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交风云

1949年10月1日，是庄严神圣的日子，这一天在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世界上诞生了一个改变世界格局、改变第三世界民族命运的新生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工作百废待兴，我们需要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国内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争取友好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外交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是世界了解我们、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平台。因此，外交工作在共和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为彻底改变旧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地位低下的对外关系的性质和原则，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新的外交关系。在谈到这一外交方针时说，“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屋子”，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的内部制造麻烦。[1]

对于如何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指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2]

当时，新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对峙。政治上，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百般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内行使合法权利，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受美国影响，当时的西方大国几乎都不与中国建交。但苏联对于新中国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经济体制方面都与苏联基本一致。新中国刚刚成立，立即得到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的承认，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还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交。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先后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建交，并打开了与阿拉伯、非洲国家的外交大门。[3]

二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世界局势依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美国继续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50年代前半期，联合国是中美两国进行交锋的重要场所。两国间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中国政府力求驱逐集团的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则竭力排斥新中国进合国；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和谴责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粗涉，要求美国撤出亲台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操纵联合国提出多项议案，企图掩盖朝鲜问题真相，达成对美国有利的政治解决。然而为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对外反对战争，对内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在许多场合，阐述了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思想。基于这种思想，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建立起中美领事级接触，由此开始了延续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是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不断在台湾海峡挑起事端，在越南制造“北部湾事件”，并把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敌视对象。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后来苏共公开挑起论战，并逐步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致使中苏关系由亲密走向分裂。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和文化。同时，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中法建交后，在西方阵营内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发展较快。截至1966年，中国又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5]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越发紧张。苏美争霸开始升级，苏联利用美国陷入印支战争、分身乏术的契机，缩短了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上，趋于与美国势均力敌。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使美苏争霸总体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70年代末，苏联构成了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中国之势，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历时九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由于苏联态度强硬，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此时的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考虑，谋求改善美中关系。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的松动，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同许多国家正式建交。70年代初，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英国、荷兰同中国关系也由此升格为大使级，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还改善了同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关系，加深了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谊；并同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同拉美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松动。

三

20世纪80年代，美苏两极格局被打破，多级化格局逐渐形成和发展。第三世界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曾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对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做出了科学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于孤立霸权主义和进一步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也做出许多具体的、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调整：从过去主张反帝、防修，转变为强调同各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决定亲疏；在处理党际关系上，中共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6]这些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外交工作的新思路，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日臻成熟与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美关系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日本、西欧在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在 “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下，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和平解决了中葡、中英的历史遗留问题。截至198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近一百三十个。[7]

20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开始新一轮大动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两大主题。在世界新旧格局转化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沉着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断发展对外关系，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这一阶段是中国同外国建交最多的时期之一，中国分别与韩国、以色列、独联体各国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与中国为邻的国家，通过双方不断努力，双边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加强。截至1999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一百六十多个。[8]

21世纪，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的伟大战略构想。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洲国家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世界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9]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构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内战略构想的自然延伸。由、等人确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仅在从1949―1978年的近30年中得到了全面的执行，而且其中许多重大的原则和方针，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所坚持，成为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和战略策略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积极态度等。因此可以说，的外交思想与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贯立场”。[10]

六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新世纪取得更加灿烂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7][8]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力平：《传》，北极星书库。

[9]：《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10]李景治：《“和谐世界”：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本文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