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类学的早期传统及泰勒

【摘 要】泰勒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宗教、语言等方面均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成为英国人类学早期传统的关键人物，为后世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奠定了基础。受所处时期的研究方法的限制，其遗留物、跨文化比较方法及时代分期等观点值得反思与商榷，不过必须承认泰勒具有非同一般的远见和对文化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泰勒

一、英国人类学的早期传统

正如《人类学的四大传统》所言：“英国在19世纪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中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界和公众对更加放眼全球的各种知识与日俱增的兴趣和好奇。”可惜这种知识和兴趣只是局限于地理学、动物学及植物学等，在人文社会学科当中则表现得比较冷漠，最多只是一种称为“东方学”的研究和一些旅行文学的出现，但是他们都很少能够系统的关注到“野蛮人”的生活，而只是投入到对其历史和地理的研究。

真正的英国人类学的兴起要归功于那些非英国国教徒和辉格党的慈善家。他们参加甚至领导了反对非洲奴隶贸易和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合法化的运动，并建立了土著人国会选举委员会，后又组织了土著人保护协会。后者为相关讨论和出版物提供了首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关于“野蛮人”的性格、习惯和需求等真实信息被编辑出来，这些知识逐渐得以系统化，为英国人类学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基于人类的多元性特征，人们开始争论，一派人认为人类的这种多元性只能诉诸解剖学才能够得以解释，而另一派则认为这只是人类的不同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不同。毫无疑问，前者更加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情结。

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事件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组建，当时的种族中心主义尽管并没有得以全部的消除，但是已经明显减弱。他们更加重视人类的同一性和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泰勒，常被认为是英国人类学之父的他很好的表达了上述的观念和思想。当他们发现“野蛮人”的工具与现代欧洲出土的众多器具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之后，他们便认为，对“野蛮人”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具有潜在的和全球性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人类史的构建。

泰勒那一代英国人类学家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贡献：首先，他们终于开始记录生活在19世纪的各种人类群体所展示的在习俗和制度方面惊人的多样性；其次，他们为这种多样性中的一部分发展出一套描述性的术语，而这些术语尽管有时候是作为被后来人批判的对象，但是很多依然在使用，即便是被批判，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不过，后来人对他们的批判，可能最严重的应该在于他们所使用的材料的随意性。他们很少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因此被后人轻蔑地称为摇椅人类学家。不过可喜的是，这部分人类学家也已经感觉到了真实可靠的材料的重要性了，所以才会在1874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旨在指导材料收集者的指南《人类学笔记和询问》。

方法的转变需要提及一次在英国人类学史上特别重要的一次考察活动，这就是由动物学家哈登于1888年所发起的一次由各种自然科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托雷斯海峡的一次考察。这次考察的对象是该海峡的海洋生物，但是这些科学家们被这里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所深深吸引，并与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所以10年以后，他又组织了一次由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人类学的考察。尽管正如哈登自己所言，这次考察所出的成果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依然被看做是英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在人类学的学术模式、对资料的处理方式、方法论以及人类学者地培养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次考察中，培养了两位值得一提的人类学家：里弗斯和塞利格曼。他们在此之后开始长期进行一种“集中式”民族志工作。这种方法启发了马林诺斯基的田野作业方法。

二、泰勒及其《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

泰勒算是早期英国人类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在其《原始文化》中提出“人类心智同一性”。这一点极为重要，尽管我们知道，在其后不久，这种思想便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观点的挑战。但是“这一理念巧妙地运用其多义性将人种学者的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信念转变为全人类平等和其精神价值的承认。”泰勒进一步指出了人类学的研究任务“文化”，并对此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定义。泰勒的贡献当然不止于此，他更大的贡献可能还应该归结为一种研究人类文化的方法论领域。在他看来，要对文化进行研究，必须对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进行比较。但是怎样比较呢？首先就是要对各种文化分成片段，并按照“合适的组别”对这些来源于不同文化的切片进行组合和比较。

人类学被泰勒定性为是对人和其文化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化？

我们已经知道了泰勒是怎样定义文化的，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他这样定义道：“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为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而人的定义则见于《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作者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人和动物的区别究竟在哪里？经过人与其他动物的一系列体制结构的比较，作者排除了体制结构的差异，而以语言能力作为人和其他动物的智力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事实上，洛克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因为他也意识到动物之所以不同于人，在于它们没有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既不能使用语言，又不会使用其他概括性的符号。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语言，人的智力才获得了产生和识别高级抽象观念的能力。”“人类运用语言甚至运用手势来作为思想的标志以及作为跟其他人交流思想的手段，这种才能是最重要的关键之一；通过这一关键，我们以最清楚的方式从一系列低级动物中脱颖而出，单独出现在占有高级智力领域中一切成就的舞台上。”

语言被泰勒看成是不同的表征，人们通过它们来达到彼此联络。这些表征包括喊声、声音、形象描绘和书写的符号。“每一个人类部族的人都具有天赋的才能，假如他没有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已经准备好了的语言的话，那么这种才能就能够使他创造新的、自己的语言。”根据对语族的分类，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语言的历史知识，而这些历史知识不仅关涉到语言本身，而且关涉到使用这些语言的种族。但是从这些语族的分类可以看出人类语言的单一起源还是有多个起源，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却很有利于将语言作科学的比较。然而，就像泰勒所说：“在研究民族最初期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能够远远地向前引导我们，常常比任何历史证据都要远得多，但是，它们未必能够把我们引导到——虽然接近于——各大人类种族的起源，更少可能引导到全人类的起源。”

当然不仅于此，在涉及到人类的技术的内容时，泰勒认为，人借助技术来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并支配他所生活的世界。这种技术在于利用工具。“那些高级工具是一种经过改造过的自然物，而技术是动物毫不理解的那种配置这些工具的方法。”借助工具的使用问题，泰勒作出了一个对于人的概念：“不是使用工具的生物，而是制作工具的生物。”

在泰勒看来，人类的起源应该是一元的。人类具有同一起源的历史的因为在于：首先是不同种族的机体构造和智力机能普遍相同；其次是不同种族间可以相互通婚并能产生后代。人类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相对的同源性，现在可以发现的是许多语言都产生于某个母语，尽管有些母语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创立语言的主要过程是在前历史时期完成的。其他诸如文字、技术等文明也是逐渐发展的，但是也会发生一些退化的现象，这可能是迁徙、外族入侵等地原因。但是不是任何人群都适合用最高的文明水平来辅助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许并未达到那样的水准，这根本就不适合他们。

泰勒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人类的。他认为，宗教不是神启的结果，而是人类自己努力解释和理解周围世界的结果。“野蛮人”因其对周围环境的认识有限，对于那些自己难以把握的一切都看做与自身一样是一个具有灵魂的生命体形式。而人的突然死亡和梦境也是“野蛮人”反思灵魂的两个重要源泉。

根据不同人群的文化——这里包括语言、文字、技术、文艺、科学和宗教等——的发展程度，泰勒这样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段：首先是蒙昧期。在这种状态下，人靠植物和动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了适应自然条件，他们过着游猎迁徙的生活。他们使用粗糙的工具，其中包括大量的骨器和打制和磨制石器，所以成为石器时代。其次是野蛮时代。这个时候有了农业和牲畜驯养，建立了固定的农村和城市聚落。他们的工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粗糙的石器发展为金属器了。那些游牧民族自然也是这个阶段，他们已经驯化动物了，虽然还过着迁徙的生活。最后便是文明时代了。书写的技术已经出现，它们被用于记载历史、法律等经验知识。

这种阶段划分从何而来，在泰勒看来，这是证据充分的论证过程。这就需要回到他的比较研究方法中了。泰勒通过对土著的文化与欧洲的所谓遗留物进行比较，发现其相似性，于是得出欧洲也必定经过土著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设想。“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基本的结论：即使是在文明的地区，从前也必定曾居住过蒙昧的和野蛮的部族。幸而这些粗野的古代人的生活画面，并非只是借助想象来再现，因为从博物馆那些能看到和摸到的东西中，能够找到可以凭信的遗留。”于是，作者便应用了大量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资料对此进行论证。

三、反思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泰勒的“遗留物”概念进行着重理解。所谓遗留物是指“那些曾经有用并且合理，后来在其失去了时代意义后由于人类的习惯或惰性仍然得以留存下来的文化特征。”不可否认的是泰勒的这一方法确实有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在存留的习俗中确实可以看出某些文化的传统，这对于构拟某一文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遗留物”在当代真的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只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才得以留存的呢？这一点似乎需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完全有可能的是这种习俗的作用发生了转变。泰勒之所以会忽略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忽略了文化的情境，依然还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缺陷。

其次，我们还记得泰勒在对文化进行比较时是怎样进行的，他将文化分成不同的切片，然后再组合比较。可是泰勒太不重视文化各元素之间的整合性特征，严重缺乏文化的结构性观念，比较的时候是将不同的文化的要素进行比较，而关于某种文化元素与统一文化中的其他元素的关系问题以及元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则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参数被遗忘，那就是文化的情境。

再次，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对泰勒的人类历史分期再做一番思考。其中极为明显的不符乃是关于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界，泰勒十分强调这一分界中的文字的发明这件事情。不过，据考古资料显示，在中国，甲骨文产生应该是在金属器具产生之前，而在泰勒那里，金属器具的产生确实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分界。

但是从某些方面而言，泰勒也具有非同一般的远见和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来论述技术的相互影响的，他说，一种很高的技术不一定适用于土著，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没有能够达到需要这种技术的水平。从这点看，从泰勒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某些文化整体观的萌芽了。

【参考文献】

[1]（挪）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M].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

[2]（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