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篇:“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

回溯戊戌前百年，整个欧洲社会笼罩在大革命的阴影之中，最后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那场革命结果是，原来的波旁王朝被“一个比大革命的制度更加强大和专制的体制取而代之”，那个体制“夺得和集中权力”后，乃变本加厉，“压制以昂贵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

然革命仍像燎原烈火，从欧洲烧到亚洲大陆。甲午年前后的中国，正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迎受革命，要么断然改革。改革第一步，就是权力下放，英国便是如此，想明白了，权力下放了，社会前行，王室作为象征保留，国王还是有得做。但权力总有惰性，政体改革直涉权力，握重器者必要到最后关头才会有所动作。

1901 年“辛丑条约”后，清廷开始筹划其立国以来第三次“新政”（ 前两次先后为同光新政又称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此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三次新政间隔不过5 年，足见形格势禁，不得不改）。

1905 年9 月1 日， 慈禧颁布预备仿行的谕旨。是年废除绵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1908 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限，同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11 月，溥仪继位。1909 年3 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

12 月，16 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 年又3 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至1910 年10 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各地要求1911 年召开国会。清廷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9 年改为5 年，定于1913 年召开国会。

1911 年先成立内阁。同年5 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定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任总理大臣（因内阁成员过半为皇族成员，被讥为“皇族内阁”）。

至此，除中央政改外，在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法律，其中除宪法大纲外，还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

可见，清末政改正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若即若离中进行，只是积重难返，犹行坡，步履过于缓慢，太令各界民众失望，民众自不会一味无休止等待。清廷作茧自缚，一误再误，错失良机终成定局！

其间，张謇曾有言：“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呼！世人知余言之痛耶？”痛哉斯言！诚哉斯言！智哉斯言！至哉斯言！

当张謇进入中国社会重大社会活动序列之际，他自然意识到，自己已站到中国改朝换代（李鸿章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口，令他至为纠结的是，他幸而不幸，乃为中国知识精英最前列一员，同时又无法摆脱传统赋予他的“舍身喂虎”的献身责任，在他而言，救国家和人民于危亡，“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降之大任，他自当慨然承担。于是，他须得以最大之沉着、忍耐和坚定，去向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良方，去向世界民族的文化中寻求良方。

这种由最大功利最大务实目的萌生的文化转型理念，较之后来那些闭关书斋或自由游弋的清谈式的文化转型理念，自有其更为迫切、悲壮和崇高之一面，且能体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完善互补，益增其务本求实、以实践破解理论困境之价值，可圈可点。

他山之石，常可攻玉。以当时信息传播之速度，与其远向欧美取经，不如就近向东邻借笈。马关条约后，国人对于日本，又恨又敬。盖德川幕府期间，日本与中国一样闭关锁国，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最后将自己多年之老师击败于手下，中国人虽蒙受奇耻大辱，其中明智之士，乃怀卧薪尝胆之志，认真关注起这个迅速崛起的蕞尔小国的成功之道，其中，张謇便是以深谙国是识途老马之身，进入“西学东渐”和文化转型行列。

近百年来，历朝历代都谈国耻，都谈雪国耻谢天下，殊不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自立，不仅在枪炮，在物质技术，在器物层面，而更在民心，在民族之精神。

洋务新政后，朝野也有一种一味“求强”、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一切之思潮，无视人心乃各国立国之本这一普世原则。殊不知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实施愚民政治，把国民之责任心消磨殆尽。如张謇在其日记中所述：“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其人之言信否，可援百年历史，甲午战事是明证，此前两次鸦片战争是明证，其后庚子事变亦是明证。以甲午战事为例：清军总兵力98 万，日军兵力24 万，清朝军舰82 艘，日军25 艘，最后依然落得完败，清军作战力不堪一击暴露无遗。

秦汉以降，悠悠两千余年，中国国力在人类世界一直居领先地位，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与之相比，都是昙花一现，不能望其项背。至1830 年前后，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产值刚刚超过中国；至于英国产值之超过中国，则是1865 年以后的事。及至1900 年，美国产值刚刚超过英国。

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国耻，可以断言：不是钱的问题，是民族的精神，是国民的素质。

从张之洞、张謇、梁启超，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等，都深悉其理，故均极力倡行中国之事当立足文化转型，以文化教育为先。张謇尝言：“教育为万事之母”，盖教育者，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便是最后痛定思痛，决意“要以教书匠终其身”例。此亦“五四”从政治运动转变为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标志之一。

民富和国强，民为主，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惜的是历朝历代都有意无意忽视和绕开了这一点。而出身农家、历经人生和社会坎坷又博闻强识的张謇，对其之古训烂熟于心。张謇曾言：“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纵观他甲午年后的活动踪迹，不难看出，他在强国富民上付诸的实践是：一面积极发起参与对政体的改革，一面又致力于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精神的实业教育活动。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呕心沥血，付出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心智和毕生操劳。

回眸那一历史时段，实在是变数多多，令人浩叹不已。当时之中国社会，实际上活跃着两股政治力量：革命和改革。就像赛跑，看谁跑在前头，看谁率先冲刺终点，其结果都将决定未来中国政局走向。其势又犹如一盘棋局，一旦开局，瞬息万变，便已不由任何人个人意志为转移，智者达人裹挟其中，能做的只能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革命与改革虽一字之差，利害至大。乃避害趋利，而致力于社会之改革，政体之改革，这是张謇从大处揽民族整体利益之视野作出的抉择。张謇晚年，曾总结生平言：“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今人评价张謇渴望政局稳定，主张渐进式改革，对晚清政局演变具重要影响，论属公允。

张謇体属之绅商阶层，是从晚清体制内产生的新兴社会阶层。当多事之秋，为救国和救实业，乃组织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最务实的推动力量，时称务实立宪派，为晚清三种立宪势力之一（清末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且注重民生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框架。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此间张謇领导群伦，于朝野间力促清廷加快政体改革步伐，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至巨者，包括1910 年由他发起领导的遍及全国的国会大请愿运动。

然而，“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

1911 年，武昌举义，革命的步子跑在了改革前头。事出意外，又属必然。随之出现南北对峙，千万同胞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之事实一触即发，张謇审时度势，乃断然表态：“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又及时致函江苏咨议局赴京请愿代表，明确表态要顺应历史潮流：“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乃为社稷苍生计，为民生计，发起参与南北议和，直至清廷退位，双方休战，张謇可谓是亲身参与敲入满清专制这口棺材的最后一枚钉子。

比之那些高居庙堂的官僚贵族，比之那些跃跃欲试的投机政客，张謇具备他们各自所缺少的那部分学问、睿智和历练，他的思维和决断力在经验的土壤上吸纳文化转型的养料成长，故更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謇曾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需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是故其人凡行事必有轨迹，凡轨迹必有所循，所循则必有所依。所依者，高屋建瓴之理念。

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也从来没有过重复。清末政局，在明代就从未预展；同样，清末政局，也没有在民国重演。百多年前，张謇之世界目光及见解，振聋发聩，余音及今。其人所言决策者应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之世界眼光，至今仍有其鸟瞰历史、驾驭现实之借鉴意义。

今天看来，张謇在实践其文化转型理念上自有其互为因果的逻辑链。

他竭力坚持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意图，积极参与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目的是希望因势利导，消弭冲突，努力促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他实业教育救国主张的实施。在此基础上，又进而希冀通过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率先在一个地区践履文化转型，普惠民生，促进民智，进而影响全国，使古老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再现辉煌。

而事实上，经过卓越艰辛之努力，张謇确实和自己的兄长张一起，将南通建设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全面示范意义的模范县，一个至今已获得历史验证且泽被后世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可以认为，张謇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成功经验和借鉴作用。