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已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饮食史和饮食民俗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宏观，分类更加细致，具体研究更加深入。尤为可喜的是，学界已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观照饮食文化，无论是海外、港台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除了在民族志研究中对一些民族和族群的饮食传统和习惯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之外，还为饮食人类学这一门新兴学问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我国虽然具有悠久的饮食文明和彪炳于世的饮食文化，然而，从文化体系方面对饮食进行学科性研究，比如饮食人类学、食物生态学、饮食的民族认同、饮食的性别研究等却相对薄弱，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更有利于加深对饮食民生与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终极话题的思索。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帝国主义当以美国为例，其利用本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采用大量的宣传（其中包括媒体和网络）来不断的冲击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文化认同形式，迫使他国人民对本国文化进行放弃。

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我们首先要做到不盲从追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又岂是一个仅仅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或是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文化能够睥睨的？所以我们要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要盲从追求帝国主义文化，以此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

然而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本民族语言不仅是本民族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本民族文化的一面旗帜。因此，想要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我们不得不先保证语言文化的纯洁性。在语言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英国的做法，既保证了我们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也同时吸收了外来词汇，壮大了本民族语言的词汇量。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依附；软实力；文化纯洁性

一、引言

文化是每个国家都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交流中所拥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人们对文化依附产生了困惑。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士对“文化依附体”进行过研究，在国外，就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人士更是数不胜数，其都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例如就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依附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见解，我们也有相类似看法。

此次，本论文也对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依附进行了研究。本论文认为在面对文化依附方面，我们要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要盲从追求帝国主义文化，以此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

二、英语文化的冲击与汉语纯洁性的保持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甚至已经被视为使国家强大的重要战略之一。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起来，每个国家所特有的文化，作为一种“有力”的软实力，在国际交往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个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矛盾也随之产生，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依附孕育而生。

谈及文化帝国主义，就不得不谈在这方面做得甚为突出的英美国家。以美国为例，其利用本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采用大量的宣传（其中包括媒体和网络）来不断的冲击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文化认同形式，迫使他国人民对本国文化进行放弃。

例如在饮食文化中，我们在电视、杂志上都会时常看到有关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在饮料方面，我们已经慢慢远离了传统饮品，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国外的可乐、香槟。在食品方面，我们吃披萨、汉堡、热狗，而非地道的中国食品，面条、饺子、饼。事实上，中国的特色小吃很多，北京烤鸭、驴打滚、褡裢火烧、芸豆卷、京东肉饼；河北血馅饺、驴肉火烧、棋子烧饼；安徽伏岭玫瑰酥、臭豆腐；湖北热干面、云梦鱼面、豆皮、羊肉汤等。中国饮食博大精深，食品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然而面对来自美国饮食文化的入侵，我们对本民族小吃的了解已经淡漠了，因此可以说在饮食方面，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很成功。

在影视文化方面，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剧更是成为我们本国人民争相抢看的对象，我们着迷于里面所展示的美国生活以及服装和家具等。于是乎，我们开始对美国式生活产生认同感，我们盲目地购买大量的美国式的服装、美国式家居，甚至人们认为房子凌乱、不脱鞋踩沙发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美国式的生活开始在我们周围蔓延。

然而当来自于美国的各种文化对我们的文化进行入侵的时候，我们对文化依附产生了疑问，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面对新鲜事物事时处于盲从的状态，以至于我们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开始衰落。

现就以京剧为例。在我们此次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多数大学生，接近60%的人数表示对京剧不感兴趣，并且在这些对京剧不感兴趣的人群中又有近乎80%的人数喜欢西方音乐剧，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人是听不懂西方音乐剧的，但是他们认为西方音乐剧很高雅的，而之所以认为其高雅的原因大都来自于西方电影里的信息。由此可见，大多数人喜爱西方音乐是受到了西方电影的影响，虽然在理解西方音乐上存在很大困难，但是人们都努力尝试去理解它，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们认为高雅的事物就应该去追求。反观被视为国粹的京剧，除了一些老年人由衷的热爱外，当代的大学生大多都已远离了这一文化瑰宝。由此可见，大多数的人对西方音乐剧处于盲从状态，或是对其好奇。

再以平时我们的用语为例。有时我们想和对方切磋一下时，我们有时会说：“来，咱们PK一下”。英文的PK已经取代了中文的“切磋、较量”。我们对其可能不以为然，说中文时夹杂一些英文也许只是觉得这些词很新鲜，但是长时间不用这些中文词语，我们就会远离这些词，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的后辈可能会像我们翻译古文一样的来翻译这些白话文。

以上提到的两个例子无疑都证明了在我们盲目追求于西方文化时会给本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弊端，即本民族文化的消失。

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我们首先要做到不盲从追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又岂是一个仅仅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或是文明起源于2000多年的欧洲文化能够睥睨的？所以我们要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要盲从追求帝国主义文化，以此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

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本民族语言不仅是本民族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本民族文化的一面旗帜。因此，为了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必须首先保证语言文化的纯洁性。在这方面做的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在英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外来语渗透到英语中来，如日耳曼语、法语、北欧各国语言，尤其是在19世纪，英国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期间，英语吸收了大量的殖民地的外来词汇。这些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英语本身，使它成为世界上表达最丰富的语言之一。英语对外来语的吸收方式有：同化词（Port源于拉丁语protus；skirt源于古挪威语skyrta）、非同化词（décor 舞台装置，法语；kowtow 叩头，汉语；bazaar 市场，波斯语）、译借词（mother tongue “母语”译自拉丁语lingua maternal）、借义词（dream 原义“高兴”“音乐”），无论是哪种形式，这些词汇都是以英语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没有非英语系统以外的符号，如日语、汉语、波斯语。所以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英国的做法，既保证了我们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也同时吸收了外来词汇，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词汇。

参考文献：

[1]蔡建国，《上海世博会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红旗文稿，2010.09

[2]张兴成，《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3]文化平等，《挑战与应对》，科教文汇，2013年第2期（2）

[4]教育史观，《批判与重构》教育学报，2012年第6期（12）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世界民族文化大致可分为东方民族文化和西方民族文化两大部分，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别较大，这种民族文化差异对东西方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产生较大的影响。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着语言的表达方式。许多词既有字面意义，又有隐喻意义。一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它最基本的意义，隐喻意义则是指这个词用来指字面意义以外的事物时的意义。

一、喻体的个性与共性特征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征，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为文化的载体。

各民族文化具有共性，同时又具备很强的民族性。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结构、种族、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的不同，各个不同文化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英、汉隐喻词对于喻体的选择常常表现出共性，但也往往表现出各自强烈的民族个性。不同文化间的喻体常在交流中相互影响。英语和汉语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中，也相互借用了对方有特色的喻体。这些喻体已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化传统。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隐喻这种方式去认识事物及事物间的联系时，是基于事物间相似性质的联想产生的。并通过两件事物的交融来解释、评价，来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的情感。例如在“in search for ones' roots”与“寻根”这样的搭配中，“roots”或“根”都借以喻指某人的“祖先”。

二、喻体的选择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文化可以分为民族风俗文化、民族制度文化和民族心理文化三个层次，英、汉民族分属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必然受制于各自的文化，包括文化的各个层次：底层的心理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以及表层的物质文化。认真地挖掘和对比英、汉词汇中的大量隐喻词，就会发现各自在喻体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差异。

1.喻体的选择受心理文化的制约。心理文化包括思维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是最深层的心理层次的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最深。汉、英分属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上的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即使有时选择相同的喻体，表达出来的喻意也大相径庭。例如：“a lucky dog”翻译成汉语为“幸运儿”。对英国人来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它用在语言中没有任何贬义成分。在英国，拿一个人的名字来给狗命名，说明狗的主人与这人的关系特别密切，此人应感到荣幸。而在中国就只能是一种侮辱、不敬了。

2.喻体的选择受制度文化的制约。制度文化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往往左右着喻体的选择。譬如，风俗习惯常常渗透到隐喻词中。一般英汉或汉英词典都把“brand”与“烙印”相互诠释，实则两者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往往不等值。汉语“烙印”指“在牲畜或器物上烫的火印”，比喻“不易磨灭的痕迹”，其感彩是中性的。然而，英语brand除了中性用法外，常用于贬义。其古义指“用烙铁在奴隶或囚犯身上打下印记”，指“耻辱”或“犯罪的标记”。这跟汉语“烙印”显然是两回事。

3.喻体的选择受物质文化的影响。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生活习惯、生产模式等。物质基础决定文化也影响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物质结构不一样，也无疑会导致喻体选择上的差异。例如：汉语习语“小菜一碟”和英语习语“a piece of cake”都表示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在习语中两个民族对同一思想的表达采用的形式完全不同，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饮食文化中常见的一种食品，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所以他们就用“a piece of 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而小菜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我们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正是由于这种饮食风俗习惯的不同，汉英习语在表达同一种源于饮食文化的意义时，采用完全不同的形式。

三、东西方民族文化视角下的隐喻表达

由于词汇形态迥然而异，英汉语言中的隐喻词也往往表现在结构上的差异。隐喻是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也是人类语言中选词和构词的一种主要手段。在汉语词汇里，“牛马”用以“比喻为生活所迫供人驱使从事艰苦劳动的人”，但“牛”与“马”分开单独使用却无此义。

英语这种拼音文字在建构隐喻词方面也有其优越性。英语的构词方式便于采用恰当的比喻词作为构词成分，把比喻压缩在一个词里，一般为形容词或副词。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自古有“儒商”“儒官”“儒将”等等之称谓，却从来没个“儒厨”，此乃厨界隐衷，实在事出有因。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厨师一直受人驱使歧视，地位卑微，从业者大多都是出于生活无奈的人，文化素质低下，有的还是文盲。这种行业状态，自然就导致“厨”与“儒”无缘了。此番面貌一直延伸到新社会。邓志明是个高中肄业生，当时还是长沙饮食公司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但是他却踌躇满志不起来，而为自己的行业面貌感到悲伤汗颜，同时，他也痛感这种状况与饮食业的未来发展极不相符。邓志明立志身体力行要改变厨师的面貌，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厨师，做一介“儒厨”。似乎也遂人心愿，1982年底，他从厨房被调到长沙市商业技工学校任烹饪教师，这便给他研究烹饪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有了一个目标，学习上便有了一股子钻劲。他不辞烦劳地到省市图书馆、单位图书室翻找膳食方面的书刊来潜心阅读，向同道前辈请教一些名菜谱的历史文化来源。为了学会药膳，他自学本草及其他古典中医基础理论，他的兴趣也在学习之中被激发起来。他大胆把自己的各种心得付之文字，从80年代初他便陆续在《中国烹饪》、《烹饪教育》、《大众卫生报》、《湖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关于烹饪学方面的学术论文、随笔及个人开创的菜单，至今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种体裁作品已近100篇。

34岁那年，他产生了去参加成人高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刻苦自学，第二年便考上了湖南师大中文系夜大大专班，3年后顺利毕业，成了当时湖南烹饪界惟一一名具有大学学历的厨师。邓志明说：这3年风雨无阻的走读，往返路程加起来等于围绕地球走了三个半圈。

有学习机会，他从不放过。1993年国家商业部举办营养卫生师培训班，学校决定派人参加。这一学回来，工资不增，又得多担任一门功课的教学，因此教研室老师们都打退堂鼓，不愿充当冤大头。而现代营养学正是邓志明想去学习的知识，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一个任务接了下来。半年后学完回校，自此使他的烹饪素养提升到了与营养学接轨的新台阶。1994年3月，湖南省机关事务局举办高级厨师培训班，主讲营养卫生知识的便是邓志明，在学员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湘菜大师石荫祥。

海外给江总书记做膳食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豪华的酒店――公主酒店老板华裔刘耀全先生，因生意交往常到港台，湘菜曾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因此他在酒店开设了“湖南园”风味菜厅。1993年10月，他决定在酒店举办“湖南美食节”活动，便向湖南外事办发出了聘正宗湘菜大师去主理的邀请。邓志明以他出色的理论和实践结合、高学历等几项优势，当之无愧成了这次代表团的团长，带领着1名助手和3名来自湘西的民间乐曲演员来到吉隆坡。

这次“湖南美食节”在邓志明的主理下反响热烈，来客如云，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地媒体争相报道：原计划20天的节日，最终延期到了40天。刘耀全先生从此更充分领略到了湘菜的魅力，决定要长期聘请湖南高厨主持“湖南园”。无奈邓志明是短期签证，不能长留。

1994年6月，公主酒店通过湖南省侨办、省海外交流协会又派人专程来湘，正式聘请邓志明和他的助手赴马。于是他辞去了公职，以特聘专家的身份走向海外打工之旅……

邓志明受聘主持公主酒店“湖南园”后，推出了一系列湘名菜、风味小吃和造型优美的花样菜，又结合当地人口味特点推出了湘味药膳，研制多达40道菜的自助餐消费式样……湘菜香飘吉隆坡，吸引和培养了好一批湘菜钟情顾客，使得湖南园的生意好不火爆：以“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命名的5个贵宾堂几乎天天预定爆满。公主酒店所处位置，其周边都是各国驻马使馆，湖南园也吸了一大批大使和外交人员，其中包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英国驻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成了湖南园情有独钟的常客。

有故乡菜做纽带，自然有一份不可言说的亲近情感，加之邓志明性情随和，乐于助人，业余时间里常常不计报酬地去中国大使馆下厨做菜，一段时间交往后，便同使馆的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在马来西亚打工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家领导人吴仪、罗干、迟浩田等相继到马来西亚出访，中国大使馆的接待宴席都是由邓志明帮忙制做的。国庆45周年，中国驻马大使馆在公主酒店举行600多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邓志明带领助手连续奋战13个小时，精心制做出了几十桌大气不凡的湘菜宴席，受到了使馆的表扬。

1994年11月5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中国钱大使打来电话，告诉他隔几天有国家要人来马访问，要借调他去附近的希尔顿饭店做膳食。而后，使馆又向公主酒店发来了正式的借调国函。公主酒店派专车把他送到中国使馆，他才知道是总书记要来马来西亚访问。邓志明拟出菜单后，带领着助手亲自去当地菜市采购原料，他给江总书记一行做了从前爱吃的一个系列菜：红烧肉、红烧狮子头、雪里红炒肉泥等几样湘菜点，事后得知深获江总书记一行的好评。工作人员还告诉他，那小份的红烧肉，江总书记还吃了两份。江总书记在马国事访问4天，膳食都是由他料理。11月13日马工商界人士在公主大酒店举行盛宴，整整60桌珍馐佳肴也是由邓志明做主厨。访问结束回国前夕，江总书记欣然同邓志明等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一次外事活动，中国驻马大使馆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嘉奖。为此，大使馆为邓志明的出色表现向公主酒店发了感谢公函。酒店对感谢函保留了复印件，把原件慷慨地赠予邓志明留做纪念。

回国潜心做个教书人

邓志明眷恋着祖国和家人，在马来西亚打工两年后，便婉言谢绝了公主酒店的挽留，于1996年7月底回到了家乡。得知他回国，长沙许多酒店找上门来要高薪聘请他去主厨，他一一做了回绝，最后选择一家民办厨师学校做了一名校长。之所以选择做教书人，他切身感觉到发展渊远流长的中国饮食文化、培养从业新人是重中之重，而自己贡献社会，最有意义的事情也莫过于把自己的所学所得的专业知识去“传道、授业、解惑”。

邓志明从业30年，他不仅长于湘菜，而且对中国的菜系和西餐都有一定了解，油案、白案也都有一手，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烹饪的理论总结探讨和10多年教学经历，对西方饮食文化也有一定了解，称得上是当代饮食教学难得的高师。这所民办学校以不低于他在国外的高薪敦请他，看中的就是他的名气和以一顶十的大功夫。值得骄傲的是他这个从高中肄业生起步的厨师还走向了正规大学的讲坛。1992年长沙大学外语系办有一个旅游专业班，曾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讲解中国饮食文化的课程。至今，省城的湖南大学等10多所高校都聘请他做过培训后勤人员的讲学。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文化传播 国家形象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08-15

日新月异的现代媒介技术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下降，文化战略地位相对上升。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对“文化软实力”的考量和运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和传播存在着相生相伴的内在紧密关系，文化传播也广为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对于为所谓“”所困扰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分析和回击各种各样版本的“中国”，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一、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解读

1．对外文化传播概念的界定

本文把“对外文化传播”界定为传播主体（宽泛主体）通过对文化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求得他国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进而求得在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本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特点：手段与目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传播为手段，以实现文化认同进而行动统一为目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为文化传播内容，以沟通和交流为文化传播形式；强调对外文化传播之目的是求得“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突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软实力”特性。如此，做到了概念界定具体明确，尽量避免概念界定宏观模糊的通病。

2．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文化传播与国家密切关联。入江昭认为，“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理应含有文化成分，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1] 。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文化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文化与国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文化与国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认同能增进和巩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也能利用政府资源实施和推进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如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的，在两岸统一过程中，通过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起着巨大的作用。

对外文化传播是构成和影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变量。文化由于具有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内在特质，因此文化对认知主体的影响是无形的和“柔性”的。文化“有一种以思想（精神或意识）为特征，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这种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文化力’（Culture Power）”[2] 。文化张扬、文化认同、文化追随是“文化力”的具体显现。“文化力”所表现出来的感召力、导向力、吸引力、示范力，就是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权力”，即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和实现自身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时，不是借助有形的硬性强迫实力，而是依靠自身的感召力和吸引力。[3] 事实上，文化作为构成和影响国力的重要变量存在和发挥作用由来已久，只不过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进一步理性思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因此，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一经提出，便成为外交界、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构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通过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来提高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以求得本国在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配合、默认和追随。构建国家形象的最初动因应是提高国家美誉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吸引力，进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美誉度是国际社会公众在该国家相关信息基础上，对该国做出的积极评价和正面认可的程度。国家美誉度应属国家精神性需求。在国家利益结构中，不仅有物质性国家利益，还有精神性的国家利益。在形成国家美誉度，增强国家感召力、吸引力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对外文化信息的传播。文化是人类认识的过滤器，任何认识的发生、发展都要经过文化的过滤，文化能改变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与方式。“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是从自己的观念、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理解其他国家。” [4] 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一种，具体形成的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结果，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成为构建国家形象重要手段之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3．影响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一个国家积极正面形象的有效手段。对外文化传播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各个环节和方面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权重”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因素对国家形象塑造有较大影响。

其一是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判断。要使对外文化传播在形成国家软实力中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效应，必须对自身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 。要有效展开对外文化传播，需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明确自身文化特征和优势所在，特别是要正确客观评估自身文化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惟其如此，才能谈得上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其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孕育和产生不同特质的文化，文化特质是文化长期演变、沉淀、整合和“均质化”的结果，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文化差异决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性，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文化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异质文化之间的鉴别和比较，就不可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更谈不上发现自身文化上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文化差异是自然的、合理的。“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都过分夸大文明差异而忽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竞争对手框架理念的建构等方面着手，应当说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选择上的偏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是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社会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三要素。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系统中的“硬性”要素，对信息的传播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西方世界在传播渠道和载体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互联网方面，中国的上网人数只占到全球上网人数的9%，而全世界网络服务器内存储的中文信息只有4%，且这4%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在网络服务中提供的信息，一般信息占到80%，服务类信息占到95%。全球化市场看似是一个完全公开、公平的平台，实质上掩藏着严重的信息输出的不对称。[6] 对普通社会公众而言，大众传媒是他们形成他国国家形象主要的文化信息来源，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导致一些传播弱势国家的形象为传播强势国家所任意塑造。

因此，鉴于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上三方面因素，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尽快让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进一步有效、有力、畅通。

4．对外文化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综合效应

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的重视。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直接塑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还对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

首先，对外文化传播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的今天，一国国民在国际交往中无不渴望得到国际社会公众的理解、尊重和礼遇。在因对外文化传播而成功构塑国家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在“光环效应”(halo effect)和“累积效应”(summary construct effect)等复杂心理机制作用下，国际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理解和尊重，无疑会增加和强化对该国国民的尊重，从而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进一步增强，进而政治稳定，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上的进步，又会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公众对该国国民的尊重，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促进了内政和外交的良性互动。

其次，对外文化传播通过影响国力构成要素的变化而直接塑造大国、强国形象。大国、强国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硬”和“软”两种因素的支撑。对外文化传播会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增强，国民士气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政府贯彻其战略意志的决心也会因民众的支持而更加果敢，大国、强国形象借此路径得以塑造。

最后，对外文化传播有助于淡化和进一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应当说，相对于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而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浅层的、零碎的。西方社会大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更易为政府和社会主流媒体所影响和左右。之所以如此，原因复杂多样，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没有给与对外文化传播应有的重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文化传播上的薄弱，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为一部分西方人构建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提供了机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沉默具有不同的示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沉默的解读更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倾向于对“沉默”进行消极的解读。在其他外来因素作用和引导下，“沉默”易于解读为“威胁”和“敌意”。而在东方文化中，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沉默一般不是示意“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状态，而往往是示意处于不愿或不能表达的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中间状态。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对国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大国博弈中战略的选择无疑要依赖于对参加博弈各方信息的掌握和解读。在因信息传播不畅而无法做出合理预期和理性判断情况下，出于对国家自身安全的考虑，博弈各方倾向于做出偏好威胁的解读和判断，以维护自身的绝对安全。因此，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平和开放、倾向防御、追求和谐”的战略文化的传播，无疑会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来淡化和进一步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

二、加强对外大众文化传播诠释“和平开放”的文化内核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7] 。而大众文化传播具有辐射面广、通俗易懂、与生活娱乐密切相关等特点，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要特别通过传播中华文明中“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因子（文化内核）和内在诉求，阐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进而为在国际社会公众中塑造积极正面国家形象奠定认知的文化基础。

1．通过物质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和物质消费文化。在通过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物质消费文化是我们要进行重点传播推出的。对许多国际公众而言，对中国的最初认知，是从与其生活密切关联的物质消费文化开始的。如在世界遍地开花的中餐馆，作为“世界工厂”标志性产品的服装、玩具和鞋类等等。因此，从这些看似普通，但辐射面广、渗透力强的“中国因素”着手传播中国文化，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

① 传播“求和”、“绿色”、“高雅”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生产和食物消费过程所体现出的文化。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而饮食是人的本能，正所谓“食色性也”，因此，饮食中所蕴含的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相伴。

传播“求和”的饮食文化。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的儒家、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8]我们尤其要着重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中“求和”的文化内涵（“食与人之和”、“食与社会之和”、“食与自然之和”），[9] 如“人与社会之和”表现在用餐方面就是“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即‘合家欢乐’” 。 [10] 通过阐释中国“求和”的饮食文化，让国际公众在品尝中华美食过程中，体会到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并已融入和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播“绿色”文明的饮食文化。我国古代虽有灿烂的饮食文化和科学的饮食传统，但确有糟粕。旧时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吃腻了大鱼大肉，要以珍馐来调剂口味。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极品”并未延长帝王的寿命，却使得我国的许多珍稀动物遭受灭顶之灾。而在中国的有些地区，这些陋习却沿传至今。[11] 因而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绿色”、 文明的积极饮食文化元素，抛弃与现代文明不相和谐的消极饮食文化元素。中国要通过“一日三餐”和传播“老字号”等途径来展示中国“绿色”、文明、和谐的饮食文化，充分发挥饮食文化对改善和提高国家形象起到的积极作用。

② 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中华服饰文化

要重视服饰文化在塑造国民形象进而塑造国家形象中的“初始效应”（primary effect）。服饰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留给国际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所传递的信息是以后交往和形象定位的依据。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初始效应”。“”期间，到中国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政要第一眼看到的是灰色、蓝色、黑色占绝对主色调的、单调的服装世界，这无疑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国人生活方式整齐划一、思想禁锢的基本判断。在这些人的回忆录中，这种场景和由此产生的认知被屡屡提及。因此，传播服饰文化就是传播一个国家社会公众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进而也是在塑造和传播一个国家的形象。

要秉承民族服饰的特征。服饰的民族性是传播、丰富服饰文化的基础和根本。旗袍被誉为“国服”，然而，现代文明下我们偶尔能看见的，却是穿着旗袍的饭店引导人员和服务员在酒楼饭馆之类的场合之间徘徊。所谓“国服”，应该使人可看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博大精深。[12] 对服饰文化中的“旗袍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认真分析。当然，我们也有成功诠释已有服饰文化的案例。云南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如手工编制的围巾、披肩以及其他蜡染工艺品等），成为到云南丽江古城旅游的外国游客热衷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2001年APEC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所穿的中式上衣，大方得体，潇洒稳重，在服饰领域影响广泛，至今仍是畅销的旅游纪念品。

要通过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服饰文化来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同时，要学习借鉴异质服饰文化，不断丰富中国服饰文化的内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服饰文化向来不乏“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盛唐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当时国人的服饰在款式和色彩上吸收借鉴了异域服饰文化，因而国人服饰雍容典雅、光彩照人，也为一些国家所借鉴和仿效，至今在一些国家的民族服饰上仍能看到盛唐服饰的元素。中山装就是在西装版式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因其庄重、大方的气韵而为国人称道，一度誉为男式“国服”。“旗袍”也是在满族人服饰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其后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普遍接受。“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通过改进服装设计提高了士兵作战时的灵活性和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通过汲取外来服饰文化的合理元素这一服饰革新行为，积极推动国人抛弃旧习、更新观念，从而把服饰文化的作用和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从服饰“大国”向服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弘扬“开放包容”的传统服饰文化，特别是要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的基础上，打造拥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典雅时尚”的服饰流行“品牌”，让国人服饰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

2．通过精神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精神文化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观念、规范和模式等几个方面，贯穿于各个要素的核心就是价值标准，它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灵魂。[13] 以下仅就中国精神文化中有一定优势和影响力的两个方面加以简要论述。

① 让“旅游文化大使”自觉传播中国文化

通过吸引外来旅游者，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一种世界各国普遍应用的策略。就我国而言，在尊重旅游规律的同时，要把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自觉和国家战略特别是与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要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充分诠释中国“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

要重视人际传播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外游客还是本国的“出境游”游客都被赋予了“文化大使”的临时身份。当前，要通过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向国外游客传播中华文化的技巧（以外国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解读中华文化，实现跨文化沟通），让更多的国外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进而成为在其母国自觉传播中华文化的“外国文化大使”。国内“出境游”游客更有责任和义务当好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大使”。据初步统计，2006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3200多万人次。据欧洲酒店业发起的一项全球游客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游客形象最佳，而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的游客形象却位居倒数第三。[14] 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国内“出境游”游客在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了《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行为指南》，对“出境游”游客谨言慎行、加强个人修养、维护国家形象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别强调“习俗禁忌，切勿冒犯”、“女士优先，礼貌谦让”，体现了对外国公民和文化的尊重。[15]

② 传播“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

体育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无声“世界语言”，同样是一种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16] 在中国体育文化中，绵延不绝并至今仍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非武术莫属。然而相当部分的中国功夫片，在演绎中国武术时流于肤浅化、庸俗化，过分突出了搏击功能，因而对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诠释得十分有限和薄弱。武术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中国武术在重视其技击性的同时，更为强调和关注的是武术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益智养生”、“防身健体”、“扶危济困”和“自强不息”等“以人为本”、“关爱人性”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决不主张“恃强凌弱”、“好勇斗狠”、“自我张扬”、“唯我独尊”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2008年北京奥运会抓住了全球聚焦中国的契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从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关注的主题来看，政治类报道占全部报道的首位（占全部报道总量23%，此前几次奥运会报道主要议题分别为体育、经济、文化等）。[17] 中国借助“人文奥运”平台，整合各种资源，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还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政治形象。

三、加强文化外交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如果说大众文化传播为中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奠定形象认知的文化基础，那么文化外交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直接地为塑造国家形象服务。

1．文化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重要的“柔性”手段

虽然以文化交流导入外交、以外交促进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外事工作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对文化在外交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仅停留在较低层面。随着文化全球化澎湃而来，“文化安全”受到普遍关注。另外，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文化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是国家实现外交战略意图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即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18]“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国际形象是由国际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所建构和表达出来的，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更应该诉诸国家之间文化观念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 [19]因此，文化传播，特别是有政治和外交意图指向的“文化外交”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

文化外交之所以是塑造国家形象有效的、重要的“柔性”手段，原因在于文化外交兼有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的优势。

廓清“文化传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之间的外延和内涵的不同，有助于理解“文化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所具有的优势。“文化传播”的主体比较宽泛，包括一国国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文化传播”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文化传播对象国几乎察觉不到他国政府政治和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且接受政府战略指导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相对正规和系统；以文化掩盖战略意图。“对外宣传”的主体为政府组织或直接为政府组织掌控、约束的社会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最为正规和系统；战略意图较为直白。“文化转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实施主体范围依次递减、实施手段种类也依次递减，但战略意图清晰度和直白程度依次递增。“对外宣传”更强调和注重单向传递，而“文化传播” 与“文化外交”则强调和关注双向互动。

厘清“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文化外交的“柔性展开”。“文化外交”特别注重双方协调、互动过程。“‘文化外交’特别注意对方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自愿接受和选择的自由。只有当思想交汇时，文化外交才能发挥效果。”[20] 在实施的方式上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外宣传常利用“心理方式”（the psychological）、“劝诱”（persuasion）、“公众（公共）（public relation）关系”；而文化外交突出“合作”（cooperation）、“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互惠”（reciprocal）。

从以上分析来看，就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而言，文化外交的“柔性”在于最大限度地抵消了因意识形态差异和他国公众主观选择偏好而对国家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求在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加对该国的文化认知进而逐渐认同该国，达到了“攻心为上”的“文化外交”目的。以上分析不仅部分地解答了有关过去文化外交不尽如人意的疑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今后我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柔性”，提高文化外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以文化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要与国家战略相统一

任何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都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设计，都是为国家战略、国家使命服务的。国家形象的主题和核心必然要与国家使命、国家战略相统一，否则，只是国家形象的自然呈现，而绝非我们在本文谈论的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

任何一个积极谋求相应国际地位和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无不在利用文化外交这一“柔性”手段来实现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美国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但美国现在无疑是在“文化外交”上投入最多、辐射最广，同时也是“文化外交”手段运用较为娴熟的国家。

3．中国文化外交要以回击“文化版的中国”为重点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为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工作。

在“走出去”方面，以“中国文化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以及“汉语推广战略”和“孔子学院”最为引人注目。例如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德国汉堡“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俄国“中国文化节”。 [21]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而成的灿烂中华文化，在举办国引起了文化上的震撼和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一提起中国，总有两种形象：一是龙，二是熊猫” [22]这种对中国肤浅、片面的认识。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孔子学院是国家主导和推广的两个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项目，也是迄今中国政府“文化外交”实施项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个项目。中国办学实力较强的高校，特别是有语言优势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把自身国际化办学与两个项目的实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积极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据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汉语水平考试（HSK）目前已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了161个考点；截至2007年7月底，孔子学院已经启动建设了170余所（课堂），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个项目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外交的重点，应是有针对性地回击“文化版中国”。中国文化外交战略应与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相互协同配合，突出重点。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纷纷预测强大以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文化”、“能源”、“环境”、“战略文化”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文化外交”的“柔性”、“渗透性”，大力传播中国“求和”、“开放”、“包容”等特质的“防御型战略文化”，让世界公众领略中华民族“平和开放”的博襟，进一步塑造起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形象。

注释：

[1] 入江昭：“文化与外交”，载《外交论坛》2004年第4期。

[2]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3] Joseph S. Nye.Jr.,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 1996.

[4] 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5]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

[6] 参见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版。

[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8] 田土：“弘扬科学与先进文化的思考”，载《北京观察》2006年4月版。

[9] 张少飞：“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版。

[10] 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析中西文化”，载《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11] 黄明超：“发展广东先进饮食文化的思考”，载《商业经济文荟》2006年3月版。

[12] 同上。

[13] 居黎东：“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05年12月版。

[14]“中国游客形象为何‘倒数第三’？”，travel.省略/20070530/n250308036.shtml

[15] 参见“国内游出境游文明规范出台”，《新民晚报》，2006年10月3日。

[16] 崔凤海：“试论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关系问题”，载《体育与科学》2003年第24卷第 6期。

[17] 董小英、李其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2期。

[18]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9]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20] 胡文涛：“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16页。

[21] 李志斐、于海峰：“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载《理论界》2007年第2期。

[22] [美]奈斯比特：“奈斯比特再论中国大趋势”，载《嘹望东方周刊》2007年43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200083）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饮食生活变迁；近代上海与成都；沿海与内地

中图分类号：F29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082－06

饮食生活变迁是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内容。近代沿海与内地不同城市由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市政基础设施、西方文化影响和冲击程度的差异使二者在社会生活变迁面貌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作为海派饮食文化和现代川菜菜系形成过程中的两座重要城市，上海与成都在近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两座城市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的变迁面貌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反映了近代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异。

一、食品工业的发展与主副食食品种类的丰富程度

近代城市居民饮食生活的变迁首先表现为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副食食品种类的丰富上。现代食品工业的产品如机制大米、面粉，机制糖果、饼干、罐头、糕点、汽水饮料等食品进入普通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增加了传统饮食中没有的主副食食品种类，大大丰富了普通市民的日常饮食生活。但沿海与内地不同城市现代食品工业发达程度的差异又使不同城市居民所能享用到的食品工业产品在品种、质量、数量、价格和普及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别。

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食品工业是上海最早发展的工业门类之一。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商在上海就开办了一批食品加工厂，如1855年英商爱德华・霍尔首先在租界开办上海第一家面包工厂；1864年，英商广和洋行成立，从事制造酒及各种饮料，后改名为正广和洋行，发展为上海规模最大的汽水专业工厂。由于外资的进入使上海的食品工业呈现出起步早、技术先进的特点。在外资食品企业中，1913年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海宁洋行和1921年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沙利文糖果饼干有限公司是两家规模比较大，设备和技术力量比较先进，对近代上海人饮食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食品企业。海宁洋行产销蛋糕、饼干、糖果、冰淇淋，其于1926年开始生产的美女牌棒冰和冰淇淋一直垄断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冷饮市场。沙利文糖果饼干有限公司生产的以“沙利文”为商标的糖果、饼干、面包是优质食品的代名词①。

20世纪初，民族资本开始涉足上海食品业。光绪三十年（1904），在百老汇出现第一家中国人开设的近代食品作坊――晋丰号，制作面包、西点。此后食品工业在上海发展迅猛，到30年代有大小工厂70余家，生产糖果、饼干、糕点、罐头、汽水、雪糕、冰淇淋、咖啡等各种食品不下千种，食品工业形成相当规模，1931年上海食品工业的产值已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2.9%②。近代上海的食品工业在全国食品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前，上海食品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食品工业产值的百分之

*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菜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度课题“近代成都饮食生活变迁研究（1861―1945）”（课题编号：CC10S10）的阶段性成果。

六、七十以上。③ 上海的食品工业无论是机制米业、机制面粉业等主食加工业，还是机制糖果、罐头、饼干、糕点、饮料业等副食品工业抑或调味品工业在起步时间、行业规模、技术设备、产品质量等方面均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产生了一大批驰名全国的食品企业和著名食品。如荣氏福新面粉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冠生园食品公司生产的各类糖果糕点、梅林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金盾牌罐头等。④

近代上海食品工业的发达使机制面粉、机制罐头、糖果糕点饼干、西式饮料等食品工业的产品早在20世纪初就较多的出现在了上海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中，并在二、三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与近代上海相比较，成都的现代工业虽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但由于成都僻处西南，远离现代工业发展的技术源、资金源和人才源，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就食品工业而言，抗战以前成都本地除少量面粉厂、榨油厂和唯一的一家制冰厂外，尚无其他食品工厂，⑤ 全省罐头、饼干、糖果等现代食品工厂仅有8家且均在重庆。⑥ 食品工业的发展与上海相比存在巨大差异。以机制面粉业而言，1936年成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兆丰机制麦粉厂⑦ 和上海出现的第一家机制面粉厂――1894年德商在上海杨浦树开设的增裕面粉工厂 ⑧ 相比，整整晚了42年。到1921年全上海面粉厂总数增至20个，生产能力也成倍增长⑨，而成都本地在抗战前仅兆丰面粉厂一家机制面粉厂。现代食品工业产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重庆开埠通商和川江航运的通航才以外洋进口和从沿海城市输入的方式进入成都的。成都市场上销售的食品工业产品均来自外洋、上海等沿海开埠城市和省内的重庆等地，数量少，价格昂贵，多数市民无法享用。现代食品工业产品开始进入成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比上海晚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到抗战时期，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四川的食品工业才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到1944年底全省食品工业企业有408家，⑩ 在内迁的上海食品公司和冠生园食品公司的带动下，成都的食品加工工厂发展到7家，{11} 成都本地企业开始能够生产机制糖果糕点、饼干、罐头等现代食品。由于使用机器生产，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到40年代中期近代食品工业的产品机制糖果糕点、饼干罐头才开始较多的进入成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之中，比上海晚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即便如此到40年代成都的食品工业仍较弱小，不具备基本的产业规模，机制面粉、机制罐头、糖果糕点饼干等产品在成都的普及度仍远不能与上海比较，食品的品种也远不及上海丰富多样。许多优质的现代食品仍来自上海等沿海城市和省内工业中心城市重庆，长途运输和各种税收使其价格也要高于上海本地。一个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成都的市民他所能享用到现代食品的种类远不如上海丰富，产品质量也不如上海优良，且价格更为昂贵。如上海本地食品厂公和祥于记咖啡公司在1924年即开始批量生产咖啡，1932年海宁洋行开始大批量生产雪糕和冰淇淋，30年代初上海天星糖果厂即以专制巧克力而闻名全国。{12} 而成都直到40年代才有少量汽水、雪糕和冰淇淋生产，绝大部分西式饮料和咖啡、巧克力则完全来自外地。{13}

二、饮食业的发达与饮食市场的繁荣程度

近代城市居民日常饮食生活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随着城市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生产由个体化向集体化和社会化转变。职员、教员、店员等大量现代职业人口出现，进一步推动了饮食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饮食烹制和消费的场所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家庭的饮食功能逐渐弱化。饮食业在满足市民日常饮食需求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官厨、家厨成为推动近代饮食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近代社会饮食市场的规模和繁华程度远超过传统农业社会。而不同城市饮食业的发达和饮食市场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城市人口和财富的聚集能力，从根本上来讲是取决于城市现代经济的发达程度。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地位使近代上海有着巨大的人口聚集能力和财富聚集能力。1852年上海人口约为54万，到1910年人口已增至128万，到1936年人口更急剧膨胀增至381万。{14} 租界的相对安全、一流的市政基础设施、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此谋生、寻找发财的机会，同时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使近代上海成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和受西方影响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的城市人口中非上海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外来人口构成了上海人口的主体。他们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北、山东、河北、福建等全国23个省区，大部分来自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省份，尤以来自江苏和浙江为最多。{15} 1910年居住在上海的外侨人口超过1.5万，1925年超过3万，1931年超过6万，此后几年保持在6万到7万之间。1942年达到高峰为15万人，国籍最多的时候达到58个。{16}

作为近代中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全国最大工业中心，30人以上的工厂1933年为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数的36%，{17} 同年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31.3%，{18} 产业工人和交通运输业工人数量在1937年超过100万。{19} 到30年代中期，上海的职员、教员、自由职业者等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近20万。{20} 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高，产业工人和现代职业人口众多使依赖餐饮业解决吃饭问题成为工作所必须，大众餐饮需求旺盛使饮食业很早就在近代上海市民饮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清时期，上饭馆酒楼去吃饭，对上海人来说已是极寻常之事。数百万城市人口的饮食消费需求使上海的饮食市场规模庞大，饮食业异常发达，饮食市场空前繁荣。中外政商各界高端消费群体汇集上海是上海饮食业发达的又一原因。人口的多元化必然导致饮食市场的多元化，上万外侨人口的存在又必然使近代上海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巨大影响。上海在近代中国饮食业发展中具有领时代风气之先和全国饮食业马首之瞻的地位和作用，饮食市场呈现出全国各帮菜系荟萃和西方各国饮食文化并存的局面。在近代中国“食在上海”名符其实，在上海可以品尝到其他地方无法品尝到的全国菜系16个帮派的饮食和来自英、法、德、意、俄、日等诸多西方国家不同风味的饮食。

上海各地人口的汇聚使饮食市场呈现出各省菜系荟萃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咸丰同治年间徽帮菜馆大富贵、大中华等；苏州、无锡帮的大加利、大鸿运等菜馆率先进入上海，清末广帮杏花楼、新雅、等较早在沪经营。宁波菜馆甬江状元楼、四明状元楼等，四川菜馆大雅楼、蜀腴、梅龙镇等，镇扬菜馆版心斋、老半斋等，京帮菜馆会宾楼、悦宾楼等，河南菜馆梁园致美楼、厚德福等，福建菜馆小有天、天乐园等。清真菜馆洪长兴、南来顺等，素菜馆功德林、春风松月楼等均先后来沪，竞相经营。民国以后，杭帮、潮州帮以及湖南帮菜馆也陆续开设。{21}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酒菜业已具有京、广、川、扬、沪、苏、锡、宁、徽、闽、湘、豫、潮、杭、清真和素菜等16种地方风味特色。{22}

与上海相比较，近代成都仍只是一座典型的传统商业城市，现代工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直至1949年城市尚处在早期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都工业仍集中于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传统手工业，现代工厂有70余家，真正有一定规者仅17家，{23} 抗战时期沿海工业的内迁直接推动了成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化学、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发展迅速，到1942年各类新式企业发展到105家，{24} 到1945年成都共有工厂330家。{25} 作为四川省的行政中心和川西商业中心，成都在西南地区有着较强的人口和财富聚集能力，近百年的时间里成都城市人口从1869年的22万增至1946年的70万。{26} 但由于现代经济落后，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和财富聚集能力与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相比仍有着巨大的差异。作为一座典型的商业消费城市，近代成都的饮食业一直较为繁荣，如到抗战时期成都的餐馆发展到3000多家，平均130个人就有一家。{27}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现代川菜菜系定型、发展走向成熟最为重要的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的餐饮名店和川菜名菜名厨，形成了由高中低档餐馆和小吃摊贩挑担组成的完善的餐饮市场体系。但由于城市现代经济、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使成都的饮食市场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丰富性和多样性上远不如上海发达。如1930年上海市政府管辖区内（不包括两租界）取得执照的饮食店就已达8387家。{28} 早在清末上海就形成了京、津、川、粤、沪、苏、锡、宁等全国各帮菜系荟萃的局面，如1909年上海开办的宁波馆有10家、徽菜馆有18家、粤菜馆有8家。{29} 清末成都也有少数由江浙人或江浙厨师所开，以经营江浙风味为主的餐馆称为南馆。{30} 但成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更多的外菜系餐馆开办。3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随着人口的内迁和一批华北、东南和华南等地区迁来的外省著名餐馆的开办，成都才出现了京、津、鲁、粤、江浙等外菜系餐馆十余家，如北平明湖春饭店、广东大三元酒家、上海全家福餐厅、京苏宴宾楼等，{31} 但在菜系种类的多样性和外菜系餐馆的数量上都远不及上海。

三、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程度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侵略活动，来华的西方人日渐增多，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以西餐为载体的西方饮食文化在饮食原料、饮食餐具、饮食礼仪、饮食观念等方面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产生影响。但沿海与内地不同城市由于受西方国家侵略活动影响的时间和程度差异，其受到西方饮食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沿海城市，也是受西方饮食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开埠后，西方人来上海经商、传教者日益增多。为满足上海外侨的饮食需要，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租界的洋人开办了近代上海的第一批西餐馆，服务对象为洋人和洋行的中国买办，如1853年的老德记西餐馆，1860年英国人礼查创办的礼查饭店。{32} 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也开始在上海自办西餐馆，以“英法大菜”招徕顾客，如一品香、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等。{33} 西餐馆也从洋人聚集区扩展到商业繁华区。外滩是外国银行集中点，洋行的办事机构（写字间）增多，为了适应中外职员就餐需要，在外滩附近的南京路、四川路、江西路、汉口路周围，陆续开设了水上饭店、麦赛尔饭店、沙利文、东海饭店、德大饭店等经营西菜，在中午供应欧美式西菜和快餐。1909年上海主要西餐馆已有17家。{34}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白俄贵族逃至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先后开设了俄式菜馆40余家，以“罗宋大菜”招揽顾客，2角钱“可吃一菜一汤（罗宋汤）面包加黄油的经济大菜”，受到消费者欢迎。20世纪30年代，国人品尝西餐的日益增多，西菜业步入全盛时期，在福州路、汉口路、路、延安路一带就有“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申园”等番菜馆近30家，当时称之为“四马路大菜”。至抗战前，全市西菜咖啡馆共有200多户。{35}上海所有的西餐品种里，以英美西餐为主，其他还有法、德、日、意大利、俄罗斯式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吃西餐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上海的西餐馆分为地道西餐和经改良后的中式西餐，被市民普遍接受而流行的是口味改良后的中式西餐。著名的西餐馆有国际饭店、礼查饭店、华懋饭店、汇中饭店（和平饭店）等纯粹西餐馆和一家春、一枝香、一品香、中央西菜社、大中华饭店、上海西菜社等中式改良西餐馆。{36} 西餐的流行也必然导致西方饮食文化对上海人的日常饮食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是烹饪原料、烹饪技法、西式餐具、还是西方饮食文化中重视营养健康的饮食观念，以及西式宴会的宴会礼仪等等。在西餐影响下上海市民的口味有所变化。如在汉族的传统饮食结构中，水牛和黄牛均是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受到保护和利用的，牛肉并不被作为肉食的来源。但在西方的饮食文化中，牛肉却是大量食用的肉食品种。在西餐的影响下，近代以后牛肉也开始被上海人大量食用。洋葱、土豆、卷心菜等西餐中常食用的蔬菜品种在上海郊县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西餐的流行，二、三十年代西式的鸡尾酒会、冷餐酒会成为上海政商界、知识界普遍使用的社交方式。仆欧迎门、侍役拉坐、设摆台、置餐具、插牙签、放餐巾等一系列西方饮食礼仪也开始被一些中餐馆普遍采用。{37} 西方饮食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还在上海官场和知识界中兴起了改良、简化传统筵席的风尚，民国以后这一风尚更得到提倡、普及。人们参照西方筵席的程式，制造出了中菜“改良筵席”。在席面布置、菜肴品种数量、冷热搭配、上席顺序、食用方式上都有了西化的特点。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菜、八小菜、四冷荤、四热荤、两甜点、外加一些水果的筵席新格局。{38}

近代上海是最早接受西方饮食文化中的现代卫生观念和现代营养观念的城市，我国的现代食品科学即起源于上海。20世纪初上海的知识界翻译了一批西方烹饪著作，又从烹饪原理和食物化学的角度来对传统烹饪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出现了一批对食物成分和烹饪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著与论文。这些书籍和论文尤其注重饮食科学知识的教育、普及，以实例说明饮食科学在人们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如陈德征的《吃饭问题》，该书于1929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从26个方面讨论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是一部关于研究饮食营养学的普及之作。此外再如上官悟编《食物常识》、张思廷编《饮食与健康》、李公耳编《西餐烹饪秘诀》、吴宪编《营养概论》等，{39} 这些书籍均在上海出版，并由上海传播到全国。

与上海相比，西餐在成都出现较晚，对成都人的饮食生活也未发生较大影响。西餐在成都出现于20世纪初，合江人李九如在华兴街（后迁祠堂街）开办的聚丰园南堂餐厅即经营西式菜肴。{40} 该店为成都市用台布、西餐刀叉、高脚酒杯的第一家，开成都“中菜西吃”的先例，制作了酸辣牛尾汤、九斤黄鸡六吃等带有创造性的菜肴。{41} 此外劝业场的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会府北街的可园、兴隆街口的金谷园也有改良后的西式菜点出售。{42}

西餐在成都的出现比上海晚了四、五十年，且一出现即为口味改良后的中式西餐。西餐在成都的出现是西餐的饮食风尚由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向内地蔓延的结果。抗战时期随着人口的内迁，原本在京沪开办的一些著名西餐馆也在成都开办，如北平撷英西餐厅、上海良友中西大菜社、上海国际西餐厅、沙利文饭店等，{43} 西餐在成都有所发展，但其数量也仅十余家，远未形成行业规模，与抗战前上海大小西餐馆已达200余家形成鲜明对比。民国时期成都的外侨年均仅百余人，抗战时期增至年均270人，{44} 这与上海1905年外侨人数即达1.2万，到30年代外侨人数保持在6、7万人的规模无法比较。因此西餐对成都日常饮食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西餐在近代成都只是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的一种点缀，以西餐为载体的西方饮食文化对成都发生影响的时间晚、程度轻。如成都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在当地报纸杂志上出现了较多的介绍现代营养保健和饮食卫生知识的科普文章，这也是现代营养卫生知识由上海传播到全国的结果。

四、饮食消费风气转变程度

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厂商必然要想方设法刺激消费者的无限消费欲求，因为只有消费者有了消费意愿生产才能持续的进行，整个社会必然要形成物质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商品经济社会与自然经济社会在价值观上的一大区别。这种价值观以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人的事业成就和社会价值大小的主要依据。在这种价值观下，物质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更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手段，谁能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谁就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获得精神上更多的优越感。在这种价值观下人们的日常消费讲究体面排场，追求奢侈豪华，相互攀比，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更主要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晚清民国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这种物质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也被中国人所接受。首先是在沿海地区进而扩大到内陆城市，从根本上改变着农业社会崇俭恶奢的传统消费观。进行高档奢侈消费不再被视为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不道德的行为，反而成为证明个人社会价值、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效仿。

近代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也是最早受到商品经济社会下物质消费主义价值观冲击的城市。就饮食消费风气由俭到奢的转变而言上海在时间上远早于成都，在程度上也远较成都为剧烈。“就上海来说，疯狂狡诈地赚钱，奢华时髦地消费，已成为晚清内地居民对上海人的基本印象。”{45}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已开始了消费风气的明显转变，19世纪90年代后这种奢靡的消费风气又由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传播到内地去。具体在饮食消费上，近代上海是全国富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居住着一大批中外富商巨贾，政界要员，许多内地富豪也视上海为挥霍享乐的天堂。麇集于上海的中外各类高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恰是引导或刺激上海饮食文化中西融汇和餐馆业兴旺、烹调技艺发展的最大原动力。在饮食消费中追求享乐、奢靡浪费和趋新崇洋成为风气。社会富有阶层最有能力也最先去追逐和效仿西方消费方式，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入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人们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极为活跃。同光之际上海著名的中餐馆有六家，即“新新”、“同新”、“复新”、“泰和”、“哺五房”、“庄新”。这六大菜馆常年“朝朝裙屐，夜夜笙歌，红酒绿灯，金迷纸醉，逞豪华者即令日食万钱尤嫌无下箸处”。{46} 上街吃饭，这是一种公开性消费，喜欢讲排场要面子的上海人，总是爱在这种场合中炫耀一下自己的有钱与大方。“俗尚奢侈，鱼翅、烧鹅两色，几乎每饭不忘。”{47}在奢风盛行下，不仅豪商新富热衷于以摆奢宴而逞富，即使略有余资的中人之家，也不惜花费而摆奢宴，吃花酒、下馆子。1880年《申报》一文记述上海人的这种奢靡之风道：“沪上之吃花酒者，一席十二三番，闹阔者日翻数台不止，则其费岂止万钱！……即非常在酒馆请客，一席之费，也得八九元，虽不至日日如是，而大本行家，与夫硕腹巨贾，竟有无日不上馆子者。”{48}

近代成都由于现代工商业不发达，社会富裕阶层多为传统的官僚、军阀、地主、富商、钱庄主等，而资本家、买办、银行家等新兴富裕阶层的人数较少；政府、现代商业职员、大中小学教员、自由职业者等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也较少。社会中上阶层的消费能力远不如上海旺盛，奢靡消费风气的蔓延也远不如上海剧烈。到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党政军要员和工商界人士集中、往来于重庆、成都两地，他们也将上海、南京等地的奢靡之风带到了重庆、成都两地，奢侈享乐的饮食风气开始在成都蔓延。“国人好吃，于今为烈，即以成都而论，自重心西移以还，数月之间饮食店增设者，几五百家。……官场酒食奢靡之恶习，实已反乎穷国立国之大本。”{49}

五、普通劳工阶层饮食生活水平高低程度

近代上海由于现代工商业发达，富裕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人数众多，城市的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按成年人口四口计算，20世纪20年代初，成都普通家庭每月需12元左右就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20年代上海普通家庭每月66元为中等，30元为中等以下。{50} 成都的物价水平远低于上海。“抗战以前，即使在内战最频繁猛烈的年头，一个普通成都居民，只要有两元钱（约合7角美金），在一个月中，他每天就可以吃到两顿足以填饱肚皮的饭菜。一位姨娘的月薪只要8角到1元半。大学生每星期最奢侈的伙食费是8角到1元，八人一桌，每吨有肉，每天有鸡鱼。两老三小的自做饭食，即使相当丰盛也不过一月50元。通常五口之家的平均费用只是10-20元。在北平等城市最豪华旅馆住上一晚所花费的钱可供成都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用上一个月还有余。”{51} 以每家成年男子四口计算，1938年12月成都一家庭所需生活费为28元，{52} 而1926到1936年这10年间上海城市居民生活费指数在京、津、沪三个城市中是最高的。{53}

如前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1937年全市工业企业总数为22376家，手工场及手工作坊16851家，{54} 20年代上海产业工人在数量上已超过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和交通运输业工人数量在1937年超过100万，产业工人在劳工阶层中的比例高。而成都在近代仍是一座传统的商业城市，现代工业发展缓慢，到1942年现代工厂仅为102家，产业工人在劳工阶层中的比重低，大部分劳工阶层仍为传统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苦力。工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使上海劳工阶层的整体素质要高于成都，其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也要远高于成都。据调查，1931年成都市35个手工业行业的平均工资为7.17元，3个机器工业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4.7元。{55} 而根据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21个行业的调查，1929年男工平均工资为17.52元，{56} 上海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成都很多。与低工资相一致的是成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远低于上海的。1937年成都劳动负贩界成年男子的各项消费支出中，食物为63.74%、衣着2.65%、房租12.96%、杂项为13.05%；{57} 据上海市社会局1929年4月到1930年3月对305户工人家庭生活状况的调查，305个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53.2%、衣着占7.5%、住房占8.3%、燃料占6.4%、杂项占24.6%。{58} 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食物支出低于成都工人家庭10个百分点，衣着支出高于成都工人家庭近3倍，杂项支出近于成都工人家庭两倍。从支出构成可知其生活水平远高于成都工人家庭。上海工人家庭其食物支出中主食费用占食物支出总费用的53.4%、豆及蔬菜类占17.5%、肉鱼及蛋类占16.5%、调味品类占10.5%、其他类占2.1%。{59}在食物消费中，上海工人家庭鱼肉蛋类所占消费比重与豆类蔬菜类所占消费比重相当，户年均购鲜猪肉40.97斤，鲜牛肉8.58斤，咸猪肉5.9斤，户年均购鱼55斤，鲜鸭蛋84.9枚。{60} 而1937年成都劳工阶层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肉类消费量为：猪肉9.45市斤，牛肉0.48斤、羊肉0.17斤、鸡肉0.47斤。{61} 30年代初北平工人家庭平均每家一年的肉鱼消费量仅12.78斤。{62}上海工人家庭肉鱼蛋奶类的消费量不仅远高于成都也远高于北平等地工人家庭，其饮食生活水平位居全国最前列。

六、结语

近代城市饮食生活的变迁实质上是由传统农耕文明为物质和技术基础的饮食生活范式向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物质和技术基础的饮食生活范式的转移。沿海与内地城市在工业化、现代化启动与进程、城市人口和财富聚集能力、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和冲击程度的差距必然使市民日常饮食生活变迁的面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是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现代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而近代成都作为一座典型的内陆城市和传统的商业城市，城市的现代化起步晚，现代工业经济不发达，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现代经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和上海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必然导致饮食生活的近代变迁中两座城市在食品工业的发展与食品种类的丰富程度、饮食业的发达与饮食市场的繁荣程度、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程度、饮食消费风气的转变程度、劳工阶层的饮食生活水平高低程度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作为典型的沿海开放城市和工业发达城市，上海市民饮食生活的近代转型起步要早于成都三、四十年，饮食生活的近代转型范围广、程度深，在饮食生活近代变迁的各个方面均遥遥领先于成都。而成都在近代并未能完成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转型，城市生活的主要经济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微弱，生产的社会化、集中化程度低，这也就使得近代成都的饮食生活没有完全实现近代转型，即基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饮食生活范式远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基于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饮食生活范式，两座城市在饮食生活近代变迁中的差异是一个时代的差距。上海与成都在饮食生活的近代变迁中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沿海与内地这两个世界的巨大差异。

注释：

①④{12} 何贤稷：《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87-89、99-103页。

②{18}{20}{54}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728、728、357页。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64页。

⑤{44} 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1、591-592页。

⑥⑦⑩ 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250、427-429页。

⑧ 王尚殿编著《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⑨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11}{25} 《抗战前后四川省工厂概况》，《四川档案史料》1985年第4期。

{13}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轻工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14}{15}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1、112-117页。

{16} 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7、300页。

{17}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19} 陆兴隆、耿忠平：《城市建设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21}{35} 唐家宁：《上海饮食服务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 48、49页。

{22}{36} 柳培潜：《大上海指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 182、186页。

{23} 《四川统计月刊》1939年第1期。

{24} 《社会调查与统计》第6号，1944年7月。

{26} 李世平、程贤编《近代四川人口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200页。

{27} 贾大全、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民国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页。

{28} 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统计》（卫生-17），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9}{34} 商务印书馆：《上海指南・游览食宿》，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30}{40} 李新主编《川菜烹饪事典》，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100-101页。

{31} “四川省成都市中西餐馆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 1941年9月填报，成都市档案馆藏民国成都市政府38全宗工商档，38-11-1829。

{32} 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33}{37} 熊月之主编《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86页。

{38} 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文化史》，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

{39} 姚伟钧：《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41} 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1-242页。

{42}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380页。

{43} 莫钟戒：《成都指南》，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成都旧志》之四，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45}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46} 《洋场咏物诗》，《申报》1872年8月12日。

{47} 《申报》1890年12月7日。

{48} 《余岁论》，《申报》1880年2月8日。

{49} 《立国精神与菜根蔬食之粗厉饮食》，《民间意识》1936年第1期。

{50} 唐海：《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83页。

{51} 郭祝崧：《锦城曲》，《旅行杂志》第23卷第2号。

{52} 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制《四川经济月刊》1945年第3期。

{53}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17页。

{55} 《国民公报》1931年5月23日。

{56} 上海市特别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4页。

{57}{61} 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8、89页。

{58} 蔡正雅：《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简要分析》，《统计论丛》，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93-203页。

{59}{60}{62}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 年版，第30-31、30、31页。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 中英两国在环境学科领域的合作与对比研究 中英两国在物理领域的合作与对比研究 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与对比研究 中英两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与对比研究 中英两国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合作与对比研究 中英两国加强在动漫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英两国的革新与保守 中英两国知识产权的全方位合作 太平洋战争前中英两国在粤汉铁路贯通与运输中的合作 中英两国义务教育学校体育教师绩效工资的比较研究 中英两国高校“多媒体制作技术”课教学研究 中英两国近代前期影响工业化的因素比较 浅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中的政府干预 习语中的中英两国饮食文化比较 中英两国校服设计对比分析及其启示 论中英两国旅游关系及开发英国市场的迫切性 浅论中英两国个人所得税法主要构成要素的比较 浅谈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在教学实践方面的差异 中英两国对中医药研发创新认识差异的访谈分析 中英两国初始现代化之比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5]陈静远等. 中国大学科技园和英国科技园建设和管理模式的研究[J].科技政策与管理，2005，（8）：50-54.

[6]Nai Lia， Gill Kirkup. Gender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use： A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K[J]. Computers & Education，2004，3（2）：301-317.

[7]Jian Hua， Kazuyuki Shimaa et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audience impressions of B2C web pages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K[J].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04，48（2）：176-189.

[8]袁锐锷.中英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0，（3）：26-29.

[9]KONG Qiping.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hematics Textbooks in China， UK and Hong Kong[J]. Journal of Basic Education，1998，7（2）：59-70.

[10]何国龙.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数学的作用及相关问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337-341.

[11]王子舟.图书馆学专门方法论纲[J].图书与情报，2001，（4）：10-16.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澳大利亚人友善热情，自然环境优美，社会环境安宁，教育水平世界公认，是留学及旅游的理想国家。

城市特色

悉尼

悉尼，常常被称为雪梨。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位于围绕杰克逊湾的低丘之上，是用当时英国内务大臣悉尼子爵的名字命名的。20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原，经过两个世纪的艰辛开拓与经营，它已成为澳大利亚最繁华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有“南半球纽约”之称。

当地气候宜人，终年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树木葱茏，繁花似锦，与碧水蓝天相映。悉尼歌剧院以它特别的造型吸引着游客。旁边的悉尼大桥非常雄伟，把河两边的生活连接起来。悉尼塔、情人港、中国城、岩石区、维多利亚女王大厦、BONDY海滩等多处名胜，数不胜数，强烈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

悉尼的中国花园在澳洲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是根据中国南方园林的特点建造的。市内英国维多利亚式、欧洲文艺复兴式的百年大厦与平地拔起的摩天大楼，交相辉映，使市容富有历史与时代气息。悉尼是全国重要文化中心，有全国创办最早的悉尼大学（1852年建）和澳大利亚博物馆（1836年建）。她拥有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UTS(悉尼科技大学)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他们在世界知名度都很高。

墨尔本

墨尔本位于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海港，濒菲利普港湾顶端的亚拉河口，犬牙交错般的海岸延绵200多公里，惊涛拍岸，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市区占地800余平方公里，是仅次于悉尼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由于它集多元文化于一身，既有频繁的商业活动，亦有静谧的郊外风光，花团锦簇的花园，绿树婆娑的大道，古色古香的咖啡馆，有维多利亚式、哥特式和现代风格的各式建筑，它被列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三大城市之一，以“花园之都”闻名世界，市区周围环绕着翠绿的公园，美不胜收。 墨尔本美食节不仅是澳大利亚，同时也是南半球甚至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美食文化活动，它成功地将墨尔本的饮食文化、独特生活方式展现于世人，使墨尔本成为无可争议的澳大利亚“美食之都”。FlowerDrum（万寿宫）被誉为澳大利亚最好的中国餐馆，以粤菜吸引世界各地无数食客，1982年开业至今接待了诸多包括老布什等国际名人，为了保证品质，20多年来独唐人街一家，没有分店。考林街被称为金融街，是澳洲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商业街――斯旺斯顿街你可以买到最时髦的衣服，最现代化的家用电器。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被称为阳光之城，拥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四季如春的气候。她位于黄金海岸附近，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由于布里斯班的发展要晚于墨尔本和悉尼，它为居民所提供的服务基础就比较分散，但却便于享用。例如，布里斯班的4所大学中至少有3所，不论学生居住在哪个区域都便于就读。布里斯班有许多市立的和私立的学校，学费要比墨尔本和悉尼的同档次学校便宜数百元。中国留学生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友善的社会环境、温和宜人的自然环境、较低的消费和优质的教育水平。

铁路把布里斯班与澳大利亚各州首府连结在一起。火车费用比公共汽车的费用要便宜，火车线路从布里斯班中心火车站放射状向外扩展，线路发达。出租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手段，但费用较高。

布里斯班有许多华人餐馆,它们大多分布在市中心和中国城(China Town)。尤其在中国城，您能看到具有许多地方特色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国留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尽享到家乡的风味。

高等教育概况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综合性大学、专门技术学院（又称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及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澳大利亚共有大学42所，其中36所是纳入国家育体系的公办大学。四所是联邦政府办的特种高等专业学校。两所为私立大学。

面对众多的学校，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以下是几所声誉较好的澳大利亚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University of Adelaide 阿得雷德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Wales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University of Melb 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Qld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悉尼大学(UWA)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摩那实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一所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以科研为主的大学。并且招生以研究生为主，如果你是一名理论研究者，想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这里就是首选了。除此之外呢，你应该选择位于悉尼或者墨尔本的大学，例如悉尼大学。这两个城市人口多，商业活跃，工作机会也就多。喜欢电脑，打算读IT的朋友，你不妨来悉尼。因为许多有名的大公司都有总部设在这里。你将很容易获得交流、学习、实践和工作的机会。澳洲的大学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比如，UNSW是以工程类而著名的学校，悉尼大学是澳洲最古老最综合的大学、UTS的计算机很有声望等等。

海外留学生英语专修课程(ELI－COS)专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英语培训及有关服务，全澳总共有一百多所注册认可的ELICOS 学院。从签证角度出发，中国学生不能只在澳洲学英文，ELICOS 课程必须作为一个正式课程的预备课程。

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的课程包括大学课程及研究生课程:大学课程――包括文凭及学士学位课程，研究生课程――包括研究生文凭及证书、讲授硕士课程、研究硕士课程及博士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学制一般为三年，有些课程（通常如医学和建筑学）可长达五年。澳大利亚设有“荣誉学位”（Honors Degree）。获准就读者通常为在普通学士课程学习过程中成绩较为优秀的学生。获得荣誉学位须在完成学士学位后再加读一年，但此学位仍属于学士课程阶段。

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以研究（by research）或以授课(by course work)方式进修。以授课为主的硕士课程学习年限为一年到一年半，在完成学业前要完成毕业论文；以研究为主的硕士课程学制为一年半到两年。澳大利亚的硕士文凭课程学制为一年，这一课程主要是让学士学位获得者（如果申请人有相关专业的丰富工作经验而未取得学士学位，学校也可以考虑录取）以密集课程学习到专业知识并获取资格。这一类课程通常为硕士学位课程的第一年，因此如果继续学习半年至一年一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的博士学位学制至少为三年，一般以研究方式进修课程，但也有一些学校采用授课方式。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红楼梦》；饮食文化；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91-03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从1830年迄今为止近2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无数翻译家对其进行节译或全译。《红楼梦》有将近20多种文字的译本，近60多种译本，其中全译本有12种[1]。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最能反映各民族的特色文化，而《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中的饮食词汇就是代表中的代表。本文从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出发，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和借鉴译者们的翻译手法，以便更好地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红楼梦》英译本很多，比较著名的全译本有《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大卫・霍克斯）翻译的前八十回，其女婿John Minford（约翰・闵福德）翻译的后四十回；《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翻译[1]。

国内《红楼梦》英译本研究主要集中在：（1）人名的翻译。陈、曾莉[2]从文化差异角度分析译本人物姓名翻译上的中国文化缺失现象。（2）颜色词的翻译。汪小祥[3]针对汉英颜色词的情感意义和社会文化涵义的异同，提出采用归化、异化、异化加注、拼音加注等多种翻译方法。（3）服饰词、配饰词的翻译。朱学帆[4]通过分析两个英译本中服饰词的翻译，说明不同的翻译策略能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4）宗教文化的翻译。梁书恒[5]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两个全译本的翻译，揭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5）民俗词的翻译。王红英[6]提出，任何翻译策略及翻译手法都会造成文化流失现象，译者只能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以搭建文化传播的桥梁。（6）委婉语、习语、典故、俗语的翻译，如刘金保的《〈红楼梦〉中死亡委婉语翻译研究》[7]。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劳伦斯・韦努蒂是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倡导者。在语言的发展进化中，德国著名的翻译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归化”、“异化”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在语言翻译界引起很大。从总体上看，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他认为“归化”翻译始于17世纪时期的英国，而“异化”翻译形成于德国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他将“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使之分别代表一正一反两种翻译态度。

当今世界中，英美文化由于其国家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雄厚的实力而成为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韦努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an be a form of resistance against ethnocentrism and racism， cultural narciss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interests of democratic geopolitical relations.”也就是说，“异化”的翻译模式就是打破原文中的语言构成方式，打散原文中的语言规则，用不顺畅、不常见的表达形式来揭示语言中需要填充的部分，并将这部分内容进行“混乱”处理，确保需要覆盖的段落能够被变相地“保护”起来。所以，“异化”翻译模式也被称为是“暴力翻译文化”，是翻译者软化英语“暴力”翻译的重要手段，保护被翻译的对象不受外部语言的入侵，防止破坏原文语言的构筑氛围[8]。

劳伦斯・韦努蒂逐步吸收了多方位的构成主义，并在哲学的范畴上不断开拓，将需要翻译的语言、文学归纳成为一种全面的理论文化，通过“归化”“异化”的多项处理手法，强调译文内在的引申含义，使被翻译的作品中也能够保有和原文一样深刻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三、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版本比较

下面就借助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理论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与大卫・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闵福德的英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中的饮食词汇翻译进行比较。

（一）关于“茶”的翻译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中，贾母来到栊翠庵，妙玉招待吃茶，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9]

杨译：“I don’t drink Liuan tea，” said the old lady.”

“I know you don’t，” replied Miaoyu smiling. “This is Patriarch’s Eyebrows.”[10]

霍译：“I don’t drink Lu-an tea，” said Grandmother Jia.

“I know you don’t，” said Adainantina with a smile. “This is Old Man’s Eyebrows.”[11]

杨译采用了中规中矩的普通话，而霍译采用了大别山区的安徽方言，是典型的异化翻译，突出了浓厚的中国本土语言特色。在诸多红学研究家中，很多探究者都认为“老君”的意思是“寿星”的又一别称。顾名思义，“老君眉”指得就是高额头寿星脸上弯弯的眉毛。杨译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象，为归化翻译，霍译采用了异化归化相融的方法，更为通俗易懂。在茶名的翻译上两者也是各有春秋，如“枫露茶”，杨宪益译为“maple-dew tea”，“普洱茶”译为“puer tea”，“女儿茶”为“nuer tea”，“龙井茶”为“Longjing tea”，这种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的翻译方法在认识论上属于异化，在方法论上属于音译，几近零翻译。而霍克斯全部采用了音译法，将“枫露茶”译为“Fung Loo”，用了粤语。在“茶”的翻译中，杨宪益重在使英文读者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更好地理解原文，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法从话语表征样式上看出这些茶的信息，这种处理方式带着归化的色彩与笔法，丧失了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而霍克斯旨在将东方元素传递给英文读者，渲染神秘色彩，体现了典型的异化论翻译方法。

（二）关于“酒”的翻译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林黛玉正在酝酿作诗，想喝一点酒，斟了半盏，看看却是黄酒，于是说：“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宝玉连忙回答：“有烧酒。”便令人把“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9]。

杨译：“By now she had poured half a cup and could see it was yellow wine. … ‘What I really want is mouthful of hot spirits.’”[10]

霍译：“… But it proved to be yellow rice-wine， whereas what she wanted was spirits.… ‘What I really need is some very hot samshoo.’”[11]

Wine本指葡萄酒，后经演变指酒的总称，霍译较杨译加了解释，更容易被英文读者所接受。“烧酒”就是白酒，即蒸馏酒，英文中有表示白酒的词spirit，杨译从翻译方法论来说是意译，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是归化翻译。霍译所使用的“samshoo”充满异域风情。samshoo又作samshu，是取汉语“三烧”的音，表示“烧酒”。中国元代曾将“烧酎”称呼“烧酒”，“酎，三重醇酒也”[12]，意为酒经过三次蒸馏发酵而得，如今日语中的“烧酒”也写作“烧酎”。霍译采取的是归化与异化相融的翻译法。在“酒”的翻译中，杨宪益常用直译的方法，如将“惠泉酒”译为“Hui Fountain wine”，“西洋葡萄酒”译为“western port”，“绍兴酒”译为“Shaoxing wine”，在认识论上属于异化翻译。霍克斯多采用“XX+ wine”的形式，如将“惠泉酒”译为“rice wine”，“西洋葡萄酒”被翻译成为“West Ocean grape wine”，“绍兴酒”则被译为“Shaoxing wine”。由此可见，两位译者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杨宪益较多地使用异化翻译，以贴近与英文读者的距离，而霍克斯较多地使用归化翻译，在英文读者与译文之间营造陌生感。

（三）关于“点心”的翻译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题”中，袭人端过两个盒子，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鸡头和红菱两样鲜果，另一个碟子是桂花糖蒸新栗粉糕[9]。

杨译：“The first she opened contained fresh caltrops and euryale seeds， the second， powered chestnut cake sweetened with osmanthus.”[10]

霍译：“Aroma… put foxnuts and caltrops in one and a saucerful of chestnut fudge （made of chestnut puree steam-cooked with cassia-flavored sugar） in the other.”[11]

杨译淡化了点心的制作方式和馅料样式，但用动词“sweetened”来翻译名词“糖”，采用了描述性的翻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属于归化翻译。霍译用“fudge”代替“糕”，cassia指的是英文读者常用作香料的“肉桂”，与汉语中的桂花有所出入。puree指的是“泥状的酱”，在西方食物的制作方法中常将配料做成泥状的酱。在“点心”的翻译中，杨宪益主要采用淡化点心的制作方式，翻译方法论层面上多直译，且简化翻译，在认识论多属于异化翻译法。而霍译本不仅译出了原材料，还增添了许多英文读者所熟悉的点心词，将其转化为在味道和气味上更能让英文读者感到熟悉的口味，较多地采用了归化翻译。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饮食词汇翻译上都带有归化和异化的色彩，但在细微处却极为不同。杨译本多直译，讲究的是文章直线式翻译方式，从翻译策略上来看可称为一种保守型的翻译方法，以便在不影响解读的情况下，加深文本的信息内涵，从而强化翻译之后的思想特性，最大程度地维持读者阅读时的流畅感。而霍译本多意译，从翻译策略来看可称为张扬型的归化翻译，目的在于让原词在译后带有思想性和回味感，提高英文读者的阅读兴趣，并让读者时刻保持联想和思考。总的说来，译者们在归化的大语境下适量采用异化策略，让译本在文化传递和翻译美学方面完美地结合起来。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仍不失翻译名著。

参考文献：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

〔2〕陈，曾莉.英译版《红楼梦》中姓名翻译的文化缺失[J].文学教育，2015，（08）.

〔3〕汪小祥.论《红楼梦》颜色词翻译[J].外国语言文学，2010，（03）.

〔4〕朱学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配饰翻译的对比与鉴赏[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5〕梁书恒.《〈红楼梦》中的宗教文化与翻译[J].考试周刊，2014，（96）.

〔6〕王红英.论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节庆民俗词汇的文化传译[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7〕刘金保.《红楼梦》中死亡委婉语翻译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8〕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9〕（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湖南：岳麓书社，2001.

〔10〕Written by Cao Xueqin and Gao E，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2010.

〔11〕Written by Cao Xueqin and Gao E，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and John Minfor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1973.

英国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素食主义简介

（一）素食主义定义及其分类

素食主义者，俗称“吃素的”，即只吃蔬菜而不吃荤菜的人。素食主义是一种饮食文化，实践这种饮食文化的人称为素食主义者。他们不食用一切有生命和感情的动物之肉，包括家畜、飞禽、鱼类、海鲜等，但一般可以食用蛋、奶、黄油、奶酪等奶制品。

素食主义可以说世界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在全球素食主义人群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严格素食、蛋奶素食、健康素食、动物保护主义素食等。

（1）严格素食 ：严格素食主义者不但不食用任何有生命动物的肉，而且连蛋、奶制品甚至蜂蜜都排斥在外，也就是说，只靠植物类食品维持生命，凡来源于动物的食品一律不沾。除了食物之外，严格素食主义者也不使用动物制成的商品，例如皮衣、皮鞋、皮带、皮包等皮制品和含动物体成份的化妆品。

（2）蛋奶素食： 蛋奶素食也称为"不严格"素食，这类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但会食用奶类蛋类和其相关产品，像奶酪、奶油或酸奶以及蛋类。

（3）健康素食主义：新素食主义者并非完全拒绝荤食，他们坚持的是基本吃素，坚持动植物食品混食的饮食原则，这也是他们和传统吃素的饮食的最大区别。

（4）动物保护素食主义：为了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动物保护素食主义反对屠杀饲养或野生动物，拒绝肉食，他们大多崇尚有机食品和天然营养产品。

（二）素食的缘由

（1）宗教因素

可以说大部分素食主义都是由原先的杂食主义转到素食主义的，这就和素食的缘由大有关联。

国内本土的佛教从古至今都大讲素食修行，佛教主张不杀生，按照六道轮回的理论，人与动物等会互相转生，因此动物也可看作是暂时堕落的人，杀害它们、吃它们的肉是太不慈悲的事情。

基督教在旧约的创世纪中提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基督教提倡人们不要杀生，有早期的素食主义的观点。

印度教同样是奉行素食主义，素食主义作为非暴力、不杀生（ahimsa）教理的一部分深深扎根于印度的文化和宗教之中，印度教的《摩奴法论》中说：“不杀生是无法获得肉食的，鉴于杀生违反了ahimsa 的原则，所以人应该放弃肉食。”

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中，真主对人们说：“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非诵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觚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然可吃；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禁止你们求签，那是罪恶……。”伊斯兰教讲究的是特殊的饮食观念，把不洁净的食物剔除掉，以洁净信徒的生活。

倡导素食的宗教还有很多，如：古希腊的奥尔弗斯教，毕达哥拉斯教等。

（2）健康

现代社会，以大量肉食为代表的饮食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正在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富贵病”人群日益增多，肿瘤，癌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动物种族的数量日渐萎缩，自然环境被不断破坏，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甲流接踵而至……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开始了对“吃”的反省。如何吃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社会现象，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甚至关系国计民生。

（3）其它缘由

对于素食的缘由，有一些人是出于对动物的保护，他们为了保护动物的权力，提倡万物平等，而呼吁人类不要食用动物，而且也提倡减少动物皮毛等产品的使用。

也有人出于对环境保护而提出素食主义的，认为素食能够引导低碳生活，从而为地球生态做出贡献，使地球生态环境朝良性发展。

二、素食主义的发展

《地球公民》中有句话，真理被人接受往往经历3个阶段：嘲讽―极度反对―逐渐接受。素食主义虽然还未被大家公认为真理，我觉得最终会被大家所接受并且践行。

素食主义运动正式诞生于1809年英国的曼彻斯特。当时，有一些基督教教会的成员一起发誓禁食酒肉。1847年，这个修行团体脱离了教会并成立了素食者协会。随后在80年代早期素食协会的成员发展到超过2000人。1889年英国估计有52个素食餐馆，其中有34个在伦敦。1889年甘地成为伦敦素食协会的一名成员。同一时期，素食主义运动也相继在其它西方国家开展起来。美国于1850年，德国于1867年，法国于1899年分别成立了素食者协会。1908年，国际素食者联合会在北爱尔兰成立。1949年，美国素食者联合会成立，1960年，美国严格素食者协会成立，它们都被国际素食者联合会接纳为分支机构。

如今，全球袭来素食风潮，世界素食人口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素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2012年7月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是素食主义者，而自认为是纯素食主义者──不吃一切肉类和奶制品的人──的人口比例为2%。六分之一的英国人已经开始吃素，素食成为社会主流的一部分。意大利素食者比例是8%，450万。德国8%，700万，素食连锁店遍布大街小巷。在印度，由于各种主张素食的宗教十分盛行，素食者一亿五千万，使之成为世界上素食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香港，200多家素食馆生意兴隆。台湾，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吃素。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20%的运动员都是素食者。我国的素食热潮正如雨后春笋，不断成长，全国有200多家素食餐厅，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北大，清华，中山，浙大等高校出现了素食窗口或学生素食组织。由此可见，人们的素食健康，爱护动物，环境保护意识正在逐步加强。

三、素质主义的益处

我所提倡的素食并不是让你“永生不知肉味”，而是让你树立一种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的理念。经过科学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素食主义有很多益处，如下所述：

（一）素食与生态环境

联合国报告指出：畜牧养殖业是造成当今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主因之一。根据研究数据表明，畜牧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所有的车，卡车，船，火车与飞机的总排放量。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有65%来自肉食，而一氧化二氮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96倍；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甲烷有37%来自肉食，而甲烷的温室效应为二氧化碳的23倍。肉类的生产，包装，运输和烹饪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植物性食物多很多，其对引发地球的温室效应为所占人类行为的比重高过25%。此外，肉类生产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与能源，制造了大量的水污染，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并且不断增加着对玉米，豆类和其他谷物的浪费，而这种浪费要由砍伐热带雨林而开垦耕地来弥补，这样一来，造成了环境破坏，也使生态失去了平衡。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现实，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才能挽救。如果大多数人采取素食，或者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加入素食的队伍，那么我们的生态环境会逐步有所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都会朝有益的，可持续的方向去发展。

（二）素食与国计民生

畜牧业是毁林的主要驱动因素。畜牧业占用了全球陆地面积30%（除去冻土面积）。亚马逊平原有70%的森林用来放牧，砍去树木的土壤失去稳定性，土壤遭到大量的牛羊践踏，导致土壤硬化板结，造成大范围土地沙漠化。如果我们停止肉食的话，只需30%的土地，就可以喂养我们所有的人口，而且无须使用化学肥料。土地将得以再度喘息，恢复生机与活力。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显示：一公顷土地能喂养的人数，是22个吃土豆的人或19个吃大米的人。但如果吃肉的话，就只能养活2个吃羊肉的人或1个吃牛肉的人。

地球上有将近十亿人正在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每年有四千万人死于饥饿，其中大部分是小孩。尽管如此，世界上却有36%的谷物，74%的大豆不来供应人吃，而是用来饲养牲畜。在美国，牲畜就吃掉了70%的谷物收成。目前全世界用于喂养牲畜的谷物足以供20亿人食用。吃素每年可节省7亿吨谷物，这将是全球粮食的一半。不仅如此，畜牧业是对地球日益稀少的水资源破坏最大的部门之一，直接导致地球水污染，富营养化和珊瑚礁的退化。一公斤的牛肉耗水量为20000公升，鸡肉为3500公升，黄豆是2000公升，米为1912公升，而小麦只需900公升，马铃薯更少，只要500而已，牛肉是其40倍。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素食主义可以流行起来的话，从小的方面讲，不仅缓解世界性贫困问题，也会减少了水资源污染和破坏。从大的方面讲，素食关系着国计民生，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素食与营养健康

说到营养，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只吃素，也许会造成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最终造成营养不良。但经过权威的科学研究，事实却刚好相反。哥伦比亚大学韩汀博士和瑞典科学家林内指出：人类身体构造天生为素食设计，牙齿和曲肠都是用来咀嚼和消化谷类和植物的。植物的营养是第一手转化自太阳的能量或蛋白，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蔬菜中的钙质就比牛奶中钙质更好被人体利用，用蔬菜代替动物制品来补充蛋白质，能非常有效的降低人体钙质的流失，这也是素食者比肉食者拥有更强壮骨骼的原因。

另外，素食可以降低体内的酸性，从而使身体呈弱碱性，达到降低胆固醇、血压的含量，并减少癌症的发病率。素食可以增强免疫力，减轻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可以使体魄更加的趋于自然的平衡。

所以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健康，也最能有效控制和预防慢性疾病；而已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如心脏病，中风，肿瘤等。肉食者过于肥胖的几率，比素食者高出9倍。素食者比非素食者平均寿命高达15年，有效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预防中风，改善动脉硬化，降低五成心脏病风险，强化免役系统，预防许多种类的癌症。2012年上海市调查了100多位百岁老人，也大多以素食为主。

（四）素食与道德

《地球公民》中有句话，“如果屠宰场的墙是玻璃的，那所有人都能变成素食者。”我们餐桌上吃的牛羊猪肉，它们生前在屠宰场受到的是怎样的虐待和？它们死前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我们又是否知道猪在被扔进滚烫的沸水中褪毛时还没有死透？我们又是否听到过屠宰场中垂死牲畜发出的凄厉哀嚎？天下众生皆平等，人们有什么权利如此的对待动物？……正如我们的身体在恐惧、愤怒或紧张时会得病一样，动物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体内会产生极大的生化异变。当它们见到同类惨遭屠宰，为了活命而极度挣扎时，体内的多种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 会异常分泌，死后，大量的荷尔蒙便留在了肉中，随后毒害食用者的身体。美国营养机构早已指出：动物死尸是富含大量毒素的物质。为了防腐，肉类中的化学添加物（比如硝酸盐等）及食肉者肠内微生物的变异，是致癌的重要原因。人类大量的食用动物，不仅无视了动物的生命以及权利，甚至也危机了人类自身。所以，不管是为了保护动物还是人类自身的安全健康，素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五）素食与智力

英国科学家在8170名参与试验者发现：经常吃肉会导致智商下降。儿童时代智商较高的，由于偏好肉食，其智商没有太大提高。而喜欢进食蔬菜的儿童，智商有明显的提高。各种调查结果显示：素食儿童一般较少病痛，智力较高，寿命较长，人迹关系较佳，精神与耐力也较佳。

很多世界名人也都是素食者，并且他们从中获得很多益处。爱因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曾说：“如果全世界都采取素食，就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而美国的发明之父富兰克林说：“我拒绝吃肉有时会造成不便，经常有人说我是怪人。但吃素这种负担较轻的饮食，使我的思绪越来越清晰，理解的速度也更快。”智商最高，超过200的达芬奇则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吃素。”奥运会获得9枚金牌的卡尔 刘易斯很明确的表示：“实际上，在田径赛中，我最好的参赛成绩是在吃素后的第一年。”不管是巧合还是素食与智力真的有一定的关联，仍然需要科学的进一步验证，但是素食对人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四、总结

素食，表现出了回归自然、回归健康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返璞归真的文化理念。素食是一种更健康更回归自然的饮食方式，既可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又色香味俱佳，还可以爱护动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素食向世人展现了一种更环保、更节能、更有人文关怀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可否定，长期的素食也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青少年成长期间，应荤素搭配。但是长久看来，素食对于人的身体健康，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良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