此，减少政府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形成科学、合理、公正的投资审核流程，既有助于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又能够给有关各方带来直接的信心增强，提升当地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活动。

中国标准与规范成为外资入华的准入壁垒了吗

中国的标准与规范也是外资长期关注的问题。外资企业对于中国设定的市场销售商品和服务的独立标准以及合格评定颇有微词，认为标准和合格评定对其公司在中国获得产品认证和获准在华销售产品的能力上产生负面影响。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在遇到的包括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许可、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行政许可问题，都与标准和合格评定制度有关。

是不是中国的标准和规范确实动了外资的奶酪？

在WTO协议中，允许成员出于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或者人类健康的需要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在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中，对成员能够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予了原则限制，以避免技术性措施的过度使用造成贸易的不公平。中国的标准和规范主要来自两个源头。一是由中华文化延续而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保留至今的通行做法，如在计量单位中使用亩、尺、斤、斗等，这些标准长期以来已经被中国的消费者熟知和广泛接受；二是借鉴西方的标准与规范，从洋务运动甚至更早，西方相对先进和成熟的做法随商品和留学归国人员传入中国，开创了新的领域，也成为相关行业领域标准与规范的重要来源。在上述两种来源的基础上，中国的管理机构、行业组织和专业标准研究机构反复实践，摸索而成现在施行的标准与规范。因此，中国的标准和规范并非闭门造车，而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体系。除了建立自身的标准与规范体系，中国并不封闭，早在1978年就申请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纳为成员国，也通过各种引导和鼓励，帮助大量中国企业通过ISO、CMM、CMMI等国际认证，与国际标准与规范接轨。

不可否认，中国的许多标准和规范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可能需要企业在针对中国市场时做出专门的设计和调整。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标准与规范同样不统一，各国也都有自身的标准与规范体系，也在大力推动扩大其影响力。以非洲为例，由于历史上曾经长期遭受英法、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殖民，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仍然全部沿用当年宗主国的标准与规范，也要求外来企业适应这些标准，这同样对中国企业造成了挑战；欧盟对产品化学含量、相关特性的严格要求，导致中国输欧纺织品、打火机等产品遭受重创；美欧在谈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要协调双方的标准。由此可见，标准与规范的不一致在全球范围广泛存在，也是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话题之一，需要各国共同采取积极的努力，在一定差异化的同时寻找标准和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为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利益提供必要保障。 （未完待续）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