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写经济人物

人物采写，归属于新闻通讯体裁。通讯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实或典型人物的新闻样式，它以叙述和描写为主，兼用议论、抒情以及修辞等表达方式，及时报道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人物、事件、工作经验和地方风情，是报刊、电视等媒介大量采用且影响较大的一种文体。一般来说，人物采写能灵活运用新闻通讯写作的各种手法，把人物和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人中有事，事中有人，使人物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鲜活生动起来，再加之所采写的内容大多是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或者说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群众性。所以读者在阅读这类人物通讯时，不知不觉会将其作为参照物，从中观照自己的人生，或得到启发，或获取借鉴，或受到激励。因而，人物通讯往往较受读者的欢迎。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类报刊如雨后春笋，占据了报刊市场的一席之地。为活跃版面，增强报纸的可读性，经济人物版面作为经济类报刊专副刊的一部分，也随之破茧而出。作为这段实践的亲历者(1999年至2002年，笔者在《上海经济报》担任经济人物版的责任编辑，并采写了一定数量的人物通讯，2002年结集出版《春华秋实――新闻人物访谈录》一书)，笔者就如何采写经济人物谈些自已的管窥之见。

跨过“敏于行而讷于言”这道坎

采写经济人物不同于采写文化人物(用文化人物来做参照物，因为笔者也曾经采访过文化人物，在结集的78位人物中，有46位经济人物、52位文化人物)，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化人物可捕捉的素材很多，尤其是娱乐人物，哪怕是采访现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成文，妙笔生花，写成所谓的“花边新闻”，而且他们能说会道，可以娓娓道来，出口成章；而经济人物大多是一些企业的实干家，由于环境使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能干不能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就给采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要化解这个困难，在采访时，依笔者的经验，采访者不能给采访对象一种压力，诸如一二三的程式化提问和思考式的概念化提问，要尽量营造一种聊家常式的氛围，使采访对象的心态放松。面对不善言辞的采访对象，采访者需要设法快速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使采访对象在“侃大山”中，立马有种遇见老朋友似的兴奋与激动，如此再木讷的人，也会大开金口，畅所欲言。当然在此种环境下的访谈，不是开无轨电车，没有方向，而是将轨道铺设在采访者自己心中。所谓“轨道”，就是采访者在采访前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即事先要明确采访目的：为什么要采访这个人物，写出来的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既减少了采访的盲目性，又增强了采访的自觉性，做到心中有数。

采访者在采访前的案头工作必不可少。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比采访本身还重要。具体地说，当采访者设定采访对象后，采访者需要对采访对象有个初步的了解和判断，包括他的简要经历和他的企业成长过程，从中提炼出写作素材，寻找好写作角度。当采访者厘清素材后，便能知晓自己采访时还需要补上哪些材料，提出哪些问题，避免届时问一些无效问题以致浪费宝贵的采访时间；同时采访者也需要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采访对象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善谈的，还是沉默寡言的；是容易夸张的，还是比较低调的，是阅历丰富的，还是初出茅庐的。这样采访者可以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采访对象。

面对不善言谈的采访对象，采访者完全可以少设问，或者不提问，因为提问不是唯一的采访手段。实际上采访者在采访现场的眼睛观察也很重要，有时通过采访对象的一些举止谈吐、穿着打扮，甚至说话时的眼神表情这些细微之处，也能发现采访对象的价值判断和性格特征。如此采访者在采访中，就能做到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比如1999年，笔者在采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下岗工人自强自立的代表蒋莎时，就是在用眼睛观察和“侃大山”式的闲聊中完成的。全篇文章用笔者独到的观察和判断，书写了笔者眼中的下岗工人，笔者眼中的蒋莎。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坐在我面前的蒋莎，似乎比电视上和照片里的她，看上去更显年轻和秀气。她热情开朗、思路活跃、落落大方，文静中透出几分书卷气。她不是我想象中的下岗工人模样。想象中的模样是啥?可能谁也说不清。但言辞间总带有些许贬意。这也许是一种世俗偏见，我原先的想象也逃不出世俗的范畴。”

几句话就纠正了以往人们对下岗工人的偏见，也使读者急切地阅读下文，了解一个完整的蒋莎，一个下岗工人的先进代表。这样描写，就比较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跳出“人物雷同化”的窠臼

采写经济人物，把握不好，就会落人“人物雷同化”的窠臼。比如光注重采访对象在单位如何抓好生产，如何注重产品质量，如何关心职工生活，如何谋求企业发展等等，而忽略了采访对象作为普通人的丰富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文章就很容易雷同。

雷同是文艺创作的大忌，更是新闻写作的大忌。早在东汉，郑玄在注《礼记・曲礼》“毋剿说，毋雷同”时解：“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意思是说，打雷时万物都有回声，但人应该用自己的心去判断其是非，不要取他人之说以为己语，像万物阐雷声惧怕而回应那样。因而，“雷同”还有“随声附和”之义。后来，雷同被人引入到文艺创作中来，便有了今天的意思。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今人呢?

避免雷同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原创性。采访者只有深入采访，了解到其他媒体没有了解到的事例，或是以自己独特的角度来组织材料，才能把人物写得有个性，才会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被读者所关注，并留下记忆。

实际上人是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征，就像树上的任何两片树叶，都不会完全相同。由此采访者要善于在生活中去挖掘采访对象的各种细节，从细节人手，人物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鲜明性格，成了特定环境下的“这一个”。人们的生活是多彩的，不论酸甜，还是苦辣。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人生的一段历练。写经济人物，应该重点放在人物不同的创业故事上，找出各人创业的不同特征，写出多侧面的立体的人，这样就可避免雷同。

比如说，1999年笔者在采访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时，上海家化已成为国内同行业的翘楚，他也早已成为知名的企业家，不少中央级和省市级的媒体都报道过他，如果不独辟蹊径，挖掘细节，那么这篇报道就很可能与其他报道雷同。于是在众多的采访素材中，笔者用了2000多字的篇幅，围绕葛文耀是个读书人来写，从这个角度人手，就比较讨巧了，而且别人也没这样写过。

葛文耀年轻时就素有“白面书生”之称，又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对知识的渴望真是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他

几乎每天都离不开书。那么文章就直接取题为“知识是成功的阶梯”。笔者在文章中写道：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葛文耀也深悟此道。他目光远大，起点颇高。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远视，不考虑10年、20年、30年以后的事情，这样的民族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第一流的民族’。而这‘大’和‘高’，恰恰需要知识的铺垫，用通俗的话说，是用书本垫起来的，越高则能望得越远。”

“当有人问葛文耀：‘成功的企业靠什么?’他深有体会地说：‘不靠关系，不靠背景，靠知识’。”

通过这样的描写，一个儒商的形象就凸显出来了，把葛文耀喜欢读书，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又如笔者在2000年采访时年29岁的温州青年创业者时，虽然篇幅只有1500字，但文章始终围绕他作为温州人的创业特点来写，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末，21岁到上海学做生意时，上面6个哥哥姐姐都早已下海，可他坚决不要他们的帮助，带了3万元，单打独斗，只身一人进上海，正像他所说：“人们都说温州人会做生意，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除去生意上的技巧，温州人更主要的是具有那种独立创业的精神和不断创新的意识，从而能领先市场一步，处于不败之地。”突出了这个重点，文章有立意了，就能给后来的创业者以启示。

“可读性”同样不可少

经济人物的采写，不像采写文化人物，他们没有“花边新闻”，想抓读者“眼球”的东西较少，可供写作的素材有限而且枯燥。而报纸进入市场后，读者恰恰对可读性有更高的要求。采写经济人物突出新闻性，也是可读性的一方面。

可读性从定义上理解，它特指书报杂志或文章内容吸引人的程度和读物所具有的阅读和欣赏的价值。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这就需要写作者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既要有当新闻记者的新闻敏锐性，又要有当作家的文学修养，这个要求可能高了点，但这是报社采编人员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比如笔者在1999年采访光明乳业时任总经理王佳芬时，光明乳业正处做大做强的发展期，王佳芬本人就是位新闻人物，为外界所关注。采访这样的人物，除了把握大局外，还得挖掘她身上的生活细节，有时恰恰是细节最能打动人。那天遵守事先约好的时间，笔者上午赶去采访，没想到她让笔者足足等了两个半小时，开始有点责怪她不守时，后来看她确实很忙，也理解了。结果直到下午1点半，她顾不上吃饭，接受了短暂的采访。据公司职工说，她就是这样的人：忘我工作，废寝忘食。后来笔者就以这一细节为文章开头，写她身上那股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超越自我的勃勃生气。如此描写，文章的可读性就大大增强了。

考虑到可读性，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报纸版面和人物采写对象的行业选择上，也应有个协调过程。就报纸而言，四开报纸，一个版面是4000字的容量；对开报纸，也就是8000字的容量。为使版面活跃，增强可读性和信息量，不可能每次都一个整版写一个人物，一般会在文章大小、分量轻重的搭配上有个比例。根据这个比例，记者在采写时，就得依据人物不同的特点，有所区分，该写1000至2000字时，就写这么点，该写4000或8000字时，就写整版的。但要切记，谋篇布局，不论大小，都要有可读性，小不等于空洞，大不等于泛泛而谈。一个版面在采访对象的所在行业选择上，也不能一下子太集中(比如一个整版报道了4个人物，全是同行业的)，一集中容易让读者产生阅读疲劳。

对于“鸿篇巨制”式的整版采写，采访者面对几万字的采访素材，要善于梳理，善于思考，善于用提纲挈领式的方法，去谋篇布局。比如笔者2004年采访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惠工缝纫机三厂厂长王瑞福时，企业保存的书面材料，可说是“浩如烟海”。面对手中的素材，笔者经过反复思考后，用三个“本”来谋篇布局，即用“以人为本求发展，质量为本树品牌，诚信为本讲信誉”来统率全文，将原来分散的素材，经过筛选后，分门别类地归属于三个“本”之下。结果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好。那时王瑞福正好在美国出差，当他回国一踏进家门，家人马上说，这篇文章是写他和他企业中最好的一篇。笔者听后，也颇感欣慰。

人物通讯写作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经济人物采写。一般来说，人物通讯讲究鲜活性、亲和性和故事性。

鲜活性实际上就是新闻性，是新闻性的通俗化理解。鲜活性表现在对采写对象的选择上有两点要求：一是能反映时代精神，二是能对读者有启发、激励作用。如果选择的采写对象离时代的要求比较远，读者难以产生共鸣。所以，人物采写的对象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采写对象的生活理念和人生经验或教训要切中社会话题，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为读者树起一个认识世界和判断社会价值的坐标系，以引导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

亲和性也可理解为亲和力。因此采访者在采写时，不是为写事实而写事实，而是要从这些事实中再现采写对象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表现一个人物，重要的或许不是他们的事迹、能力，机遇、成就，而是他们的心灵。因为人的生活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自己常常难以改变命运，只有人的心灵具有相似性，才是易于沟通的。因此人物采写，既要下工夫去挖掘典型事实，又不仅仅着眼于事实本身，而是要通过事例去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轨迹。

故事性是指每个人的个性化故事。人物采写不可缺少的是表现采写对象的个性。只有通过讲述人物的故事，把这个人物有代表性的谈话、行为和情节表现出来，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才能再现出来。因此，增强人物采写中的故事性和情节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